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众生见性成佛道,又龙女须臾发菩提心,便成正觉。又欲令众生入佛知见,不许顿悟,如来即合遍说五乘。今既不言五乘,唯言入佛知见,约斯经义,只显顿门。唯存一念相应,实更非由阶渐。相应义者,谓见无念者,谓了自性者,谓无所得。
以无所得,即如来禅。
他又说:发心有顿渐,迷悟有迟疾。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之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编者)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若遇真正善知识,以方便直示真如,用金刚慧断诸位地烦恼,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慧利明了,通达无碍。证此之时,万缘俱绝,恒沙妄念一时顿尽,无边功德应时筹备。
这便是神会的顿悟说的大意。顿悟说是他的基本主张,他的思想都可以说是从这一点上引申出来的。下文所述四项,其实仍只是他的顿悟说的余义。
二、他的“定慧等”说。他答哲法师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为正慧。即定之时是慧体,即慧之时是定用。即定之时不异慧,即慧之时不异定。即定之时即是慧,即慧之时即是定。
这叫做“定慧等”。故他反对北宗大师的禅法。他说: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坐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若指此定为是者,维摩诘即不应诃舍利弗宴坐。
他又很恳挚地说:诸学道者,心无青黄赤白,亦无出入去来及远近前后,亦无作意,亦无不作意。如是者谓之相应也。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论善恶,皆不离妄心。有所得并是有为,全不相应。
若有坐着,“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者,此障菩提未与菩提相应,何由可得解脱?
此条所引“凝心入定”十六字据《语录》第三残卷所记,是北宗普寂与降魔藏二大师的教义。神会力辟此说,根本否认坐禅之法:
不在坐里!若以坐为是,舍利弗宴坐林间,不应被维摩诘诃。
神会自己的主张是“无念”。他说: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日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
这是神会的无念禅。
三、怎么是无念呢?神会说: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众生心本无相。所言相者,并是妄心。何者是妄?所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盘,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体上,自有本智,谓知以为照用。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
但莫作意,自当悟入(此是很革命的思想)。
无念只是莫作意。调息住心,便是作意;看空看净,以至于四禅定,四无色定境界,都是作意。所以他说:“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盘,并属虚妄。”后来的禅宗大师见人说“出三界”,便打你一顿棒,问你出了三界要往何处去。起心作意成佛出三界,都是愚痴妄见。所以此宗说“无念为本。”
四、神会虽说无念,然宗密屡说荷泽主张“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可见此宗最重知见解脱。当日南北二宗之争,根本之点只是北宗重行,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
故慧能、神会虽口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此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大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那才是彻底的解放了。神会说:未得修行,但得知解。以知解久熏习故,一切攀缘妄想,所有重者,自渐轻微。神会见经文所说,光明王,帝释梵王等,具五欲乐甚于今日百千万亿诸王等,于般若波罗蜜唯则学解,将解心呈问佛,佛即领受即可。得佛印可,即可舍五欲乐心,便证正位地菩萨。
这是完全侧重知解的方法。一个正知解,得佛印可后,便证正位地菩萨。后来禅者,为一个知见,终身行脚,到处寻来大善知识,一朝大彻大悟,还须请求大师印可,此中方法便是从这里出来的。
五、中国古来的自然哲学,所谓道家,颇影响禅学的思想。南宗之禅,并禅亦不立,知解方面则说顿悟,实行方面则重自然。宗密所谓“无修之修”,即是一种自然主义。神会此卷中屡说自然之义。如他答马择问云:僧立因缘,不立自然者,僧之愚过。道士唯立自然,不立因缘者,道士之愚过。
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又经云,众生有自然智,无师智,谓之自然。道士因缘者,道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从三生万物,因道而生。若其无道,万物不生。今言万物者,并属因缘。
这是很明白的承认道家所谓自然和佛家所谓因缘同是一理。至于承认自然智无师智为自然,这更是指出顿悟的根据在于自然主义,因为有自然智,故有无修而顿悟的可能。所以神会对王维说: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这是纯粹的自然主义了。
语录第一卷首幅有一段论自然,也很可注意。神会说:无明亦自然。
问,无明若为自然。神会答道:无明与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无明依佛性,佛性依无明,两相依,有则一时有。觉了者即佛性,不觉了即无明。
问,若无明自然者,莫不同于外道自然耶?神会答道:道家自然同,见解有别。
神会指出的差别,其实很少,可以不论。所可注意者,神会屡说不假修习,刹那成道,都是自然主义的无为哲学。如说:修习即是有为诸法。如说:生灭本无,何假修习?
