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性障碍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以往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PD），其在DSM-郁中的定义为：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身份或人格状态，这些不同的身份反复地控制着患者的行为。患者不能回忆重要的个人信息，其程度无法用通常的健忘来解释。
DID在美国比较突出，近30年来，美国报道的DID病例数不断增多，对DID的认识和研究也不断得到发展。而在中国，由于CCMD-3（《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没有单独列出DID这一疾病单元，因而，对此病症的有关病例报道较少。在典型病例中，每一个身份或人格都有各自的名字、性格特征、生活史，各人格之间似乎并无“交流”，处于一种人格时，患者无法回忆其他人格及在其控制下发生的行为。通常认为，这种分离现象与幼年时期的（性）虐待等心理创伤体验有关，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在北美，MPD病例呈爆发性增长态势，这是在传媒的作用、诊断医师认识的变化、社会对儿童虐待关注程度的提高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
2.4.1 DID形成的相关理论
许多研究表明，DID的发展始于童年期（极少起源于成年期），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创伤性生活事件（尤其是受虐）、成长过程中防御能力的习得、逐渐积累的不良环境、分离性素质（包括无法在意识中将个人的记忆、知觉和身份统一，某些遗传因素）、缺乏外部支持等。此外，DID患者易被催眠的特质与分离性素质密切相关，也被认为是所有分离性障碍（包括DID）的患病因素之一。
2.4.1.1 心理动力学派的观点
在对DID形成机制的解释中，心理动力学派的观点影响深远。研究者普遍认为，DID是一种防御的症状群，创伤、冲突和缺陷均在DID的形成中起作用，其中创伤起了决定性作用。患者使用分裂（splitting）和分离的防御方式来保留“好的自身”和“好的客体”，分离了不相容的心理内容。分离的同时，也意味着除去感觉或认识的某些方面，或者说它意味着意识状态的改变，患者以此除去意识中某种事件或情境。
2.4.1.2 心理发展理论
Kluft和Putnam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解释DID的形成。他们认为：淤在分离的初级构建阶段，创伤性经验（尤其是严重的反复性创伤）给儿童造成了经验上的极端状态，导致儿童使用分离的防御方式，儿童身上离散的个人化“行为状态”同时得到发展。离散的个人化“行为状态”是儿童使用分离防御方式的结果，它们发展起来之后，就能封存那些无法忍受的创伤性记忆和情感，减轻它们对全部心理发展的不利影响，维系儿童与照管者之间的关系。另外，“照管者与儿童之间受损的依恋与抚育”进一步破坏儿童整合跨情境经验的能力，从而加剧了分离。于在分离的次级构建阶段，那些离散的“行为状态”经过发展性与象征性机制长时间的不同作用，便形成了各具特性的替身（即分离性身份），儿童以此就能管理和应对各种生活事件。这一阶段对于DID的形成非常关键。盂此后，替身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各自脱离并不断发展，最终形成DID。
2.4.1.3 依恋理论
Liotti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提出“依恋紊乱”（attachment disorganization），它是分离发展的第一步。依恋紊乱是指当父母变得危险或具有威胁性时，儿童依恋系统的一致性受到损害甚至崩溃。Liotti通过回顾以往关于创伤、依恋（尤其是早期依恋）和分离性障碍的研究，运用“成人依恋访谈”来探讨三者的关系，并解释创伤相关障碍的形成，包括PTSD、分离性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依恋系统反映了“照料—寻求”的关系，是个体寻求重要他人保护与抚慰的一种内部倾向系统，通常因生理或心理创伤而激活，贯穿于人的一生。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是一种认知结构，它基于对过去依恋情形中人际互动的概括性记忆，对儿童将来的依恋需求进行预期。儿童早期的IWM是一种隐性记忆的结构，不需要借助语言或意识来运作；IWM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得显性——受意识操作。“戏剧化三角”是一个隐喻，是指依恋紊乱的儿童在创伤性情境中根据戏剧化的三个基本角色（即迫害者、救助者和受害者）对依恋情形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反映了儿童矛盾情绪的建构。创伤作用于儿童的依恋系统激活了先前存在的一个关于依恋紊乱的IWM，导致（隐性记忆中）“戏剧化三角”的情绪性转换（比如，将自我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转换为一个救助者），从而造成了分离性经验和情绪的不规则。随后，在不同的附属性危机因素（如遗传、气质、早期创伤的严重程度等）的作用下发展出PTSD、分离性障碍和BPD。
