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想要了解日本人，就先要理解日本人是如何理解“恪守本分”这四个字的含义的。我们与日本人各执一端，我们信仰的是自由和平等，而日本人相信的是秩序和等级制度，因而，对于我们而言，恰如其分地将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适合结构来理解是十分困难的。日本人对于人际关系极其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抱有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全然信赖之上的。唯有通过对诸如国家、家族、宗教生活以及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日本国民制度的描述，我们才能对他们的人生观加以理解。
对于国内问题，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同样运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日本在近十年中以为日本正在慢慢向国际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点靠近，但是如今这个位置仍然是属于西方国家的。他们对于等级制度的见解无疑也是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如今局面的原因所在。从日本的外交文件中时常能表现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程度。1940年，日本在与意大利、德国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和德意志政府认为万邦恪守本分是持久和平之先决条件……”在这个条约签订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再次将这一点进行了重申：
宣扬大义于八，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而今世局骚乱不止，人类亦将蒙受不测祸患。朕唯愿早日勘定祸乱，克复平和，轸念极切……兹三国间订立条约，朕深感愉悦。
唯万邦恪守本分，兆民悉安其业，旷古大业，前途甚是辽远。
也就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当日，美国国务卿科代尔·赫尔还收到了日本使节递交的一份声明，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进行了陈述：
万邦恪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恪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是一份对美国国务卿赫尔几日之前一份备忘录的回复，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沿用了美国人的一贯原则，这些原则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意义就如同是日本等级制度在日本一般，是最基本的也是受人尊重的。原则一共有四项内容：领土和主权完整而不容侵犯，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依靠国际之间的合作与和解，各国之间保持平等。这四条是美国人民对于平等以及不可侵犯权利的信仰的全部要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不仅是国际关系，并且也是日常生活进行下去的基本准则。美国人有对更美好世界的美好向往，而平等的权利就是对这种向往的最高以及最合乎道德的基矗对于我们而言，这就意味着将暴君、干预以及苛捐杂税进行摆脱，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人都有改善个人生活环境的权利。这就是人们组织起来在我们所熟知之世界上生存生活之时得以维护人权之基矗即便在我们将它进行侵害之时，我们仍旧需要将平等这一德性进行维护，我们义愤填膺地与等级制度进行斗争。
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的。杰斐逊将它写入了独立宣言，附加在宪法之中的人权法案也以此为基矗之所以一个新国家的国家文件中所列的这些正式词句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大陆上红男绿女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生活方式、欧洲人所陌生的生活方式的很好的反映。19世纪30年代初期，法国年轻人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之后写了一步关于平等问题的书籍是一篇杰出的国际报道的文献。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且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他能够在异乡的美国看到很多的优点，没错，那的确是异乡。年轻的德·托克维尔成长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中，他所成长的这个贵族社会最初受到法国革命，之后又受到拿破仑严苛的新法律的剧烈的震荡和冲击。对那些在当时还活跃于世并有一定影响的人来说，这还是记忆犹新的。这个年轻人在对美国这种新生活秩序进行评论之时是宽容的，可是，他是在用一个法国贵族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社会，书中对将来来临的事物向旧世界进行了报道。这个法国年轻人相信，美国是一个正在振兴发展的先进地区，欧洲也将随之发生同样的变革，虽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因此，他详细地对这个新世界进行了报道。这里的人们真正感觉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他们将社会交往建立在新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们彼此间的对话就如同是彼此都是平等的人。美国人不会被等级礼仪的细枝末节所限制，他们不会要求其他人对这些礼仪进行遵循，也不会要求他人施以这样的礼仪。他们喜欢说自己并没有欠任何人的情份。这里并不存在古老的贵族制意义上或者是罗马意义上的贵族，那些曾经对旧世界进行制备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消失了。美国人对于平等的信任超过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说，当我们美国人只注意一个方面之时，事实上时常会不经意让自由从窗口飞出。可是，对于平等，他们是身体力行的。
他对我们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通过这位异国他乡之人的眼睛来观察我们的祖先令美国人感到大为振奋。至此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可是主要的轮廓是没有改变的。当我们对这部著作进行阅读之时，我们认出了1830年的美国已经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在这个国家里面，之前曾经有过，现在依旧有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类的人物，他们支持一种再贵族化的社会秩序。可是，即使是汉密尔顿之类的人也承认，在这个国家之中，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主义的。
