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面前无敌手，何况沉舟侧畔、病树前头。在功德林的新的一页纸上，他书写着他和他们心底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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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大门重新关上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先前的景象。柏树木然挺立，桐叶沙沙作响，三角形地带依旧一片空旷。人们各自走进自己的胡同，推开沉甸甸的门窗。正午之前，端出绿色的大瓷盆；黄昏之后，躺在大通铺固定的位置上。
然而，现在毕竟到了开花的时节。功德林后幢花园里的那株名贵的梅树，就在国民党将军们参观归来的当天上午9点钟，绽出了第一朵梅花。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这朵梅花像开在国民党战犯的心头，辉映着他们的灵魂，刺激着他们的情绪。
于是，冷清只能是（或者必须是）这个监狱的外壳，人们在规定范围内蓄意发出最大的声响。走廊上走动的不再是犯人的迟钝的脚步，是军人的坚定的步伐；屋檐下出现的不再是犯人的黯淡神色，是将军的矜持的容光。他们从时代的脚步获得了节拍，从民族的光辉获得了色彩，他们的身躯虽然未能离开一座监狱，他们的思想却已冲出一座牢笼。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面对世界睁开眼睛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容貌，“心目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从黑暗王国来到光明人世的国民党战犯，历史的演变赋予了他们每一个人以天生的追魂摄魄的本领，从而在整个功德林的生涯之中又揭开新的一页。
在这页纸的上方，有一首抒情诗：
祸国殃民近廿秋，滔天罪恶往事稠。
得施宽大沐教化，盛世顽石竟点头。
写诗人是杨伯涛。这位国民党5大主力之一的18军军长，素来把个人的修身养性当做维持自己生命的支柱。这位农民的后裔，他的父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个铜板，却给他留下一句格言：人不正派，死为下鬼。杨伯涛把这8个字分作两行，镶嵌在青天白日帽徽下的领章之上，走遍人生战场，自诩常胜将军。淮海战役被俘之时，几位解放军士兵问他有几个老婆，杨伯涛答曰：“只有一个。”他以此自豪。
杨伯涛在参观之前，偶然拜读了卢梭的《忏悔录》——在这位法国启蒙主义者的笔下，生活中哪怕是芝麻大小的违背道德良心的丑事也被坦白得那样动人心弦，正因为如此，杨伯涛自信：此生与忏悔无缘。参观之后，杨伯涛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取缔了交罪和忏悔之间的界线。这个当年的放牛娃如梦方醒，回首往事，叫苦连连：历史的因素也好，个人的因素也好，穷人不为穷人打江山，反为四大家族流血汗，纵然一身洁骨、满腹经纶，又有何面目回见乡亲父老，缅怀守寡多年的母亲艰辛清淡的一生？
在这页纸的下端，有一幅写生画：
一位大腹便便的50岁模样的父亲手里捏着一封儿子写来的信。由于儿子在信中对父亲直呼其名，父亲勃然大怒道：“这哪像我的儿子！六亲不认，五雷轰顶！”——这是画的右边，上面写着“参观之前”。同样是这位父亲，双手捧着儿子另一封来信。由于儿子在信中依旧对父亲直呼其名，父亲喜形于色道：“这才像我的儿子！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是画的左边，上面写着“参观之后”。
画中人是牟中珩。这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在功德林的舞台上演出了这样一幕悲喜剧。他并不是一个滑稽演员，他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典型。在个人的事业沉沦之后，他把他的全部心思和希望寄托在儿女的前途的开拓上。为了不给他们丢丑，他甚至冒了一次风险。还是在他被俘未久的时候，从青岛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访问了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王芸生、郑振铎、金满城等与国民党战犯合影留念。牟中珩身材不高，却站在最后一排。拍照之时，他突然蹲了下去，结果被人看见。一位共产党干部事后问他：“为什么不愿与爱国人士合影？”牟中珩支吾半天，最终回话说：“我怕登在报上连累儿女。”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情。父亲不用担心儿子，儿子正在担心父亲。牟中珩看到满纸“彻底交代罪恶，争取从宽处理”的话语，不觉失声长叹：好好改造吧，只有这样，才不枉为人父！
杨伯涛的诗情、牟中珩的画意，只不过是国民党将军们现实生活镜框上的两道金边。在功德林这张宣纸上，我们将看到他们心底新的文字和新的画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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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类之所以成为最高级的存在物，恐怕在于每个人的心底建树着最神圣的精神支柱。人们凭借不倒的意念去崇拜各自的偶像，寻觅人生的意蕴，获取生命的价值。倘若我们没有理由把国民党战犯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那么他们凭借什么与共产党军队长期作战呢？