又如说:三事不生,是即解脱。心不生即无念,智不生即无知。慧不生即无见。通达此理者,是即解脱。
又如说: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静,不观空,不住心,不澄心,不远看,不近看,无十方,不降伏,无怖畏,无分别,不沉空,不住寂,一切妄相不生,是大乘禅定。
凡此诸说,皆只是自然,只是无为。所谓无念,所谓不作意,也只是自然无为而已。后来马祖教人“不断不造,任运自在,任心即为修”;更后来德山临济都教人无为无事,做个自然的人,——这都是所谓“无念”,所谓“莫作意”,所谓“自然”,所谓“无修之修”。
总之,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用顿悟来打倒渐修,用无念来打倒一切住心入定求佛作圣等等妄念,用智慧来解除种种无明的束缚。在那个渐教大行,烦琐学风弥漫全国的时代,这种革命的思想自然有绝大的解放作用。但事过境迁之后,革命已成功了,“顿悟”之说已成了时髦的口号了,渐修的禅法和烦琐的学风都失了权威了,——在这时候,后人回头看看当日革命大将慧能、神会的言论思想,反觉得他们的议论平淡寻常,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希冀。这种心理,我们可以在宗密的着作里看出。宗密自称是荷泽法嗣,但他对于神会的教义往往感觉一种呐呐说不出的不满足。他在《师资承袭图》里已说,荷泽宗者,尤难言述。
所以尤难言述者,顿悟与无念在9世纪已成了风尚,已失了当日的锋芒与光彩,故说来已不能新鲜有味了;若另寻积极的思想,则又寻不出什么,所以“尤难言述”了。宗密在《大疏钞》里,态度更明白了,他说顿悟是不够的,顿悟之后仍须渐修,这便是革命之后的调和论了。宗密说:寂知之性举体随缘,作种种门,方为真见。寂知如镜之净明,诸缘如能现影像。荷泽深意本来如此。但为当时渐教大兴,顿宗沉废,务在对治之说,故唯宗无念,不立诸缘。如对未识镜体之人,唯云净明是镜,不言青黄是镜。今于第七家(即荷泽一宗)亦有拣者,但拣后人局见。非拣宗师。于七宗中,若统圆融为一,则七皆是;若执各一宗,不通余宗者,则七皆非。
这是很不满意于神会的话。其时革命的时期已过去七八十年了,南宗革命的真意义已渐渐忘了,故宗密回到调和的路上,主张调和七宗,圆融为一。他的调和论调使他不惜曲解神会的主张,遂以为“荷泽深意”不但要一个寂知,还须“作种种门”,他说:寂知如镜之净明,诸缘如能现影像。荷泽深意本来如此。
但《神会语录》却有明文否认此种曲解。神会明明说:“明镜高台能照,万像悉现其中”,古德相传,共称为妙。
今此门中未许此为妙。何以故?明镜能照万像,万像不见其中,此将为妙。何以故?如来以无分别智,能分别一切。岂将有分别心即分别一切?(第一卷)即此一条,便可证宗密在神会死后七八十年中已不能明白荷泽一宗的意旨了。神会的使命是革命的,破坏的,消极的,而七八十年后的宗密却要向他身上去寻求建设的意旨,怪不得他要失望了。南宗革命的大功劳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便是绝大的建设。由大乘佛教而至于禅学,已是一大肃清,一大解放,但还有个禅在。慧能、神会出来,以顿悟开宗,以无念为本,并禅亦不立,这才是大解放。宗密诸人不知这种解放的本身便是积极的贡献,却去胡乱寻求别种“荷泽深意”,所以大错了。
荷泽门下甚少传人,虽有博学能文的宗密,终不成革命真种子。
南宗的革命事业后来只靠马祖与石头两支荷担,到德山、临济而极盛。德山、临济都无一法与人,只教人莫向外求,只教人无事体休歇去,这才是神会当日革命的“深意”,不是宗密一流学究和尚所能了解的。
五、贬逐与胜利
神会于开元八年住南阳,二十二年在滑台定宗旨。我们看独孤沛在《南宗定是非论序》里对于神会的崇敬,便可知滑台大会之后神会的名望必定很大。《圭传》说:天宝四载(745),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然正道易申,谬理难固,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