所以，我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对日本所宣布的，作为美国太平洋政策基础的这类最高的伦理基础，也正是道出了我们所信奉的原则。我们深信，只要继续沿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每一步都将会对这个仍旧不完善的世界有所改善。但日本人宣布其信奉“各得其所”的信念的时候，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出的生活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已经逐渐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不仅是最容易预计的，也是最为广泛被人们所接受的。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这还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行使统治权的人也好，被他人统治的人也好，都按照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来行事。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对他们的习惯有最清晰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描绘出，他们在现时情况下将采取的行动方式。
近年来，日本显然已经西化了，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每次与人打招呼或与人接触时，他们都要表现出人们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和性质。当对其他人说“吃”或“坐”的时候，他要根据对象的亲疏或者是上下级关系而使用不同的语词。同是一个“你”字，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形式也不同，而动词也要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与太平洋上的许多民族一样，有一种所谓的“敬语”。伴随“敬语”，日本人要鞠躬或者下跪。所有这类行为都要受到细微的规矩和习惯的支配。日本人不仅需要知道向谁鞠躬，而且还必须知道鞠躬要鞠到何种程度。一个对于主人而言适当且正确的鞠躬，将有可能会被与主人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视为一种无礼举动而大为愤慨。从跪着把前额低俯至平放在地板上的双手，到仅是把头和肩简单地向前倾俯，日本有各种各样的鞠躬。每个日本人必须尽早学习怎样在每个特殊的场合使用适合的鞠躬礼节。
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虽然这是极重要的），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某些人相互之间是不太拘礼节的。在美国，这些人就是同属于一个家族圈子里的人。我们美国人在回到自己家族的怀抱里时，就会抛弃一切形式上的礼仪。在日本却恰恰是在家庭里学会礼仪规矩，并小心翼翼地予以履行的。一位母亲在她的婴儿还被缚在她的背上时，她就开始用手按婴儿低头学鞠躬了。一个小孩在他刚刚东倒西歪地学步时，他受到的初步教育就是要对父亲和兄长履行礼仪。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姊妹得向其所有的兄弟鞠躬，不问其年岁多大。这绝不是无内容的姿势。这意味着这个鞠躬的人懂得别人的权利，而一旦他得自己自主处理事情时，就知道怎么自己控制自己。受礼者一方反过来则知道他所处的地位使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以性别、辈分和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是日本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孝道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传统美德。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的孝道思想也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家庭结构的不同，孝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动。在中国，甚至是现在，一个人也必须对整个家族尽孝尽忠。一个有成千上万个成员的家族对每个成员都有约束力，它的兴衰成败也来源于每个人的支持与努力。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具体情况也有差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宗族几乎包括了一个村庄的全部居民。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多，但只有470个姓氏。
同一姓氏的人，大都承认彼此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即使在城市里也会有同宗，虽然他们住得离乡村已经很远了。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宗族成员共同向同一远祖繁衍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行礼致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它联系并了解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族规，家族甚至可以在意见与当局不一致时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审判。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家族，承认受政府当局管理往往是名义上的。而那些由于不断地政府更迭而由政府指派来的地方官员，在这个地区更是被视为外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日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姓。姓在中国的宗族制度下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些姓，没有某种类似的东西，氏族组织就不能够发展。某些部落制定的家谱实际上就起了相当于姓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制定家谱，像“美国革命之女会”在合众国所做的那样，在这些家谱中日本人从现在还活着的人开始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古到今地推演，把从始祖传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写进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此外，日本是个封建性的国家。效忠的对象不是一个庞大的亲戚集团，而是封建领主。在日本，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是与他的藩联系在一起的。
