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我深知，黄维的心扉绝非是我能够打开的，为了好来好去，我只有漫无边际地绕着道儿走，“今天中午，听说组织上给文史专员中的两位全国政协常委分配了新房子，现在杜老已经搬去了，不晓得黄老你什么时候搬，所以赶来问问，以便搭把力气呀。”
“小王你说的就是崇文门菜市场背后那幢大楼吧，”老太太走出厨房，像被烫了似的伸了伸舌头，“我们怎么住得起？乖乖，每月房租就是50多，加上煤气、水电，要花六七十块钱呢！”
我笑道：“黄老和杜老的工资不都是200元么……”“你这就不懂了。”黄维认认真真地说，“杜老每月充其量买几盆花，可是我呢？必须像保证油盐柴米那样保证我的实验经费。老实说，有的材料只要能买到，就是借钱，我也要把它买回来的！”“上月托朋友在外地买了一盘弹簧，不就欠了人家好几十块钱么。”老太太意在证实。“去去去！”黄维却认定老伴出了他的丑，瞪着眼睛，用手背把她挥进厨房里去了。
“这不是个办法呵。”我忍不住叹息道。“在没有其他办法之前，这就是最好的办法！”黄维竟笑起来。能够引起笑声的苦恼虽是无可奈何的，却是从容不迫的。可是，有谁知道，这笑声正掩去了一串气急败坏的脚步，连同那一阵怒不可遏的叩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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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的是文强，他住在黄维楼上。“黄老你还记得和我们一批释放的人当中有个叫做段克文的么？”文强的目光火辣辣的，站在客房中间，像是根亮着大灯泡的电线杆。“记得怎么样？记不得又怎么样！”端坐在凉椅上的黄维头也不抬，如同电线杆旁通常起稳定作用却又不碍交通的石头。文强情绪激烈得有些站不住了：“你怎么会记不得他呢！1975年4月间，他和另外9个愿意去台湾的人离开北京的时候，你和我不是都去机场送了行吗？”
“我只记得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情与我毫不相干！”石头被杆子擦出了火星。
文强狠狠地盯了黄维一眼，掉头走了。我在他转身的当儿，看见一本书，一本装在牛皮纸信袋里面、显然启封不久便被他夹在腋下带来这里的书——黄维的房间里，只容得下《动力机械》之类；文强是唐诗宋词的爱好者，研究者，所以他的案头也不摆别的什么书籍，于是乎，这本分明有别于以上两类读物的书，仅仅在文强的家里呆了一夜，翌日清晨，上班时分，便被主人重新夹在腋下，带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
装帧精美、用纸考究的书，现在平放在会议室简陋的茶几上。封面是这样设计的：两根显然是监狱高墙上的带电的铁丝，缠绕着一面卷成一团的破碎的五星红旗，铁丝和红旗上方，在那如炭似墨的底色上面印着斗大的仿宋体的4个白字：战犯自述。
书是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寄给文强的。沈蕴存1975年获赦以后去美国定居。书的扉页，写着赠书人的话：“念观兄：段克文小子的狂吠，损害不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和重大影响！”
这个“段克文小子”，便是美国出版的《战犯自述》的作者，也就是那个因此而惹怒了文强的人了。
“里面写些什么？”双手拄着竹拐杖站到茶几跟前的方靖，像望着一枚糜烂性毒瓦斯弹那样直愣愣地望着书。“写我们这些人在战犯管理所的事！”文强斜坐在沙发上，没声没气地说，“写共产党怎么虐待我们，罚我们下跪，逼我们服苦役……”
杨伯涛一巴掌拍在木椅的扶手上：“真他妈的胡说八道！恩将仇报的家伙，这不把我们的良心也给卖了吗……”
“是呀，是呀，一颗耗子屎砸了一锅汤呀！”文强一屁股坐得端端正正的，“现在好啦，人家会说——不，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这样说的——这帮老家伙喝足睡够了还整天猪不是狗不是，其实呀，一个二个都是些活不耐烦了的东西……”
李以看了文强一眼：“话也不要说得这样死嘛！依敝人之见，段克文大概因为台湾当局不让他们10人入境，久居香港生计又无着落，才不得不去美国卖文为生的吧。”
“那倒不是。”郑庭笈摇摇头，“宋希濂前次从美国回来说，段克文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过义务的反共演讲呢！”