此外，Thomas在理论研究和治疗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儿童受虐长期影响的“人际保护理论”，并引用IWM的概念解释了分离性障碍的形成机制与治疗方法。他认为，童年受虐破坏了儿童的安全依恋，使得儿童在至关紧要时得不到照管者或照料者的保护，从而缺乏培养自我防御策略的行为模板。儿童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IWM，于是在应对人际侵犯与内心自责时存在困难，长期下去，便形成了分离性障碍。
最近几年研究发现，MPD（最严重的分离障碍）在临床上出现的比例越来越高，占2.4%～11.3%，此外具有明显分离性症状的精神障碍发生率也较高，如急性应激障碍。这些都表明，分离性障碍在人群中有广泛的发生基础，而分离性障碍是许多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过程。
2.4.1.4 人格结构性分离理论
Helga Matthess提出的人格结构性分离理论认为，和创伤相关的障碍通常会使人格分离为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情感部分（emotional parts， EP），这一部分受到如何从威胁中幸存下来的行动系统的调控，从而固定地附着在创伤记忆上；第二部分是表面上的正常部分（apparently normal parts， ANP），这一部分受到日常生活以及种群存活的行动系统的调控，从而回避与创伤相关的线索。
2.4.2 DID的临床评估量表
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年将DID放入分离性障碍大类中，在2000年出版的DSM-郁-TR（DSM-郁，Text Revision）中，DID的诊断编码为330.14.但是，近些年来研究者对于DID的诊断标准存在争论：一些研究者建议发展出一套多元综合的标准，以更加准确地描绘DID患者典型的多样症状；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当前的标准已足够充分；还有一些研究者建议将分离性障碍重新定义为“创伤障碍连续谱”（trauma spectrum disorder），强调其与创伤性情境的密切联系。
在对DID的临床评估中，当前共有三类测评工具：临床医生主持的结构访谈、临床医生评估量表和自陈式量表。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几种常见的DID自陈式量表。
对于DID的测评，目前有6种发展比较成熟的自陈式量表，分别为：分离经验量表（The Dissociative Experiences Scale， DES）、分离问卷（The Dissociation Questionnaire， DIS-Q）、分离经验问卷（The Questionnaire of Experiences of Dissociation， QED）、20问躯体性分离问卷（The Somatoform Dissociation Questionnaire-20，SDQ-20）、分离多维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Dissociation， MID）和分离综合量表（The Multiscale Dissociation Inventory， MDI）。一些人格量表（如罗夏墨迹测验、MMPI等）能够有助于理解DID患者的人格结构，也能对DID症状进行评估。以下简要介绍DES、DIS-Q和MID三种主要的量表。
DES是对分离性症状进行测评的最早、最成功的自陈式量表，现已从最初的英语版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DES共有28个项目，其评分可以是连续性计分（原始版），也可以在11点Likert量尺（0～100）上计分（修订版）。DES主要用以评估入神、想象性卷入、人格解体、现实感丧失和遗忘等症状。大量研究显示，DES具有很好的信效度。
DIS-Q由荷兰学者研发，是欧洲的临床医生和研究者常用的测评工具。DIS-Q由63个项目组成，在5点Likert量尺上计分，用以评估四种症状：身份认同混乱和分裂、控制感丧失、遗忘和入神。研究表明，DIS-Q具有很好的信效度，与DES之间也有着高相关。
MID由218个项目组成，一共包含23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3～12个项目）。研究表明，MID也具有很好的信效度，全量表有12个一阶因子和1个二阶因子（即分离）。并且，MID是目前唯一具有效度量表的自陈式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