使得氏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是在神社或祠堂里拜远古的祖先或氏族神。这对于甚至没有姓和家系的日本“庶民”也是做得到的。但是在日本并不存在对远古祖先的崇拜。全村居民一起聚集在“庶民”举行祭祖的神社里活动，不必证明他们有个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为该神社的神的“孩子”（氏族之子），他们所以是“孩子”，是因为他们住在祭神的领地内。这种祭祀同一氏神的村民当然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连续几代定居在同一地方，结果就形成了互相间的亲戚关系，但是他们并非一个出自共同祖先的紧密的氏族集团。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联系淡薄得几乎接近西方，也许与法国的家族最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局限在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这意味着它仅限于父亲、祖父以及他们彼此的兄弟和后代的家庭成员之间，并按辈分、性别和年龄确定适合自己的家庭地位。即便是在豪门望族，其较庞大的家族成员也会分成独立的支系。家中长子以外的儿子要成立家庭，另立分支。在这个狭窄的、面对面的家族之内，要求“各安本分”的规定十分苛细。日本家庭严格要求家庭成员服从年长者，一直到年长者正式隐退（隐居）。甚至在今天，一位有数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如果他自己的父亲尚未隐退，那么无论他干什么都必须要获得年迈父亲的允许。即使孩子们已经三四十岁了，其父母仍可包办他们的结婚和离婚。父亲作为家庭的男主人，用餐时他可以首先享用，沐浴时他第一个入浴，全家人都要向他鞠躬行礼，而他只需点点头。在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翻译成美国的谜语形式则是：“为什么想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就像要求长头发的和尚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如何地想这样做，他都不可能办到。”
适当的地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的差别。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对日本人来说就像鱼必须始终躲在水里一样，一个人如是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学会装模作样地摆出负有责任的样子”。长子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父亲的特权。昔日，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仍留在家里，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也会得到更好的收入。但是等级制度的老习惯依然很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洋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由兄长决定什么是对其弟弟有好处的，在实施过程中不要“过多地显示体谅”。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决定于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日本妇女走路时只能跟在她丈夫的后面，地位也低一等。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时，必须尽可能表示安之若素。甚至在专为年轻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里，教授礼仪举止的课程也占了很大比重。
真正的智力教育远不及对男孩的教育。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日本妇女与其他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妇女相比，倒是有更大的自由，这并非就是西方化。日本从来没有妇女缠足的事，像在中国上层阶级有过的那样。今天印度妇女还会因日本妇女能出入商店，往来街头，无须藏身深闺而惊叹。日本人的妻子购买全家所需之物，管理一家的钱财。如果钱不够花了，必须由她们从家中挑选某样东西，把它拿到当铺里去。妇女指挥仆人，对孩子们的婚姻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一旦成为婆婆时，常常以果断强硬的态度主持家政，与以前判若两人，尽管她的前半生犹如一枝事事点头称是的紫罗兰。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负责照管家庭，无论是活着的、死了的、还是即将诞生的家庭成员，他都得照管。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督促其付诸实施。但是他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行为得为全家的名誉负责。他要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他还激励他们自强自重。即使他是一个农民，他也祈望其家族的祖先贯彻地位愈高、责任愈重的原则，假如他所属的阶级越高，他对家庭所负的责任就越重。家庭的需要得置于个人的需要之前。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不论属哪一门第的，家长都得召集一次亲属会议，讨论这件事。例如，为了参加一次讨论走亲事宜的会议，家族的成员会从日本很远的地方赶来。在作结论的过程中，个人性格的各种无法估计的因素都会发生作用，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可能左右这项决定。户主如果无视集体的意见，一意孤行，那么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当然对正被决定命运的个人来说，这些决定可能非常难以接受。但是，年长者毕生都得服从亲族会议的决定的。所以他们也会顽固地要求晚辈像他们自己当初那样服从决定。他们要求背后的强制力，无论从法律还是习惯上讲，强制日本人服从家长决定的力量是完全不同于普鲁士父亲所拥有的对其妻子儿女的强制力的。但不能因此而说日本人的强制力小些，当然效果是不同的。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教人们尊重专制权力，也并不培养他们轻易屈从专制权力的习性，而是以与家族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家庭意志。