董益三猛地扔掉手中的烟蒂：“那就驳斥他！揭露他……文老，段克文是我们过去军统局的少将专员，如果我没有记错，他那个少将军衔来路有点儿不正吧？我是解放前两年听你秘书说的。”
“哎呀呀，你倒把这事给我提醒了！我在北平当军统局北方区区长那阵，段克文是我的上校科员，有次我回南京，他竟在我的秘书的办公桌上偷盖了我的私章，然后自己填写了一张标明自己是少将军衔的便条，就当夜投奔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那里……”
文强说着说着，眉心隆起一个疙瘩：
“不过，揭露段克文这样的事情，和驳斥他的《战犯自述》又好像没有多大的联系。我在想，如果要针锋相对的话，一是由我们有军统身份的人写文章，二是也写监狱生活。那么，当然，我写是不方便的，比如讲，‘文革’期间，战犯管理所的军管人员确实叫我下过跪，跪在‘林副统帅’的画像面前，理由是，我和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同学……所以想来想去，这篇文章还是由你写为好，要晓得，你是‘文革’以前获赦释放的！”
“我，我……”不知怎的，董益三此时竟面如土色。在他深深陷落的眼眶里，仿佛盛着满肚皮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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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我都利用出出进进办公室的机会，注目着董益三，看他是否双眼朝下，从而倒尽陈旧的苦汁，看他是否伏案疾书，从而蘸满新鲜的甘露。没有。他两眼平视，对准着拿在手里的报纸。一会儿是《人民日报》，一会儿是《参考消息》。从上午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下午，我毫不怀疑，他就是下班回到家中，手里也拿着《北京晚报》，依然半声不吭，一动不动。
可是就在这天清晨，当我从临时安放在我的案头侧旁的小床上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声音，那分明来自隔壁办公室，来自董益三的案头的沙沙作响！
我慌忙趿拉着一双旧布鞋，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背后，轻轻拉开了虚掩着的门扉，然后悄悄地探出去半个脑袋——董益三发觉了！这位美国留学归来，有电讯专家之誉的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真还保持着永不消逝的机警：他麻利地却不动声色地停下笔尖，套上笔帽，插进笔筒，继而回手收起稿纸，拉开抽屉，放了进去……直到偌大的办公桌面像往日那样只剩下右上角的那叠发黄的卷宗，他才扭过身子，笑眯眯地朝我点了点头。
“早上好！”
“早上好。”
我心不在焉地应酬着，双腿不由自主地迈出门槛，大步朝他走去。我多少有些激动：
“董老，你在写驳斥段克文的文章么？”
“没有，没有的事！”他多少有些悲戚，“我的课堂作业还没有完成呢，怎么顾得了别的事情……你说的那篇文章，我同文老商量过了，请他写，那是他的课外作业……”
我惑然不解地望着董益三，索性拖过一把藤椅，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面前。他沉默了，叹息了，然而终于激动了：“我给你看看这个！”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从那叠发黄的卷宗里取出一份布满虫眼的材料，抖抖索索地递到我的手上。
我捧读着。这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时的讲话纪要。当我看到的这份长达12页的材料不是铅印的，不是油印的，而是当时在场的董益三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保存下来的时候，我知道它压在他的案头，不，压在他的心头的重量了……“你看见吧——”董益三垂萎着脑袋，“总理请范汉杰把锦州战役写一写，范汉杰写了；请沈醉把戴笠的事写一写，沈醉也写了；可是陈毅副总理请我把军统电讯方面的情况写一写，我却至今没有动笔！”
