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人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方针，在党的十二大、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并且将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不断呼吁哲学社会科学界加强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把它规定为国家建设的基本纲领。综括这些方面，我们确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决不会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创造上。飞速发展的经济，必然要求文化与之配套。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速度在今后若干年间将会加快。
这次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仍将是：围绕着现代化建设事业，创建以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努力创造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充分体现民族价值观、时代精神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构要突出“中国特色”，这一特色，脱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文化（人化）观念，就称不上是中国特色。由于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精心整合属于我们民族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来源，所以，我们在考察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来源时，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准绳。作为主导的方面，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吸收容纳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之所在。新文化体系的确立，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0年5月3日。但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运用科学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进行一番淘汰和改造，真正筛选出属于本民族的、能为今天和未来建设服务的核心价值与精神遗产。
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另一个原则，赋予社会主义新文化以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双重意义。江泽民同志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上。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的，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中西优秀文化的辩证综合和融会贯通，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正确途径。
回顾中国文化的先驱所走过的文化选择的曲折道路，展望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我们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在中国人100多年的文化反思和文化选择中，曾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文化转型。首先是晚清时期清政府对中国传统的矜持、自恋到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来实现对旧有传统文化的改良。其次是“五四”之后，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在大陆的终结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完成对中国文化的转型。第三次是从“文革”之后的文化反思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着三源会通的新尝试。如此漫长的文化选择，显现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和坚忍不拔的探求精神。直到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国内理论界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解释性，国家为固有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原则与西方文化的接轨仍在做着艰苦的探索。尽管如此，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新文化，学术界在许多问题上已取得共识。
21世纪的中国文化走向，必然朝向多种文化类型同在、多维价值体系共生的多元一体文化发展。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中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以及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和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台文化等多种文化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多元文化并存的进一步发展是多元文化的交融，因为，21世纪文化中国广泛空间中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是中华文化。正如人们所言，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并不完全在于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这些特征，而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根，即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源远流长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客观上，全球华人社会制度可以不同，但在文化上是同一的。中华文化是把多元文化、不同地域所有成员联系起来的纽带。因此，不管现代化文化建设的任务多么艰巨，中国文化从这里出发去追求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深层次整合，使多种文化类型、多维价值体系在相互冲突中相互渗透，在相互对立中相互结合，最终在吸纳古今中外文化营养的同时整合、交融，创造出一种多元兼容、多元一体的立足中华，置根中华的民族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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