每个日本人对于等级制习惯的学习首先是从其家庭中开始的，然后再将家里所学到的这种习惯运用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他懂得一个人要向比其地位高且又“适得其位”的人表达不同的敬意，不管他们在集团内是否是具有真正支配力的人物。就算是一位受妻子管制的丈夫，或者一位受弟弟指挥的哥哥，在正式场合中照样获得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形式之间的界限，不会因为有人在幕后操纵而受到破坏；表面关系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改变。它仍然是不可亵渎的。没有正式身份束缚的人，在具体行动时甚至会有某种策略上的方便。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受到较少伤害。通过他们的家庭经验，日本人确信所得出的重要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碰巧处于家长地位的暴君运用铁拳手段任意强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多地近似于一位物质和精神财产的托管人，这些财产对所有成员都很重要，并且要求家庭成员将个人意愿从属于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拒绝武力的威胁，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允许对家族要求稍有不从，也不会因此而对有特殊身份的人稍有不敬。即便是家族中的年长者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强势的专制者，家族等级制照样能维持下去。
美国读者有不同的人际行为准则，因此当他们读到这样一种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完全如实的叙述时，并不能正确理解日本家庭内部的强有力的、公认的感情纽带。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精神，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论述日本人是怎样确立这种精神的。眼下，如想理解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实行等级制度的要求，重要的是先认识到他们在家庭里是多么彻底地养成这种习惯的。
日本人的等级体制在阶级关系方面也如同在家庭中一样严格。在日本的整个民族历史上，它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的社会，是一个有数世纪的卡斯特体制习惯的民族，因而具有某种由此而生的长处和短处，这些长处与短处都是极其重要的。贯穿其全部有记载的历史的卡斯特一直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日本就把从没有卡斯特制度的中国借用过来的生活方式做了修改，以使之适应日本固有的等级文化。在7世纪和8世纪时期，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就决定要用高度文明的中国的风俗习惯来丰富日本。这种文明曾经使他们派往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使节看得眼花缭乱。他们倾注全力来做这件事。在此以前日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7世纪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用它们来书写他们完全不同的语言。日本曾经有过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有四万个神，这些神主宰着各座山和村落，赐福于人们。这种民间宗教虽几经变化，但仍保存至今，成了现代的神道教。7世纪日本从中国全盘输入佛教，作为一种“保护国家的出色”宗教。在此以前日本并无永久性的建筑，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时天皇们仿照中国首都的模式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奈良，根据中国式样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宏伟壮丽的佛寺伽蓝和大批僧院。天皇们也采用了其使节从中国介绍过来的官职、品级制度和律令。世界史上还难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一个主权国家能如此出色地有计划地输入文明的例子。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能够仿照中国建立没有卡斯特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用的官职，在中国本来是授予科举及第的行政官员的，但是在日本却被授予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官职就成了日本卡斯特体制的构成要素。
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嫉妒对方的势力，关系重大的社会制度是那些有关处置领主和家臣及待从特权的制度。不管日本多么认真地从中国输入文明，但它没有能够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这种宗族制把各种人联成一个大宗族。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思想。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中国如此频繁地发生王朝更迭，日本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的人身是神圣的。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们及其宫廷无疑根本就没有想象过中国的制度在这些方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推测过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怎样的一些变更。
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种新文明只是为世袭领土和家臣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战争开拓了道路。8世纪末叶之前，贵族藤原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推到台后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藤原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主的抵制，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此时一个颇为有名的封建领主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竞争者，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人称号成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这个头衔的全称意思是“平定未开化的野蛮之徒的大元帅”。这就像在日本已成惯例的做法那样，源赖朝使这个官职成为源氏家族世袭的官职，直至他的子孙无力抑制其他封建领主时为止。天皇被架空了，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将军举行授职礼，他没有政治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里，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幕府想要依靠对不服从命令的藩动用武力，大名，也就是每一个封建领主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侍从，也就是武士，这些武士依照其主公的命令动用刀剑。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之中，他们随时准备为其主人同想对抗的藩抑或是作为统治者的将军作斗争，对他们的“适当位置”提出异议。