“董老你的笔头并不懒呀。”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他曾经多次以“整理者”的名义替别人写文章。“这不是懒不懒的问题！”董益三一下子抬起头“，陈毅副总理给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你不要去看讲话纪要，那上面没有，有也不可思议！他说：‘你们军统的电讯工作搞得不错嘛’，说了这句话，他才提出来请我把材料写一写的……”
“你自然不敢写，不敢这样写！”我总算窥见埋藏在他心底的秘密了。
董益三也似乎轻松了许多，仰起脖子，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上次听了董主任一番话，我再次被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征服了，我懂得，这何尝不是共产党重新改造世界的力量。所以只要出于公心，前不避罪，后不邀功，我这个老头子还有什么不敢豁出来的呢！”
“董老，你刚才写的是什么？”我突然问。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凡事做了再说，这是他的习惯。今个儿在写什么，除我而外，看来他暂时还不想有第二个人晓得。“简而言之罢——”董益三抬起左腕看了看表，8点差一刻，“写《我所知道的张蔚林一案》。张蔚林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部门的地下共产党员，此案包括的张露萍是位女青年，当时延安派来重庆与张蔚林接头的。我那时以军统第四处副处长的名义负责电讯全面工作，所以以后此案10人全数落网，是我一手经办的……”
8点尚差10分，我却猛咳一声，中断了董益三的谈话。因为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一位已经走上了台阶的人，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她也是从延安走到这里来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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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王定国，谢觉哉夫人，两鬓染霜的老太太。她不是文史专员，却是来上班的——同一个机关大门，同一个园庭小院，同一个台阶上，同一个屋檐下，与文史专员办公室紧紧相连的，还有一间屋子，这便是《谢觉哉文集》编辑室了。编辑组长曾三年事已迈，不便常来，常来常往的是担任着副组长的王定国，老太太步履所至，包括她的邻居，这不，眼见编辑室铁将军把门，掌管钥匙的编辑同志未到，她便径自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
董益三和我站起身，向她点头致意。她微笑着弯了弯腰，正待坐下，身后忽然响起一串气喘嘘嘘的叫喊：
“大姐，大姐，我在追赶你呢！”
王定国扭过头，见是李以。她又微微笑了：这个老头儿身穿蓝色中山服，手里拧着黑提包，显然是上班来的。“你追赶我什么呀？”她故意问。“我要捉你，捉活的！”
王定国怔愣住了。转身站定，直直地望着对方认真的、甚至凶恶的表情，隔了好一会儿，她才两手一拍，哈哈大笑起来：“李以，我懂你的意思！”我却在王定国的面前怔愣住了：“这是……”“这是一个不打不相交的故事！”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肩头，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那还是我们红军长征走拢雅安附近的百丈关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后头是国民党追兵，他们有33个团，已经追击我们7天7夜了。追得最凶的是国民党第6路总指挥薛岳的卫士连。我那时候是文工团员，身材矮小，正抬着身材高大的红军伤员朝芦山方向转移，身后突然间出现马蹄声，还有，还有你刚才听见的那一串叫喊：‘捉活的，捉活的……’”
董益三朝王定国笑道：“李以当薛岳的卫士连连长的时候，不过20出头，那个叫喊声恐怕比刚才响亮得多哩！”
