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田随笔》中有一篇论西塞罗的文章，意思好像是只说他爱好虚荣，对他的文章则只字未提。《蒙田随笔》三卷集最后一篇随笔是《论年龄》，其中涉及老年。在这篇随笔中，同其他随笔一样，文笔转弯抹角，并不豁亮，有古典，也有“今典”，颇难搞清他的思路。蒙田先讲，人类受大自然的摆布，常遭不测，不容易活到预期的寿命。他说：“老死是罕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这话不易理解。下面他又说道：人的活力二十岁时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他还说，人的全部丰功伟业，不管何种何类，不管古今，都是三十岁以前而非以后创立的。这意见，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最后，蒙田谈到老年：“有时是身躯首先衰老，有时也会是心灵。”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蒙田就介绍到这里。
我在上面说到，古今中外谈老年的诗文极多极多，不可能，也不必一一介绍。在这里，我想，有的读者可能要问：“你虽然不感老之已至，但是你对老年的态度怎样呢？”
这问题问得好，是地方，也是时候，我不妨回答一下。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害怕，我不是死鬼显灵，而是活生生的人。所谓“死过一次”，只要读过我的《牛棚杂忆》就能明白，不必再细说。总之，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满意的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并不像一些魏晋名士那样，表面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实他们的狂诞正是怕死的表现。如果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劲装疯卖傻呢？
根据我上面说的那个理由，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我是陶渊明的信徒，是听其自然的，“应尽便须尽，何必独多虑！”但是，我还想说明，活下去，我是高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我对老年的态度约略如此，我并不希望每个人都跟我抱同样的态度。
养生无术是有术
黄伟经兄来信，为《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向我索稿。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向是敬谨遵命的，这一次也不能例外。但是，健美双谈，我确有困难。我老态龙钟，与美无缘久矣。美是无从谈起了。至于健嘛，却是能谈一点的。
我年届耄耋，慢性病颇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完全符合规律，从不介意。现在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个小时，论文每天也能写上几千字。毫不含糊。别人以此为怪，我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粟德全在《China Daily》上写文章，说我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说到了点子上。我虽忘记了年龄，但却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润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我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天地，--锻炼也，人生，--锻炼也。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时间。如果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这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不挑食”，那容易了解。不管哪一国的食品，只要合我的口味，我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黄，吃肉不吃内脏。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我的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人皆以为怪，其实有什么可怪呢？至于“不嘀咕”，上面讲的那些话里面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而愁眉苦脸。有的人无病装病，有的人无病幻想自己有病。我看了十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我是陶渊明的信徒。他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这一篇短文的题目是：养生无术是有术。初看时恐怕有点难解。现在短文结束了，再回头看这个题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回头看看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定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账，目的都在达到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的目的。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上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军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拜倒在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这些人的脚下，战栗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儿，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则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其，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取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利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