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侵柬埔寨期间，基辛格不断与学生、示威者、著名反战活动家举行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仅5月份，他在白宫、自己家或饭店就搞过10次这种类型的会见。1971年上半年，他与学生团体会晤过19次，与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会晤过29次，与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分子的会谈达30次之多。
不管尼克松是不是这样看，基辛格认为政府有义务与批评者取得联系，尤其是学生。再说，凭借他的头脑，他自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说服、哄骗、取悦那些批评者，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
基辛格这样做还因为他喜欢智力挑战。虽然对他的庇护人，他竭尽谄媚之能事，但如果别人这样对他，他嫌烦，宁可有一场出色的辩论。正如飞蛾扑火一般，他想改变或取悦他的批评者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强迫症，并且在他的外交政绩中也反映出来。他对于敌手远比对付同盟者要顺当，在中东，他成功地博得了萨达特的欢心，但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时却出现严重问题。他把注意力投向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毛泽东、周恩来、黎德寿，但他对南越总统阮文绍却怠慢有加。
他对会见反战活动家尤其热心，这是因为他害怕过激的抗议行为会引起左倾势力的抬头，甚至会出现反犹倾向。“与我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我清楚地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他告诉他的年轻的鸽派助理。“我们在把你从右派手中拯救出来”，基辛格在入侵柬埔寨后挽留莱克时说。“你就是右派”，莱克回答道。
但基辛格对右派的野蛮性比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莱克有更深切的体会。他认为，一旦右派以为政府在东南亚执行的是一种逃跑政策，政府中的犹太人就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成为替罪羊，他害怕在美国出现魏玛的翻版。
1970年5月8日，当警车仍把白宫团团围住的时候，13名哈佛的著名教授鱼贯走进白宫，与他们引以为傲地称为“亨利”的老相识共进午餐，这是他与学术界人士会面中最痛苦的一次。会上，教授们不依不饶，一致谴责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制造混乱，在国外进行一场非道义的战争。无论基辛格如何解释，都未说服他们。
“这次会面彻底完成了我从学术界脱胎换骨的过程。”基辛格说。
但实际上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冷静，会面所造成的伤痛直到战争结束后仍未消失。
相反，基辛格与一个叫麦克托纳尔的小伙子的交谈更成功。这位头发蓬乱的反战主义者在美国侵略柬埔寨期间，开始了为期37天的绝食抗议。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天天到白宫门前静坐绝食。基辛格没有通知其他白宫人员就拜访了他。麦克托纳尔纯洁的和平主义观点、孩子气的真诚、美国式的和蔼可亲，既叫基辛格感到新鲜，同时又深深地打动了他。
从麦克托纳尔的角度看，基辛格想要撤出越南的态度是真诚的，“只是我没法说服亨利不使用武力”，他过后用词准确地说。而基辛格并没有说服他停止绝食。
一年后，基辛格成为一个所谓的绑架阴谋的目标。这些“阴谋家”都是些反战神职人员，其中包括4名天主教神父和4名修女。基辛格开玩笑说，这是“性饥渴的修女”所为。但私下里，他会见了这些阴谋策划者。
会谈进行得很成功，基辛格充分施展他的魅力和说服力，他们的反应比哈佛教授要友好得多。基辛格甚至接受了他们的礼物——一枚刻有“绑架基辛格”的徽章，并开玩笑说他准备向其他白宫人员出售。基辛格还会见了民主党的主要批评政府人士乔治·麦戈文。麦戈文是少数几个不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会后，他告诉记者：“我看不出这次会晤有什么用处。”
基辛格甚至冒着得罪尼克松的危险想召见反战活跃分子简·方达。
因为简·方达拒绝基辛格不公开的请求而不得不取消会谈。
§§第十章 幕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