我也笑了，和王定国，和董益三一起笑了。李以没有笑，非但没有笑，他的鼻孔里仍然气喘嘘嘘的，像堵着粘连的鼻涕。表情似乎比先前更严峻了，额头冒着青筋，腮帮鼓出了齿痕！哦，哦，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上次他在政协机关食堂遭到冷遇以后的表情么？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眼睛，上次是烦躁的发泄，这次是急渴的等待……王定国也在急渴地等待，等待李以哪怕迟迟泛起的笑容。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嘛。可是不成，看见那副老是抹着冬瓜霜的倒霉相，她不觉脸色一沉，真的来了火：
“你这个人没得出息！怎么变成婆婆妈妈的哟？过去的事情还挂在嘴巴上，有必要吗？有时间吗？你就不嫌累吗？现在大家都坐到一起来了，都成了国家的主人……”“不说了，大姐，请你不说了！”李以拱起双手，朝王定国作了一个揖，“有你‘主人’这两个字，我什么都有了！”说完，紧闭双唇，头也不抬地穿过董益三和我之间，也就是穿过上次他发牢骚的地点，像穿过五里云雾，走到自己那张正沐浴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的办公桌前去了。
望着李以端端正正的坐态，不卑不亢的神色，我忍不住拍打着自己的脑袋，突然想起他前几天的话．他对我说过，鄙弃他的人，未必了解他；相反，不了解他的人，有时还会让他赢得廉价的尊重，诸如公共汽车上常有人给他让座之类。他以为那都是从概念出发的产物，值不得伤悲，亦值不得欣慰。而只有通过了解他底细的人，最好是过去面对面的仇敌的言谈举止，方才能够让他取决往后的生活的态度——唉唉，多么苛刻的要求，多么顽固的意念，他就居然这样做了！
我现在也敢做一件事情：李以不是说过“讨来的饭，还有当着主人的面吃的么”，那么我敢打赌，他会以与此刻完全相同的坐态和神色重新出现在政协机关食堂的，对，就在今天，从今天开始……我的心底闪烁着第一缕阳光的跳动的光点，没有看见王定国出门的背影，也没有看见进屋的人的面庞，以致传达室的老头儿把一件沉甸甸的稿子递到我的手心的时候，我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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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信我不傻。
这不，刚刚接到的这份稿件，我只看了一半，便发现5个问题。依我看哪，要是全部看完了，恐怕10个问题、20个问题也下来不了哩！道理很简单：作者当时在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里的职务仅仅是中将副司令杜聿明的少校副官。此种身份，要想写出如同作者已经写出的有关南京方面制定所谓“徐蚌会战计划”的种种内幕，自然是不可能的。
作者当然也有自己的依据，不过遗憾得很，他的主要依据我很快就在杜聿明的《淮海战役始末》里找到了，而且找得这样准确，连文字、标点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稿子推到一边，虽没看完，也权当读毕，该做下一步的工作了。按照通常的处理稿件的程序，现在应该由编辑提出稿子质量等级，或特，或甲，或乙，或丙。与其他报刊的稿酬规定有所不同的是，文史资料的投稿，不管《文史资料选辑》采用与否，都可按质论价，得到报酬，所以等级标准之末，还有资料费、笔墨费两项。当然，这样的规定也是免不了的：抄袭剽窃之稿件，一律退回。
我决定退稿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在将这部稿子装入我已经写好地址的牛皮纸信袋以后，我准备征求一下杜聿明的意见，一则他是军事组副组长，二则稿子的内容与他有关。杜聿明此日却没有来，新近他来得不多，肾结核复发以后，经常有医生去他家为其洗肠子。
于是我需要给他打个电话。尚未抓起话筒，电话铃倒吱吱地响个不停，我把话筒贴近耳朵听时，嘿，正好是杜聿明的声音。“黄编辑吗？我收到过去一个部下的信哇，他说写了一篇文史资料寄来，你收到没有？看了没有呀？”
把我的姓和职务连在一起，杜聿明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所以我意识到他今天的谈话是庄重的，部下又怎么着，公事公办嘛。他如此，我亦如此。应当如此。
“杜老，就是曾当过你的副官的那位先生吧，稿子收到了，看过了，我正准备给他退回去！”
“为什么？”杜聿明直端端地问。与他平时的和蔼相反，这句话他竟说得如此生硬。当然，我明白，他现在在工作，他有审查我的工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