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情况更多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上周公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GDP增长大大超出预期，同比达到7.8%，消费、投资、出口都呈现正向拉动效应，贡献率分别为50%、49%、1%，2001年底以来的紧张与担心似乎要一扫而空。但是有几个反差现象仍然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经济增长与企业效益不佳并存，二是经济增长与登记失业人数增加并存，三是经济增长与持续的通货紧缩并存。这三个现象虽然可以用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加入WTO等多种原因来解释，但从根本上都与中国经济转轨的特征相关，是短期内无法解决却又不容忽视的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的特征，目前已有较多学者进行过阐述，普遍认为它是渐进的变动过程。如果进一步对此作研究便会发现，所谓渐进的改革，必然会遇到一个由于旧体制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解体进展程度不一致，而使整个体制转轨过程表现为非同步的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内容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抛开细枝末节总揽起来后的基本特征可以这样来概括：在这之前的近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各级，一部分则下放给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放权让利”，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随着利益主体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落实而逐步形成，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作为旧体制下经济运行常态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这表明新的体制框架的基本形成。
在这之后至今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背着却再也背不动的各种责任。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被认为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就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这种下放责任的政策取向本身既反映出进一步的市场化取向，同时也说明政府已不堪重负，不得已而为之，但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则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与前一阶段相比，这种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面临的将是新的矛盾与问题，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体制转轨的模式都将因此出现变化。
如果说前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政府放弃不应再管的“图章”，将审批和计划改为利益驱动和价格配给，那么后一阶段的改革则是政府卸下再也背不动的“包袱”，在三部门之间重新做一次福利与保障的责任划分。从放弃“图章”到卸下“包袱”，这种计划体制责权利的非同步分解与下放的现象体现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渐进特征，也使经济转轨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对比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起步，在市场主、客体均不存在，都需要从零开始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从“无市场主体”开刀（所谓“休克疗法”极力主张的私有化即为一例），要么从“无交易机制”开刀（中国实际上是以“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走出了第一步），二者必居其一。从“市场主体市场化”走出第一步，可能遭遇经济水平大幅倒退、贫富差距迅速拉开、通货膨胀严重的挑战，但对“政府部门”来说却也因此“讨了一个大便宜”，即在分解权利的同时，也将解除传统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福利性社会契约的沉重包袱以最简单、也是最残酷的方式扔给了“家庭部门”；以“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渐进走出第一步，即选择了从“市场客体市场化”为路径来走出第一步，“政府部门”虽然以最温和、也是最负责任的方式，完成了反短缺、压通胀过程中对“家庭部门”实施全过程保护的艰巨任务，然而社会契约解除的沉重包袱却不能不在时间上一再延缓，最终累积为转轨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因此从“九五”开始，我们着手比较集中性地解决部分计划责任的下放问题，这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计划体制权责利分解的非同步性特征，在已经启动的这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可能需要注意：
一是充分认识这一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在前一阶段的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中，老百姓更多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与好处，这种改革由自发而起，由利益而牵动。由于没有相应责任的匹配与约束，可能会出现改革成效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充分、甚至被夸大的情况，加之收益基本上是不断增进的，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容易取得共识。而在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下放责任，是支出的增加，是可支配收入和预期的变动，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的增加、就业压力、子女上学、货币化购房等都会让老百姓感到利益上的潜在损失增加。有的地区、有的社会群体还会感到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从而在改革的认识和评价上会产生抵触，而在具体的行为上会节制消费、增加储蓄，这就可能会带来社会总需求不足、投资不足和经济增长失速的连锁反应。社会对改革可能出现的前高后低的评价，会导致改革难度的前低后高。
二是充分认识这一阶段发挥市场经济优势的重要性。前一阶段改革的效益增进可以基本归纳为，在继续发挥计划经济成分在许多重要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防止经济大幅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混乱的前提下，让市场因素从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活跃并成长起来，借助体制外增量迅速成长的优势逐步替代并改造体制内存量，市场经济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格局下，核心的问题将变成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市场经济主体为支撑，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逐步化解计划责任下放的影响，并将这些责任转化为市场性的契约，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融合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
三是这一阶段需要加快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模式。市场经济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经济，市场经济优势的发挥也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的纯度越高越好，因此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不要政府、不要计划的体制。由于计划体制权责利分解的非同步性，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是下放计划责任，但并不是说政府就不再管事，宏观经济运行可以不要计划。哪些计划内容需要下放，哪些需要转化为适应市场基础的方式，哪些需要根据市场失灵的情况进行增加，哪些需要按社会主义制度原则加以固守，都是这一阶段需要研究的课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下探索政府的职能，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内容。
正是因为经济转轨中责权利分解的非同步性，当我们目前进入以下放传统计划体制中的责任为主的阶段时，就业问题、企业效益问题、消费不足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有可能长期存在，并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制约因素。2002年上半年我们加大了国债投资的力度，希望以此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缓和矛盾。一季度的结果显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十分突出，第二季度一些指标有所转好，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简单地用偶然因素和一般性原因进行解释和处理。
（发表于2002年7月23日）
（发表时标题为《冷静看待7.8%》）
关于2002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与证券市场、世界经济与国内经济，有人说是有喜有忧，有人说是总体向好、局部问题突出，其实最主要的特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走势背离，背离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还比较尖锐，预示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还将继续。
美国经济的背离走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GDP增长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出现大幅回落，一些重要的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发生背离。美国经济在2002年第一季度实现6%的强劲反弹以后，并未能在第二季度得以延续，除了住房和汽车市场保持景气外，总的消费需求并不旺盛，先行经济指数在6月份没能保持5月份的微弱增长势头，美林证券已将第二季度的 GDP增长率由3.5%调低至2.5%，大大低于第一季度，显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与此同时，美国公布的5月份外贸逆差为376亿美元，比4月份修正后的361亿美元上升了4.1%，再次创下新纪录，贸易逆差的增加使美国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必须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的流入。本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2财政年度前9个月的赤字达到1180亿美元，而上一年度同期为盈余1689亿美元，前9个月中政府开支同比增长7.5%，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1.4%，从趋势看连续4年的财政盈余将就此打破。这些数字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目前主要仍靠外部的因素在推动，随时有可能再次失速，而外部因素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