与美国开战的敌人中，日本是一个最值得研究的国家。这是个被称为强大对手的国家，其自身的思想与我们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在别的战争国的。就好像在1905年与我们作战的沙俄一样，敌对国跟西方文化传统毫无瓜葛，但是武装却很充分并且是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民族。普遍地被西方国家所接受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示例，对于日本这个战争国而言很明显地不相符合。因此就造成太平洋上的战争不单是登陆岛屿进行侵略和困难重重的后方工作问题，因而了解敌对方的思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避免被敌方攻击，因此了解他们自身的行动成为主要问题。
相对而言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在日本国的大门被打开后的七十五年以来，我们描述日本人的词汇总是少不了“但是，又……”之类的一系列令人感到迷惑的词句，跟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描述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个非常严谨的观察家在探讨除日本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时候，根本不会说他们看上去很有礼貌，但紧跟着的一句就是：“可是，他们又很高傲、蛮横无理。”同时也不会说这个民族的根基非常牢固，又说：“可是，激烈的革新对于他们而言又很容易适应”；当然也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看上去是如此温顺，另一方面又说他们不会轻易地就被驯服；也不会既说他们对国家忠心、对其他人宽厚，同时又说：“可是事实上他们很叛逆，心存怨恨”；也不会一方面描述他们是怎样的勇敢，又讲述他们遇到事情是怎样的怯懦；也不会一方面描述他们的行动必须要考虑到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的面子，同时又会说他们其实很有良知；也不会说他们既接受机器人般的训练，又说这个军队是怎样地不受管教，有时还会以下犯上；也不会说这个民族是怎样地崇尚西方文化，又说他们坚守怎样地保守主义。同时他也不会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是如何地爱美的书，如何崇尚演员跟艺术家，对于菊花的栽培是怎样地热衷，但却还有一本书说，这个民族是如何地崇尚刀剑。
但是，这些矛盾早已成为关于日本论著中纵横相交的经纬。菊花跟刀剑，它们都是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的性格崇尚斗争但是又不失温柔，滥用武力而又爱美，高傲但是又很有礼貌，固守己见而又温文尔雅，容易驯服但是不轻易受人控制，忠贞但是却容易反叛，有勇气但是有时还很懦弱，很保守但是还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对于别人给的评价他们十分注重，可是当没有人知晓他们的罪恶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罪恶征服。军队接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但是却有很大的反叛性质。
因此了解日本的文化对于美国而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还有那些百思不解的矛盾置之不理。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他们的下一步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威胁？是不是可以不用进军日本本土就可以使之投降？或者说是直接攻击他们的宫殿？在日本战俘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什么？在对日本人进行宣传时，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那些被俘获或者正在奋战的美国人，而且打消日本人的战争意志力？关于此类问题在日本通中也有很大的分歧。如果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人是不是还会一直实行军事管制？我们是不是还要跟那些疯狂的战士们在深山中进行战争？如果世界和平可以实现，在法国或俄国式的变革会不会也发生在日本？那么这次变革的领导者又会是谁呢？再或者说，这个日本国只能是选择灭亡？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是数不胜数。
在1944年6月，我开始接受研究日本的工作。我将会使用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学者的所有研究方法，以便真正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那年夏天，对于日本的攻击我们刚开始进行反击。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跟日本的战争还要持续三年，或者十年，或者是更久的时间。然而很多日本人认为这次的战争会持续上百年。他们认为，虽然这次的战争美国取得了局部胜利，可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跟日本本土之间的距离还有几千英里。日本根本就不承认这次战败，日本的国民还是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的胜利者。
可是，就在六月之后，战况开始有所改变。第二战场被欧洲开辟，最高司令部在给予欧洲战场的两年半以来的军事优先权已经没有必要，对德战争也已经是接近尾声。我军已经在太平洋的塞班岛上登陆。这就意味着日本将会彻底地战败。从此之后，美军跟日军就会短兵相接。还有，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地了解，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战役中，我们的敌人是一群怎样可怕的怪兽。
所以，在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我们必须要深入地了解。关于这些问题，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也不管是最高议会的决策，还是为了让你给日军了解我们实力的需求，都必须要有更确实的意见。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那儿能够取得哪些指望？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也会怎样做。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与日本正处在交战状态。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并且暂且不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出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方法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也无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我无法目睹他们作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当时唯一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Embree）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未涉及。
虽然有上述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具备某些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需的条件。至少我不必完全放弃人类学家非常重视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的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我们国家里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是如何判断这些事实的，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认为这是理解任何文化都必不可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追踪日本书面和口头宣传中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所要寻找的答案有许多是根植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曾经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来探讨日本文化，我们就能够更加圆满地发现这些答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查阅资料，也不意味着我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请教。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初见成效。这些优势是那些研究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文字，不能用文字、笔墨来记录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风情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浮光掠影。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层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文献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不少自身不寻常的心路历程的书。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剖析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日常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宏伟的全球侵略计划，其露骨程度实在让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吧。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习而不察、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剖析自己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他在最后完成物种起源理论时所做的那样，特别注意那些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犬牙交错的意见，我应该事先了解些什么呢？对于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是那样大加指责，而对于似乎是罪大恶极的行径，他们却心平气和地予以默认。在这种态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阅读文献时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这幅画有何毛病？”“为了理解这幅画我应该掌握些什么呢？”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影片资料：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看过后我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得迷惑不解时，但是他们却不会这样。并且，他们与我对剧情、动机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从电影的整个结构来理解的。这就如同是在阅读小说一样，我跟那些在日本长大成人的日本人的理解之间就存在着十分大的差异。这些日本人，他们之中有的人喜欢对于日本的风俗进行褒奖，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对日本的一切深恶痛绝，至于哪种人令我受益更多一些，还真是很难说。可是，他们对规范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价值观的态度却是十分一致的，无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所表现出的态度是加以排斥还是欣然接受。
