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刘晏是一位市场高手。那时他就懂得了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控制好了市场需求，特别是一些事关民生生计的物资控制了，实际上就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
刘晏办理漕运和改革盐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又转入更为艰难的全面整顿经济秩序之中。在恢复和振兴唐王朝的经济这一伟大变革中，刘晏总是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针对性极强又富于实效的办法，往往能马上扭转不利局面，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粮食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物资，粮价又是社会状况的晴雨表。一旦粮食紧缺，粮价飞涨，那这个社会离动乱的边缘也就不远了。刘晏深知此点，所以他始终把平抑粮价、防止粮价飞涨作为自己的头号任务。他在运作中掌握最根本的一点，是粮食的基础价格应由国家控制，市场只能起到调节作用，国家可以通过例如吞吐物资、调节供求的经济手段来控制粮价，把粮食的价格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的平抑手段是十分高明的：粮食丰收的年份，粮价下降，有时甚至惨跌，以至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指望粮食丰收好改善生活，结果却赚不到什么钱。这时，刘晏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农民们欢迎这个措施，喜滋滋地把粮食卖给国家，刘晏便把这些余粮储存起来，以备荒年之用；粮食歉收的年份，粮价必定上涨，刘晏又把丰年储存的余粮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农民们能够买得起，可以免受缺粮之苦。这一套“常平”制度刘晏运用得得心应手，彻底根治了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为，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百姓群众。到后来，刘晏掌握的粮食有300万石之多，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刘晏与当朝统治者心安的事呢？
刘晏进行的另一项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是“均输”，即国家把每年的赋税收入折合成现钱，在各地收购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转运京师供使用和调节市场，国家从中增加收入和平抑市场之利。有的时候，关中地区粮食丰收，长安便不需要再漕运大量粮食。这时，刘晏就在东南地区采购一些土特产品运往长安，像绫绢、瓷器、漆器、茶叶等等。减运粮食，增运所谓“轻货”，可以大量节省运费，又扩大了东南地区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销路。同时，也刺激和发展了东南地区的生产。对于零星的、不值钱又不好运输的东西，刘晏便将这些产品集中到产铜区销售，卖了以后换回铜、铅、新炭等，就地铸造铜钱，一年之中也能造出10多万贯，供应了市场流通的需要。刘晏总是这样，把过去认为不值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进行处理，使这些东西同样能派出用场。他经常告诫手下人说：“物资没有什么有用无用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只要我们使用得当，同样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他的话说得多么精当啊！
刘晏还特别重视市场行情的掌握与判断，重视各种市场信息的收集。他派到各地巡院去的巡院官有一项重要职责：每旬、每月要把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等农事消息报告给刘晏，只要哪个地方出现歉收的苗头，知院官即刻汇报，不等这些州县申请，刘晏就已着手减免租赋、放灾赈济的安排了。刘晏特别重视走在市场的前头，重视对市场情报的采集与整理，而这需要一个快速准确的信息传递网络。在当时的条件下，刘晏尽可能地改革了通信制度。原来的邮递由富户包办，名为“捉驿”，驿夫们生活辛苦，效率自然也高不了。刘晏将它改为官吏主持，招募身强力壮跑得快的“驶足”，给以较高报酬，举凡农业生产、百物行情以及物资余缺等各种市场信息都由这些驶足快足加鞭，一站一站传递。虽然相隔很远，用不了几天刘晏就能得到消息。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整顿，恢复工作，刘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唐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增加到过去年份的3倍多，所增部分十有七八来自江淮盐利，而这并不是靠盘剥民众得来的。相反，由于刘晏的各项措施得力，百姓生活反倒安定下来，人口也逐渐增加，安史之乱结束时，中央所控制的人户只有293万多户，刘晏改革以后全国人口增加到380万户。据统计，所增户数都增加在刘晏管辖的地区，不是刘晏管辖的地区，户口就没有增加。还有什么比这组数字更具有说服力呢！
刘晏对市场动态的把握很准确，他采取的种种措施，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取得显著成效。真不愧为市场高手！
因为刘晏总是把握市场行情，他也就就掌握了市场物价的控制权，也就使得刘晏能够始终主动、积极地干预、调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