16世纪的日本，内战不断，经过了几十年的动乱，家康将所有的对手战胜，1603年成为德川氏的第一代将军，在之后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家康家族独占了将军的位置。一直到1868年，废除了日本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为止。从此揭开了近代历史的帷幕。在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很多方面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直到德川的末期，还在日本将武装和平进行了维持，并实施中央集权的统治，这种统治根本就是为德川氏来服务的。
面临着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家康却没有选择一种极易解决问题的方法。内战之中，一部分最为强大的藩的领主与他为敌，直到最后惨败之时才归顺于家康。这样的人被称之为“外样”（即旁系）大名。家康仍旧让这些大名来对他们的藩和武士进行统辖，的确，在日本所有的封建领主之中，在自己的领地之中这些大名还是继续拥有着最大的自治权。可是，家康病危给这些大名以成为他家臣的荣耀，并且，将他们全都排斥在所有重要职务之外。这些重要的职务都是留给“谱代”（即嫡系）大名，也就是内战中家康的支持者所拥有的。为了将这种困难的政治体制进行维持，德川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政策，也就是不让大名积蓄力量，对那些可能对将军统治造成威胁的大名之间的联合进行阻挠。在日本，德川氏为了维持和平与德川家的统治地位，不但没将封建体制进行废止，反倒是进一步将它强化，令他更加坚固。
封建时期的日本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来固定的。德川氏将这个制度进行了巩固，并且将每个卡斯特的日常行动细则进行了规定。每户家长都要在其门口将牌子挂上，以表明该户的阶级地位以及关于其世袭身份的必要的事实。这种世袭身份所能规定的甚至包含他所能穿的衣服、买到的食物以及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种类等等。皇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等级（抑或是称之为卡斯特），这个等级的顺序为：武士、农民、工人、商人。最下是贱民。人数最多的就是贱民阶级，最为著名的就是“秽多”，也就是那些从事被禁忌职业的人，他们是埋葬死刑犯尸体、拾垃圾、剥死兽皮、制造皮革的人。他们全都是日本的不可接触的人，抑或是确切点说，他们都是不能计入到人类之中的人，甚至更严格点说，就连他们所穿过的村路的那段路程都不能计算入里程之中，仿佛这个区域的居民和土地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贫困至极，尽管，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是得到保障的，可是，他们却被无情地置于这个社会结构之外。
商人仅仅是在贱民阶级之上。不管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多么离奇，但在一个封建社会里这是完全真实的。商人阶级经常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当实业家受到尊敬和兴旺发达起来的时候，封建制度就衰落下来了。德川氏在17世纪用任何国家都未曾强制实行过的果断法律，宣布日本锁国，他们抽掉了商人的立足之地。日本往来于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的海上贸易，曾经是很繁荣的。一个商人阶级亦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了。德川氏宣布建造或驾驶超过某种尺寸的船只应受极刑，从而阻止了这一切贸易。得到许可的小船既不能渡海前往大陆，也不能装载很多商品。由于各个藩的边境上都建立了严格取缔商品进出的关卡，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强调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取缔奢侈令规定了他们能穿的衣服，他们能用的伞，以及他们在婚礼或葬礼上能花多少钱。他们不能住在武士区里。在享有特权的武士的刀面前，他们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德川氏把商人限制在低下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情况下自然是行不通的，当时日本正在走向货币经济的道路，但是德川氏还是试图限制商人。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适合于稳定的封建制度的阶级凝固于僵硬刻板的形式之中，在最后由家康结束的内战进行期间，大军阀秀吉已经用其有名的“刀狩令”完全使这两个阶级分离了。他禁止农民携带武器，只给武士以带刀的权利，但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在法律上也被禁止成为生产者，他成了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每年俸禄的寄生阶级的一员。大名掌握着这种租米，然后由他作为俸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在哪儿寻找生计已不成为问题，他完全依靠他的领主。日本历史的较早时代，封建领主和武士在几乎是连绵不断的藩与藩之间的战争过程中，建立了牢固联系。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联系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个像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那样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为发财而冒险的游侠骑士。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这份俸禄并不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只相当于农民的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最不利的事情就是由几个继承者来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是炫耀财富和声望，所以在他们的礼教习俗中非常强调节俭为高尚道德。
