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医学上已经证实，人类的许多疾病其实都与基因有关，或者说，是因为存在某种基因缺陷而“命中注定”在其人生的某一阶段就会患上某些疾病。同样，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基因就来自它的历史，即在千百年中所形成的民族文明和文化。特别应该说明，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是一个科学的类比。
印度的宗教文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荷兰的商业文化、英国的殖民文化、德国的理性文化、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独立精神，还是俄罗斯民族坚忍不拔和高度集权的混合体，都是一种国家文化，而这正是一种国家基因。
实际上，在大国崛起的互相借鉴上，这种文化极其容易误导模仿者，如在清末民初的举国大讨论中：被西方坚船利炮打的晕头转向的国民们曾想当然地认为器物优越导致国家强大，这因此形成了一股以洋务运动为主的崛起派，他们认为兴建工厂、发展经济就能拥有实力；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还是制度先进保证国家兴盛，他们因此要求国家首先应该放弃帝制，走向共和，然后才能富强兴盛；文化学者又认为应该是文化优势促成了大国崛起，如鲁迅以一样弃医从文，目的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头脑。但实际上，每一个基因都的确是国家崛起的因素，没有了那一片基因，这个国家都将成为无法真正崛起，但更实际上，只有这些基因融合为一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同一个人，缺少了任何一个器官都不行。因此，在国家的崛起中，实际上最忌讳的就是开始还推崇了荷兰的商业文化，慢慢地变成欣赏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可到最后竟然高呼“技术万岁”，堕落到器物层面的低级崇拜。
从技术崇拜到制度崇拜，再从制度崇拜到跌入现实陷阱，世界各地的人们才如梦初醒般地发现，这原来也不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大道，于是全球各地的人们开始对全球化加以排斥，各地的人们重新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但实际上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即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人类的文明史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真正公正的观点，只有从各自利益出发的观点，而只有认清观点背后的利益，我们才能说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蜂蜜还是毒药。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由于征服西班牙的需要，不得不组建另一类型的军队。由于西班牙距离太远，不能对那时的军队实行定期轮换制，而且战争也要求士兵得到更为充分的训练。因此服役的限期延长了，而且需要发放军饷，于是，在罗马事务可第一次出现了领饷的士兵，除了发饷外还要分发战利品。要西班牙，卡托把金银财产分给部下，据说他曾经对西庇阿·阿非利加进行过攻击，因为他在西西里把战利品分给了部队。军饷制的产生造就了一支职业军队，而且，在一个世纪后，普通罗马公民因此被彻底解除了武装，他们大都被贫穷所逼流入罗马和较大的城镇。公元前200年之前，罗马在几次大战役中大获全胜，帝国基础得到了巩固，这都得力于武装待命的农夫。这时，罗马的这种随时准备作战的农夫大多已消失了。这种变革从第二次布匿开始到这个世纪末就完成了，马利乌斯对军队进行了改组，在后面，我们还会述及这件事情。在马利乌斯时期之后，我们将先写军队”，然后写“军团”，我们将会觉察到，我们所接触的是一种崭新的部队，它已不再是因共同的公民身份而团结起来的联合体了。这个纽带一断，军团便在他们与精通社会的差别和他们与普通社会利益的对抗中找到了另一种维系团体精神的纽带。他们对领袖的强烈兴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些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取得军饷和掠夺赃物。在布匿战争之前，有雄心的人倾向于讨好平民，而在布匿战争后，他们就开始讨好军团了。征服西班牙，是罗马必然的使命之一，而征服西班牙需要一支职业军队也是无可非议，因为这是征服西班牙的前提条件，士兵轮换显然不符合战争需要，罗马由此转上职业军队制度，而士兵对粮饷的需要和对统帅的忠诚也是职业军队的灵魂和支柱，这也没什么错，但罗马的噩梦却开始了——罗马此后不停地出现军人干涉政治，军人成为国家实际统治者的局面，每一步都没有错，但为什么结果却是一个噩梦了？这就是历史必然性的规律，即即使你每一步都是正确的，也并不意味着结果就是良好的，因为有些噩梦是根植于基因中的，一旦条件成熟，被所罗门王置于小瓶中的恶魔早晚会被打开，也就是说某种制度必然孕育某种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