可以肯定一点：他们并不盲目。
1946年年底，蒋介石在《剿匪手本》上写道：“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事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死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所系……”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写道：“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
蒋介石的战旗上，分明写着“人民”两个金光灿灿的大字，而且愈到后来这两个大字愈被涂抹得鲜艳夺目。正如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支军队的战旗都写着“人民”。属于人民的军队是无敌的，因为人民是无敌的。即令是最低能的军事家也完全懂得，人民对于战争是非的裁判与评论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在当年的昆仑关血战中，杜聿明面前曾出现如此悲壮的一幕：在荒无人烟的千山万壑里，他的军队从哪里向日寇攻击，哪里就出现人民的队伍。骨瘦如柴的农民送来蔬菜，面黄如蜡的百姓送来鸡蛋，双目失明、四肢瘫痪的老人让人送来自己的独生子……从这里，杜聿明奠定了“攻必克，守必固”的信念；在这里，杜聿明发现了战争的全部秘密。所以，杜聿明从昆仑关走下来之后，他以肃穆的表情对记者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是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民众的胜利啊！”
在当年的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面前曾出现这般凄楚的一幕：在雨雪交加的三冬严寒中，他的军队宰杀了上万匹用来驰骋疆场的战马，当疆场上的树皮、野草全部吃光以后，最终沦到人吃人的境地。甚至连吃进去的一切都是在生吞活剥的情态下完成的。尽管把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掏挖一空，可是怎么也点不燃半根木屑。杜聿明坐在司令部里的木凳上，两眼昏黑。他以为这是10多天未食新鲜蔬菜的缘故，遂交代身旁的文强，设法搞点绿叶见青的东西来。文强如杜聿明所愿，终于满载而归。他刨开一块霜冻的泥土，见褐色的麦种上已长出米粒长短的绿色的麦芽，即令士兵挖地半亩，采摘一篮，清水煮之，盛满一碗，捧送司令部。杜聿明大口而入，大口而出——茸毛如针，岂能下咽……只缘身在炮火中，不识战场真面目。杜聿明直到此间，方才把发现的秘密又重新发现。中间自然不乏怀疑和否定，但是一条在空间上可以任意扩大、在时间上可以任意延长的思路，把他的怀疑和否定引向坟墓，把他的坚信和肯定引向摇篮。他甚至发现了他的父亲杜良奎为什么要以举人之身在老家吕家，杜家与民团聚众，他的表哥李鼎铭（他二姑之子）为什么要以绅士之躯在陕甘边区与民众为伍……中国名将杜聿明减少了将军的风度，却增加了平民的尊严。他在座谈观感的小组会上，穿一身蓝布制服，操一口关中乡音，发出了人生的慨叹：“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老百姓手里就再也挽不回来了！”
是的，国民党最终败在人民手里。如果说老百姓也曾经站在蒋介石的像前虔诚祈祷，那么他们又依据什么将放在胸上的右手变作舞在头上的拳头？
可以肯定一点，人民并不盲目。
1949年1月，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之后，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曰：“在8年抗战之后，继之以3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的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李宗仁在这里实际上是承认了国民党政府应负战争的责任的。
挺进在蒋介石的战旗下的国民党将军们不难发现这面战旗背后的文字。打响内战第一枪的傅作义系暂三军副军长刘万春，近日来只要在大通铺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当年率部沿平绥路进犯的情景。他没有忘记那封致其内部的电报：“自我军东进以来，部队骚扰地方，甚至奸淫抢掠，纪律荡然，以致民怨沸腾。”他把它当做一个真理的反证。
酣憩在蒋介石的战旗下的国民党将军们，不易发现“人民”二字的含义。邱行湘曾经缅怀过陈诚的恩德，因为这位司令长官当年在恩施省府门口的石狮子旁兴办了“民享社”食堂和宿舍，在各地报馆记者的相机镜头之下迎来了一群衣着褴褛的乞丐。这就是邱行湘憧憬的三民主义的宏图，以为可以和延安共产党的办法媲美。可是自从他从北京四季青农业合作社幼儿园和沈阳大青农业合作社敬老院出来以后，他把陈诚的惨淡经营说成是靠收人头税来装饰骷髅的下流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