一道鸿沟把武士与农、工、商其他三个阶级隔绝开来了。这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则不是。佩刀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卡斯特的标记，但并非只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在德川时代以前他们就一直习惯于这么做。家康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得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习惯赋以法律效力而已。家康并不想让庶民与武士阶级之间产生互相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两个阶级仿佛分别走两道不同的楼梯，每个楼梯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和规则、统治和互相义务，走在两道楼梯上的人之间只存在距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隔离状态有时也因情况所迫而不得不被打破，架起桥梁，互相沟通，但这不是这种体制的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仅是带剑的武夫。他们逐渐成为其主君的产业的管事，成为能乐、茶道这样一些和平技艺的专家。各种礼仪都由他们来安排，大名的谋略由他们巧妙地加以实现。和平的两百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一人独自挥舞刀剑的机会自然是少有的。就拿商人而言，尽管有卡斯特的制约，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有了变化，地位提高了，成为举止文雅、有艺术修养、追求娱乐享受的人，武士亦然，虽然仍随时准备拔刀相斗，但还是学会了和平的技艺。
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得交纳很重的年贡，又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他们拥有耕地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而在日本，拥有土地会给人以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土地不得永久转让，这保护了耕作者的利益。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拥有他极为看重的土地永久使用权。他耕作其土地就像今天他的后裔耕作其水田那样勤勉而不辞辛劳。但是，他是阿特拉斯，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整个寄生的上层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的俸禄。他被课以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在另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国家暹罗，传说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年贡达80%，并且还常常要农民服繁重的劳役或强制劳动。像武士一样，农民也得限制家庭人口数，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几乎停滞在相同的数字上。对一个亚洲国家来说，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中的这些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性质。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对靠租税而活的武士还是对从事生产的阶级都是如此，但是在每一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则存在一种可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农民们，即使处于最悲惨的贫穷之中，也不仅向封建领主提出抗议，而且向幕府当局进行抗议。在德川幕府150年统治期间，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这些抗议并非起因于“40%归领主，60%归耕作者”（四公六民）这种传统的重课，而全部都是为反对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情况恶化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是有秩序的。农民写出正式的要求匡正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对他们的诉苦充耳不闻时，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从有名的反抗事件来看，使用的办法是：等待幕府的高级官员经过首都的市中心时，把诉状直接塞进他的轿子里去。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确保将诉状送达。但是，不管农民在递交请愿书时冒了多大危险，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
但是，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并不允许农民这么做，尽管幕府对农民的要求作出了裁决，农民的诉苦也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其诉苦也许是得当的，但是农民领袖们违背了严格的等级制的法律。即使裁决对他们有利，他们还是破坏了他们应该效忠主君的最基本之法律，这是不能宽恕的。因此得将他们判处死刑，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民众大批涌向行刑现场，在那儿反抗的领导人或被滚油煎死，或被斩首，或被处以磔刑，但是在行刑时群众并不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他们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据以生活的等级制法律的必要部分。
总之，历代德川将军都致力于固定各个藩里的等级（卡斯特）结构，使每个阶级都依存于封建领主。大名在各个藩里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点，并且允许他对隶属者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的政务就是统御大名。将军运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同盟或实行侵略计划。在藩与藩的边界上设置了检查旅行护照和征收关税的官员，严密监视“妇女出境和铁炮入境”，似防止任何大名试图把他的妻妾进出境和把武器秘密运入境。没有将军的许可任何大名都不能缔结婚约，以防联姻可能会导致一种危险的政治同盟。藩与藩之间的交易受到阻碍，甚至于到了有桥不能过的地步。将军的密探使将军对大名的开支情况非常清楚，如果藩的金库满了，那么将军就指派这个大名承担一项费用庞大的公共工程，使大名重新回复到合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规则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每年要有一半时间住在首都，甚至于当他回到本藩去住的时候，他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幕府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努力维持它的权力和确保其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的。