倘若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只知道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之中去搜集素材、实地考察，那么，事实上，他也不过只是做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倘若以为文化人类学家仅能做这些，那也就别指望他能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上再锦上添花了，因为，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早已对日本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可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因为其所受到的训练而具备某种能力，令他感到能在这观察家和学者济济一堂的领域之中有自己的一番贡献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已经证实，亚洲和大洋洲的一些社会习俗以及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原始部落的传统是极为相似的，例如说，有一些跟新几内亚相似，有一些同马来西亚相似，也有一部分是与波利尼西亚类似。根据这些相似进而推测古代移民和相互之间的接触情况是一项极其有趣味的工作。可是，我并不认为文化研究的真正内涵是需要来了解这种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用这种相似和差异解释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对于亚洲大陆的暹罗（Siam）、中国和缅甸文化也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了解，亚洲博大精深的文化正是被这些民族所创造，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时常将这些民族的文化拿来同日本的文化进行比较。在关于原始民族的研究之中，人类学家也经常不断强调这种文化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一个部落中，可能会有90%的正式习俗是与其临近部落相同的，但却或许有着一小部分与任何的民族都彻底不尽相同，但是，却恰恰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能真切地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也正好就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终决定了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虽然他们在整体生活中所占据的比率是如此之微校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共性民族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极其重要的。
人类学者还必须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间最大的不同，并且为解决这种特殊问题而改进自己的研究技巧。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某种情况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部族和民族在判定此种情况的寓意时也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以血缘纽带关系和经济交换关系为基础的部族习俗，这些习俗是他们即使灵光闪现或以最不着边际的想象也无法虚构的。人类学家必须要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与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弄清楚它们在部族行为中的后果，以及部族的每代成员如何自小接受训练约束，并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将其世代承袭下来。
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对文化差异、训练约束过程及其后果的专业关注，运用到日本研究当中。每个人都意识到美国与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民间甚至有这样的传闻：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一定会反其道行之。然而如果一个学者只是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此离奇，以致于认为根本不可能了解这样的民族，并由此而相信这样的传闻，这显然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已有的经验较好地证明了再古怪离奇的差异也不能妨碍自己对它们的理解。
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比较，人类学家更多地将这种文化差异当成有价值的资料加以研究，而不把它们当成一种债务负担。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得越是离奇，人类学家就应越加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研究者不应只考虑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例子，而应关注与之相关的每件事情。在对西方各民族研究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往往会忽略其民族的整体行为。他们总是视太多事情为理所当然，而对于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以及那些人们普遍接受的所有的关于家庭琐事的固有看法不甚关注。他们不明白正是这些日常细小的生活习惯和固有的看法已经较多地注入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当中，并且更多地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对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加以研究，因为一个部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另一个部落看来可能就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人类学家如果要理解某一部落最恶的一面，或是某一部落中最胆怯的一面，或是在某些假想的情况下其他部落是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如何理解那些习以为常的细节问题有关。人类学家必须认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且也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和挖掘。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尝试一下运用这种方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常人见事之时，他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不管他的行为和观点是多么离奇，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同他的经验有些关系的。因此，当我对某种行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愈加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这种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事中去，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正是人们学会生活的地方。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总必须为它自身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有多大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融成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因而，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啮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内部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权力至上的前文字时代，人们追求权力的意愿不仅表现在与其他部落的经济交往当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仪式上。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字开始出现，教会在宗教领域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权力，但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教会逐步失去了权威。宗教仪式还是一样的，但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宗教仪式、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再是各自圈在自己的小池之中，而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汇合，以致掺混而难以分开。事物间的真理就是这样：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散到经济、宗教、性生活、以致婴儿抚育等更多的领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领域中的真理，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一个理论前提并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就越能学会把任何民族的任何政治、经济、道德的要求都理解为这是他们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一本探讨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书。它试图通过描述日本人的活动来揭示他们表露自我的一些动机和设想。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的障碍之一是我们仍有不少相当模糊并带有深刻偏见的观念，我们不仅没有认清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了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而且也未搞清是什么东西使美国成为这样一个美国人的国家，又是什么东西使法国成为一个法兰西人的国家，使俄国变成一个俄罗斯人的国家。缺乏这种知识，一个国家就会误解另一个国家。当彼此之间存在的麻烦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异时。我们却担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而当我们谈论共同目标时，一个民族却因其全部经历和价值观的影响而抱定一个与我们指望的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我们没有让自己有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某种行动方式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但未必就一定是邪恶的。
