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评论部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等五篇评论，这些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很发人深省。如果稍许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十年“文革”动乱中，中国“左祸”泛滥，舆论一律。在那样的环境下，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包容性可言。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固化了人们的思维，窒息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整个社会也不可能具有多少活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真的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排在第一位的，可能不是物质方面的极大丰富，而是思想层面的砸碎了禁裹人们思想的种种约束，使中国社会开始具备了有一定包容性的现代社会的理念和价值。正是这样的包容性，使中国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历史浩劫之后，开始真正地拥抱世界，并逐步地融入世界。在此过程中，邓小平1978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形成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对促进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包容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包容性，至少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公众的话语权得到普遍的尊重。这不仅表现在《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更重要的是，执政党和政府深刻地意识到尊重公众话语权在社会公共治理中的极端重要所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公民的“四种权利”（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基层实行“四个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服务）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社会组织得到长足发展。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国有组织形态”不同，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整体格局，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市场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为包容性社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三
是公众的参与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包容性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公众的参与度，无疑是包容性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权力高度不透明的状态下，由于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社会成员很难有实质性的社会参与。但这种状态在网络时代，则从根本上被打破，民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公共信息、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已经变成了现实。与此相联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公共空间，为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普通民众的广泛、深度参与，提供了可能，并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的过程。这在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使我们长期秉承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
当然，在充分肯定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包容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离真正的包容性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有的地方对不同意见不够尊重，甚至违反法律刻意地去打压、压制；有些官员总喜欢听顺耳、吹捧的溢美之词，听不进去反对意见；有的官员似乎只认为自己才是智者，不相信民众的智慧；还有的担心民众社会参与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推动社会包容性方面，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应该看到，在社会包容的内在逻辑中，思想包容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也是社会包容的灵魂和前提条件。在一个思想被严重禁裹的国家，社会的包容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就中国社会而言，在促进思想包容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当政者要有一种平和的包容心态，这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是很难确立起思想包容的理念和价值的。正像当年伏尔泰曾经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只有社会积极鼓励人们表达、参与的氛围，才能敢于直言、实践公共参与的价值追求；对执政者来说，只有树立起智慧在群众中、在民间的理念，让人无顾忌地说话、表达，才能真正营造思想包容的环境。这样的社会，不管是不是富有，但整体上可能是和谐的。其次，要鼓励民众用各种手段和方式监督和批评政府和执政者，以此来矫正政府的治理行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也许尤为重要。因为社会的许多冲突和矛盾，尽管表现为社会不同阶层或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纷争，但说到底，最终都会归咎到公共政策本身的问题中。思想包容的直接体现，就是执政者应当鼓励，而不是压制人们对政府的批评。最后，要不断完善思想包容的社会机理，鼓励创造性思维，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这个机理，最核心的就是要使社会在法制的轨道上实现法治，避免公权力的滥用，鼓励创新性思维，维持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退后一步讲，即使对一些异质性思维，也要给予一定的公共空间，通过社会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