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度的拱门的最后拱顶石，因为他是接受天皇的任命而掌握统治权的。天皇及其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驻在京都，与世隔绝，没有实权。天皇的财力还不加一个较小的大名，甚至宫廷中的仪式也一一受到幕府法制的严格约束。但是，即使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废止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绝不是新事物。自12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了。在某些时代，职能的分割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有名无实的天皇委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的实权也是由该首领的世袭政治顾问（执权）来行使的。常常出现权力的二重、三重的委托。甚至于在德川幕府最后的已处于绝望状态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也没有注意到在将军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天皇。我们美国的第一任驻日公使、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汤辛德·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去发现还有一个天皇。
实际上，日本人关于天皇的概念是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概念。他是神圣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他自己行使权力；在另一些岛屿上，则将权力委托给别人。但他的人身则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以致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奉食，这奉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几经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归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部尤为神圣，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18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却执掌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采下的第一颗果实并领导举行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并在庄严的仪式中葬入巨大的王墓。但他却毫不干预政治。
虽然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并且有时还被称为“国家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对日本人来说，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并非是要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里，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天皇应该深居在他京都的宫廷里。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而对早已习惯等级、地位、角色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天皇的作用并非是多余的。
上自天皇，下至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时期等级思想的烙樱毕竟，从法律上讲，日本封建统治的消亡不过是75年前的事情。而对个人来说，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亡。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地谋划，希望能够把等级制度保存下来。与其他主权国家比起来，日本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就连最具体的细节也会认真考虑进去，仿佛是在绘制一幅精密的地图一样。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认为只要严格遵从这个严密等级体系的行为规范，日本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有了保障。只要人们在公认的界限范围内行事，只要日本人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日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的。那样的话，刁民贼党就能够得到平息，各个大名之间的内战也会得到制止。如果民众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别人的侵犯，那么他们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公然上访。虽然这样做个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却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在幕府统治时期，有些开明的将军甚至还设立了“控诉箱”，这个箱子的钥匙只有将军一个人有。任何公民如有疑义，都可以向控诉箱投抗议信。在日本，如果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侵略，而这种行为又是被现存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话，那么被侵略的一方就会得到国家全力的保护。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的勇气、亲和力是体现在与现存规范是否一致上，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抵抗或修改上。在这些规范许可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它们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这种场合应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办，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办；兄长该如何，而弟弟又该如何等等。