各民族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是不能完全指靠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们的民族，但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使用的。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镜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验明镜片。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做眼科大夫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必须同时具备某种强硬心肠和宽容态度。有些善意人士有时指责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并且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即“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看来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若不然，国际亲善主义就无从建立。但是强求接受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神经质了。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异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成长，对于自己也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任何研究者来说，这类想法都是荒谬的。他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会使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因而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承认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的存在。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程度的宽容。当有坚定信仰的人具备超乎寻常的宽容的时候，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地发展。他们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他们绝不能是偏执狂。当人们如此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将此当成世界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时，文化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发展。这样的人从不明白来自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将自己置于愉快与丰富体验之外。
由于他们如此保守，以致他们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特殊的解决方式以外，并不提供其他选择。如果他是美国人，就会着力规劝其他一切民族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信条。然而，这就像我们无法学着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计算，或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部族以单腿站立的方式休息一样，其他民族也是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这是一本介绍那些在日本被看作是可以接受，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习惯的书。此书将谈到在哪些情形下日本人希望得到恭维，而在哪些情形下则不希望这样；此书也将谈及日本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到羞愧，而在什么时候他们又会感到尴尬难堪，以及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等等。对本书的内容具有发言权的理想权威恐怕就是街头巷尾的知名人士。
他有可能是任何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种特殊环境之下。这只意味着这些人承认在那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如何行事。这样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日本人灵魂深处思考和行动的态度。或许此书最终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但它仍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再增加多少调查材料，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譬如，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整个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再有几个确证就行了，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那里获得同一结论。
要是研究人员想要搞清楚日本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那一些观点的话，他的工作远远要比统计证实艰巨很多。人们急迫需要他来报告的是，这一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在所存有的事物的镜片的。他们不得不阐述日本人的观点是怎么样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的。他还不得不努力让那些用截然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能听懂。在这样的分析工作中，最具备权威的法庭未必就是“田中先生”——也就是那些十分普通的日本人。原因是“田中先生”并不能够将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更何况在他的眼中，并没有任何必要来为美国人写那些解释。
在对社会的研究之中，美国人鲜于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
绝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这些前提是十分显著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行为和意见的“分布”上，统计法是他们最拿手的研究方法。他们对大量的调查答卷、调查者、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统计分析，想从这里面找出某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或是其独立性。在舆论调查的领域之中，能够在全国使用科学的方法选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抽样调查技术，这一方法在美国已经变得十分完善了。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了解某一公职候选人抑或者是某项政策分别有多少反对者和支持者。这些反对者和支持者又可以根据城乡区域的分布、收入水平的高低以及党派来进行细分。这种调查结果在一个实行普选，并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之中，是具备实践重要性的。
美国人可以根据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民意的调查，并且来掌控调查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但却还没有被人道破的先决条件——他们对美国的生活非常的熟悉，并且他们认为他的存在是自然而且十分合理的。我们在通常情况下能通过这种调查了解到很多我们还不是很了解的一些情况。想要对一个国家有所了解，首先一定要对这个国家民众的观点和生活习惯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选择用投票的方式才能行之有效。经过慎重的抽样调查，能够对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数进行掌握。可是，倘若之前没有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国家本身有所了解的话，那我们又能从抽样调查的结果中得到什么呢？
唯有清楚明白地掌握了他们对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各个利益集团究竟在街头和国会中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比起表示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公众对政府所持有的观点更具备普遍性和持久性。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政府看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将个人的自由限制住了。对于美国民众来说，除非在战时，否则，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会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高到哪去。美国人的国家观念与日本人比起来，可谓相差悬殊，甚至说与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大相径庭。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样的观点是如何在风俗习惯上加以表现，如何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语中加以表现的。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我们就能够从这些间接的表现当中得以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是怎样的。
我们为了调查清楚一次选举中投反对票和投赞成票的居民人数比例，通常是十分详尽，并且全神贯注的。倘若我们倾注同样的细致心与注意力，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备的基本设想极其他们的处世态度都能够通过研究的方法得知。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他们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来加以探讨。我的确发现，我一旦弄明白我的西方观念究竟在哪些地方未能符合日本人的生活观念，我一旦对日本人使用的范畴以及符号有些理解，那么，那些西方人习惯于在日本人行动之中发现的很多矛盾就在我眼里荡然无存了。我现在才开始懂得为何日本人会将他们行为的某一种极具的改变看做是首尾一致的体系中不容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我甚至能尝试着说明个中缘由。在我跟日本人一起工作之时，一开始我发现他们会使用很多奇怪的措辞和概念，随后我才逐渐明白了，这些措辞和概念具备了丰富的内涵，并且还充满着年代十分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对“德”和“恶”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理解简直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这是一个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的独特的体系。它是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日本的弱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