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8世纪到9世纪初传遍了全国。本来禅学到了唐朝，已走上语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从事于繁琐的注疏；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不用语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彻悟。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他的方法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就有些要算做末流了。这里且讲一个故事：有一书生，衣服褴褛，走到禅寺，老和尚不理他。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山门，恭敬迎接，招待殷勤。书生看了，一声不响，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书生说：“佛法一切平等，为什么你不睬我，而这样地招待他？”老和尚说：“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书生听了，就给他一个嘴巴。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书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仿这种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在9世纪中叶，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鉴（殁于865［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866［年］，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齐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菩提达摩，都是一些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后来的禅门，总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呵佛骂祖禅。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须用嘴来宣说甚么大道理。因此，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是纯粹主观的，真假也无法证实。现存的五部《传灯录》，其中所载禅门机锋，百分之七十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当时的大和尚中，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他们的奇怪的方法，并非没有意义的。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说：你不怕没有饭吃了。这个故事，就可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按：西文两词音近，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禅宗经过四百年的黄金时代，若非真有方法，只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四百年之久。
禅学的方法，可归纳为五种：
一、不说破
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盘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便成了“口头禅”；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有两句香艳诗，可以拿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鸳鸯绣取从（随）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作例子。其一：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并求其说法。沩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其二：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父母未生时”一句。沩山说：“我若说似（与）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木，偶尔抛一块瓦砾，碰竹作响，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遥礼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
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云岩和尚的弟子，每逢云岩忌日，洞山必设斋礼拜。或问他于云岩得何指示？
他说：“虽在彼处，不蒙指示。”又问：“和尚发迹南泉，为何却与云岩设斋？”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大家听了三个故事，便知“不说破”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因为早经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乐？
二、疑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体会。例如洞山和尚敬重云岩，如前所说，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岩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
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他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赞成，便不容怀疑，无疑即不想了。又：有僧问沩山和尚：“如何是道？”沩山说：“无心是道。”僧说：“某甲不会。”就是说我不懂。沩山就告诉他：不懂才好。你去认识不懂的，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沩山原答为：“会取不会底好。”僧云：“如何是不会底？”师云：“只汝是，不是别人。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禅宗的第二个方法。
三、禅机
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一以下诸禅师又想出种种奇怪方法来，如前面所举的打、笑、拍手、把鼻……等等；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头。这种方法，名曰“禅机”，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对于某种因缘，给一点暗示出来，让你慢慢地觉悟。试举几条为例。其一：李勃问智常：“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智常举拳头，问道：“还会么？”李答：“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其二：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惟政大师：“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吧！”其三：僧问总印：“如何是三宝（佛，法，僧）？”总印答：“禾，麦，豆。”僧说：“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
其四：仰山和尚问沩山：“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指灯笼说：“大好灯笼呵！”其五：僧问巴陵鉴和尚：“祖师教义，是同是异？”鉴说：“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法演和尚论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其六：僧问云门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答：“糊饼。”法演说：“破草鞋。”这些禅机，都是于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一点暗示。
前十余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中国，北京有一班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但罗素回来对我说：“今天很失望！”问何以故？他说：“一班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t 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 ？）’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我说：假如您听过我讲禅学，您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罗素先生颇以为然。
四、行脚
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候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所以行脚等于学校的旅行，也就等于学生的转学。穿一双草鞋，拿着一个钵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师大学生，转到清华，再转到中央大学，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汾阳一禅师活到七十多岁，行脚数十年，走遍了七十多个山头，据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个缘因未明，饮食不安，睡卧不宁，火急决择，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只因圣心未通，所以驰驱行脚，决择深奥，传鸿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儒门的理学大师朱子也曾说过：“树上哪有天生的木勺？要学僧家行脚，交结四方贤士，观察山川形势，考测古今治乱之迹，经风霜雨露之苦，于学问必能得益。”行脚僧当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钵，逢着僧寺就可进去住宿，替人家做点佛事，挣碗饭吃；要是找不着庙宇，只能向民家讨点饭吃，夜间就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从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经过这一番飘泊生涯。行脚僧饱尝风尘，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一天听见树上鸟叫，或闻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诗，或听老太婆说一句话，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这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就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五、悟
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如圆悟和尚行脚未悟，一日见法演和尚与客谈天，法演念了两句艳体诗：“频呼小玉元无事，为要檀郎认此声。”全不相干，圆悟听了就忽然大悟了。又：有个五台山和尚行脚到庐山归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问他见到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又：沩山一天在法堂打坐，库头击木鱼，里面一个火头（烧火的和尚？）掷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沩山唤他前来，问道：“你作么生？”火头说：“某甲不吃稀饭，肚子饥饿，所以欢喜。”沩山点头说：“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奥古斯丁，平日狂嫖阔赌，忽然听人一句话而顿改前非，也是和这些一样的悟。
《孟子》上说：“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
总结起来，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致“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四百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不过，这革命还是不彻底。刻苦行脚，走遍天下，弄来弄去，为着甚么？是为着要解决一个问题。甚么问题？就是“腊月二十五”，甚么叫做“腊月二十五”呢？这是说怕腊月三十日来到，生死关头，一时手忙脚乱，应付不及。这个生死大问题，只有智慧能够解决，只有智慧能够超度自己，脱离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一件生死大事，找寻归宿。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所以说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有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伪，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
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二、目标也转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始终只做个和尚。理学则不然。宋仁宗时，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其进步更伟大了。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总之，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宗教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