在此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如同某些身处强权等级制度下的国民那样，变成温和的顺民。重要的是要承认每个阶层都有获取某种保障的权利。即使对于贱民，也要保证其对某项特别的行业享有垄断权，并且他们的自治组织也要得到当局的承认。虽然每个阶级都有很多约束，但也由此享有了秩序与安全。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具有一种诸如印度等国所没有的某种灵活性。日本的习惯具有一些明确的手段以调节制度，使之不致破坏公认的常规。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办法来改变他的等级身份。在货币经济下，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富人就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跻身于上流阶层。他们利用典押和地租而变成“地主”。的确，农民的土地是不准转让的，但是，日本的地租非常高，因此把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对地主又是有利的。高利贷主们则住在那块土地上收取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在日本既有利，又有势。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阶层通婚，他们自己也就成了绅士。另一个变通等级制的传统方法就是过继和收养。它提供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德川氏横加限制，但商人还是富了起来；随之，他们就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日本人大多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入赘的女婿称“婿养子”，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他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他的姓氏将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抹去，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姓妻子家的姓并和岳母一起生活。代价虽高，但获益亦不浅。富有的商人家的后代成了武士，穷困拮据的武士家庭则与富贾结成亲戚。等级制并未破坏，依然如故。但经过变通手段，为富者提供了上层等级的身份。
所以日本并不要求各个卡斯特一定得在本等级内通婚。公认的习俗允许不同等级的人之间通婚。结果是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下层武士阶级，使西欧与日本之间原本很大的差别变得更悬殊了。在欧洲，封建制崩溃的原因可归之于逐渐增长和扩大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支配了近代工业时期。在日本并没有产生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放债人通过准许的办法，“买到了”上流阶级的身份。商人与下层武士成了同盟者，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很奇特而又令人惊异的事情：在欧洲和日本这两种文明之中。封建主义在其死亡的阵痛过程里，日本与欧洲大陆比较倒是在更大程度上允许阶级的流动，但是也没有证据能说明当时贵族与市民之间没有进行阶级战争的任何迹象。
在日本，两个阶级之间所进行的合作是相互有利的，将这一点指出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倘若这种合作出现在法兰西的话，也会是互相非常有利的。在西欧，所发生的那一些极其个别的事例之中，这样的合作的确是十分有利的。虽然是这样，欧洲的阶级的固定性是相当明显的，在法国，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导致了剥夺贵族的财产。在日本，这两个阶级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推翻衰老的幕府的同盟，是一个商人与金融家同日本武士相互之间的同盟，即便是到了近代，日本也仍旧保持着这些贵族的制度。倘若日本没有公认的手段容许阶级之间的流动的话，那么，贵族制度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了。
日本人做事喜欢循规蹈矩，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原因是，在日本，按照规矩来，你就会得到充分的安全感。这种规范要求对外敌进行抵抗，并要将自己对利益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它要求相互之间要履行义务和承诺。19世纪后半叶，在德川幕府崩溃之时，日本并未有任何集团主张将这种规范废除。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法国大革命”，甚至也没有发生“二月革命”。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谁也没有回天的本领。从平民百姓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欠着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已经无法维持人数庞大的非生产阶级和巨大的财政支出。大名财政窘迫到已经无力来支付武士侍从的俸禄，人们都在指责和嘲笑整个封建网络。在此种情况之下，为了避免破产和崩溃，大名们便想要对农民增收更多的年贡，而幕府就是更加寅收卯粮，常年预征，这令农民陷入极度贫困的生活之中。难以维持统治的幕府也濒临破产。1853年，当佩里司令官率兵到此的时候，日本已经达到了危及的顶峰。五年之后，他用武力将日本的政权夺取了，因为当时日本根本无力抗拒，日本随后便与美国将日美“通商条约”签订了。
但是，当时日本的呼声是“一新”——意思也就是回到过去，将往日恢复。这一呼声与革命是完全对立的，甚至都不是什么进步。在那个时候，“攘夷”是与“尊王”同等流行的口号，国民们全都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唯有很少一部分领导人觉察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的下场是惨遭杀害。仿佛并未有迹象表明，像日本如此这般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将其方向进行改变，顺从着西方的模式。更难以想象的是日本在50年之后竟能在西方列强的领域之中与之一争长短。可是，这样的事情仍旧还是发生了。日本运用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来将一个高层人士和社会舆论从未敢想象的目标给实现了。即便是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能够从水晶球中见到日本的未来，他们也全然不会信以为真。因为，仿佛在地平线之上，从未有过如此小的一块乌云，预示之后的数十年之间将会有一场暴风雨来将日本席卷。虽然是这样，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依旧还是发生了。被那些落后等级制度束缚的日本民众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