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思想解放，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否定这三样东西，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没有工作重心的转移，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这是有非常严格的逻辑关系的。在此之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说这是不对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放到实践中来检验，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个人迷信”盛行了那么多年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命题是振聋发聩的，产生巨大的影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党和国家工作步入正轨，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从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全面拥抱世界的十年，人民思想很解放，思想界很活跃。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带来两个副产品。一是改革开放进入低谷。从1978年至今的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9.7%，只有一年是负增长，出现倒退，就是1991年。这是改革开放陷入低谷的重要表现。第二个副产品，中国政治风波之后，接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各国内在原因是不一样的，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巨变，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整个社会包括一些中央高层，对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他们提出要有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必须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1年7月1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党70周年大会。同时还有一个学术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开，我也参加了。一位党内理论权威在研讨会上公开讲，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现在环境下，中国是一个中心好还是双中心好？如果不提“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位权威的观点一出，台下没人敢说话了。实际上，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
人的看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至此，邓小平把所有领导职务都交出去了。1992年，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挺身而出，走一路说一路，后来形成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处于低谷，甚至有可能被转向、有可能夭折的情况下，将改革开放的航船再次拨回到正确的航道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市场经济写进了党章。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没有动摇，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成就在此，问题也在此。成就是经济高速增长，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20年来改革整体配套不够，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孤军深入。现在越来越显现出负面影响。
南方谈话之后经济快速发展与政府强大的主导有很大关系。在市场经济不太健全的时候，适当的政府主导是可以的。但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仍然过度主导经济，过度参与经济活动，仍然主导着资源配置，主导投资，直接干预经济，势必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首先是腐败问题难以解决，政府自身有强大的部门利益，政府干预越多，腐败的机会越大，越难以抑制，解决的成本也越大。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了垄断利益集团，引发公众巨大的不满。社会改革明显滞后，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从政治体制改革看，主要是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但行政体制改革只是政治改革的下端，绝不能以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应包括最高端的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四大部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更高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现在更多的是行政体制层面的改革。国务院在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裁减人员，政企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等。没有触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而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没有实质推进，下端是无法破解的，不可能深入的。现在大家都批评官员拼资源、拼环境，搞政绩工程、搞形象工程，屡禁不止，后面隐藏的就是官员选拔制度的问题，官员实际上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老百姓负责。
如果这个指挥棒不改变，还会有更多官员去搞政绩工程，搞形象工程。而官员选拔制度就不单单是行政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内容了。所以，没有上端的推进，下端的推进是非常有限度的，空间很狭窄的。
现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很大，危机也在上升，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三方
面。经济方面，经济下行趋势显现，增长放缓，物价上升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两种风险并存，使中国经济未来滞胀的风险增大。一旦滞胀，可能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
政治方面，中国面临着十八大换届，领导集体更新换代，这个过程中，西方一些势力往往借机要挟中国，给中国施压。社会方面，地方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在征地拆迁方面造成官民冲突，引发大量群体性事件，如果财政体制改革再没有实质进展，群体性事件会继续增多的，光靠强力压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现在中国基层老百姓自治理念在增长，利益诉求和表达意识在上升，这种自治理念与社会控制的矛盾在上升。决不能将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等同起来，而应当更注重引导，注重疏导。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最后峰回路转，关键在于承认老百姓的合法诉求。老百姓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自治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管理必须以人为本，注重服务，因势利导，否则加强社会控制只会激化矛盾。
综上来看，当前三种冲突都呈现激化趋势，即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
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在过去的改革中没有缩小，反而都被放大。这些都是由于改革配套不够，改革再不实质推进，这些风险只会再上升，越拖问题越大。
南方谈话的价值或者说思想遗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而且是一百年不动摇。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通常称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邓小平南巡之前，很显然有人想动摇基本路线，不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这一鲜明论点，是针对1989年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和实际工作中的倒退苗头进行回击，回击了对改革开放的怀疑。
第二，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是第一次完整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理论提出来以后，标志着石头是摸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和政治制度没有根本关系，不是必然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判断出来以后，彻底打破了中国长期形成的传统固化的思维定式，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接，对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撑。
第三，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不改革就要下台。这是很刚性的，语气很重。因为中国走过这么多弯路，有这么多教训，刚刚找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如果不改革，或者倒退，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中国要防右，但主要的危险是“左”，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因为在南巡之
前，“左”的力量才是改革最大的威胁，造成改革开放举步不前的阻碍主要是“左”
的思潮。这个判断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在当时苏东剧变的形势下，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显示出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有了这四个方面，南方谈话作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理论框架就构建起来了。在当时的氛围和环境下，没有邓小平这次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夭折。20年过去了，南方谈话所提出的这些著名的论断，对于今天中国继续推进改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以这么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引领，这就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破解既得利益格局，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高层应该就此达成共识。要果断地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改革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从制度上废除为党政官员输送经济利益的不合理链条。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
要从根本上割断党政公务人员与商业利益的关系，有许多制度和机制需要重新构建，但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要广泛地推行党政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更多的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权利。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首先在党内，然后扩大到各级人代会的差额选举的范围。应该看到，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改革空间的，人民也抱有很高的期待。只要我们的高层注重这方面的改革，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提振社会的人气，使人们看到希望，给老百姓以信心，重聚改革共识，而且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商勾结、公权力滥用等乱象，极大地降低监督的成本，消除权贵利益集团产生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开创新的局面。
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有过一段谈话，“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是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造成的问题，恰是因为没有完整理解和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造成的。这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迫切需要继第二次思想解放后，通过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真正发动第三次思想解放，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化解面临的问题和风险。
首先通过思想解放，扫除观念层面的障碍，重构并达成对改革的共识。特别是高层应该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要按照十七大所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
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经济、社会、文化的问题，很多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
不推进政治改革，就都不足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风险。
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改革已经死亡，对改革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一些改革让弱势群体吃亏，让大多数人吃亏，只让少数强势既得利益群体受益。这种改革不仅应当避免，而且应该严加禁止，必须通过改革遏制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对中国改革形成了威胁。现在中国三大既得利益集团的苗头不可忽视，一是以少数腐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二是以一些垄断国企老总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三是地产和资源利益集团，以房地产老板和山西、内蒙古等地的煤老板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