《传灯录》说:天宝四年,方定两宗。
定两宗不始于此年,但神会在东京也很活动。《宋僧传》说: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若神会入洛在天宝四年,则其时义福、普寂早已死了。两京已无北宗大师,神会以八十高年,大唱南宗宗旨,他的魔力自然很大。此时北宗渐衰,而南宗新盛,故可说南北二宗判于此时。据《历代法宝记》的无相传中所记,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
又说:开元中,滑台寺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天宝八载中,洛州、荷泽寺亦定宗旨。
此皆可见神会在洛阳时的活动。
北宗对于神会的战略,只有两条路:一是不理他,一是压制他。
义福与普寂似乎采取第一条路。但他们手下的人眼见神会的声名一天大一天,见他不但造作法统史,并且“图绘其形”,并且公开攻击北宗的法统,他们有点忍不住了,所以渐渐走上用势力压迫神会的路上去。
神会此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和尚了,他有奇特的状貌,聪明的辩才(均见《圭传》),他的顿悟宗旨又是很容易感动人的,他的法统史说来头头是道,所以他的座下听众一定很多。于是他的仇敌遂加他一个“聚众”的罪名。天宝十二年(753),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宋僧传》)卢奕此时作御史中丞,留在东都。但此时普寂已死了十多年了,不能说是“阿比于寂”。《宋僧传》又说,卢奕劾奏之后,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宋僧传》依据碑传,故讳言贬谪。《圭传》记此事稍详:
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致也。
弋阳在今江西弋阳。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属唐之均州。襄州在襄阳。
二年之中,贬徙四地。我们悬想那位八十五六岁的大师,为了争宗门的法统,遭遇这种贬逐的生活,我们不能不对他表很深的同情,又可以想见当时的人对他表同情的必定不少。神会的贬逐是南北二宗的生死关头。北宗取高压手段,不但无损于神会,反失去社会的同情,反使神会成了一个“龙鳞虎尾殉命忘躯”的好汉。从此以后,北宗便完了,南宗却如日方中,成为正统了。
贾(死于835)作神会弟子大悲禅师灵坦的碑,说灵坦(《全唐文》误作云坦,《唐文粹》不误)。
随父至洛阳,闻荷泽寺有神会大师,即决然蝉蜕万缘,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夺,亦壮而许之。凡操慧服勤于师之门庭者八九年。而玄关秘钥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嘱付,莫有知者。
后十五日而荷泽被迁于弋阳,临行,谓门人曰,“吾大法弗坠矣,遂东西南北夫亦何恒?”时天宝十二载也。(《全唐文》七三一)神会在洛阳,从天宝四年至十二年,正是八九年。
当神会被贬谪的第三年,历史上忽然起了一个大变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造反了,次年洛阳、长安都失陷了,玄宗仓皇出奔西蜀,太子即位于灵武。至德二年(757),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这时候的大问题是怎样筹军饷。《宋僧传》说: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编者)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
《佛祖历代通载》十七记此制稍详:
肃宗至德丁酉,寻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