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版权兴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路径探索
36269100000002

第2章 成“都”: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1)

成都,一个辉耀历史、理想高远的名字。

这座数千年的历史名城,当我们翻开她的一页页历史,满眼都是她那尘封已久的光荣与梦想。

而现在,光荣与梦想仍在延续……

第一节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历经沉浮,几许遗憾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有确切记载的成都2300余年的历史中,城址从未变更,在中国城市史中唯有苏州可与之相媲美。而成都更是几乎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格局,连“成都”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过。“成都”的数千年一系,传承了成都的历史文化基因,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造就了今天成都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

“都”之意义,可谓丰富,既可以指一国之首都,也可以指在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当然据史实来看,我们这里更多取的是后一种含义。所谓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即成都作为历史上的著名城市,始终在为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而努力。虽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如今看来,其梦想并未能完全实现。虽然成都的历史已经远去,但她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深思,对于今天成都的成“都”之路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一、开国上古:经过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发展,成都逐渐成为蜀文化中心

1.三星堆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200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成都平原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距今7000—80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它是商代蜀王国都城的废墟,其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4000—5000年,发现有原始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居民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阶段。三星堆文化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表明在商代古蜀业已进入文明时代。而比其稍晚的十二桥遗址则展示了成都早期城市起源的历史进程,并表明成都是除三星堆之外的又一个蜀文化中心。

2.金沙文化

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金沙古城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明形态,其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说明其与中原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沙当时已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古文明的起源中心,成都平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天府之国”:自修建都江堰之后“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逐渐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大都会,迎来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1.先秦时期

商代成都已开始向早期工商业城市方向发展,到东周时,成都已经是商贾云集,拥有“国之诸市”,成为了地区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和西南地区内外贸易的枢纽。

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设蜀郡。蜀郡守张仪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郫都、临邛三城,“仪筑成都,以像咸阳”。至此,成都城市正式建立,在规模、格局和建置等方面均与秦都咸阳相同。

由于成都平原河道密集,水患相当严重。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311年修建了都江堰,同时又“穿(指疏浚)二江(指郫江、检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享其利”,形成了集灌溉、运输、防洪为一体的多功能水利工程,不仅防止了水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成都的经济发展和交通便利。之后,成都繁华程度超过“天府陆海”关中,成为“天府之土”。《华阳国志》记载都江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此外,秦时大量移民入蜀,极大地推动了蜀地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繁荣景象。

2.两汉时期

成都人口聚集出现高峰期,人口数一度仅次于长安,居全国第二。蜀汉时,中原连年战乱饥荒,四川虽有短暂破坏但多数时期仍保持安定,因此人口仍在增长,“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成都已有“都会”之称。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成都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为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并称为“五均”,为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成都的冶铁、制盐、丝织、漆器等都在全国享有盛名,纺织业也十分发达,为全国纺织中心之一。

在天府之国已然形成,城市工商业兴盛,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基础上,两汉时期成都的文化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一方面,成都在文学方面的人才优势开始显现,出现了名满天下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扬雄。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妙笔生花,堪称当时天下第一文人。而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扬雄加上王褒、严遵,均“以文辞显于世”,四人并称汉文学的蜀中四大名家。另一方面,成都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汉时的蜀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天文历法的专家,时人称道“天数在蜀”。在史学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扬雄写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蜀王本纪》,陈寿则写下了著名的《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被列为上品和史家楷模。可以说当时成都是汉大赋的故乡,古天文学的重要中心,是西南的文化中心,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3.魏晋南北朝

成都成为全国丝织业重要中心,与广都、新都并为三都,号称名城,此时的成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程度。

西晋左思写有著名的《三都赋》,风行一时,以致洛阳纸贵,其中《蜀都赋》可看做当时成都的写照。“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三、“扬一益二”:隋朝建立至两宋时期,成都的城市经济文化呈现持续繁荣局面,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隋唐时期

自隋王朝建立,天下回归统一,成都经济臻于兴盛,与扬州一起成为“号为天下繁侈”的代表城市,“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可见此时成都的经济繁华和文化昌盛程度已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扬州。而唐代卢求的《成都记》更是盛赞当时成都罗锦之丽,伎巧百工之富,大大超过了扬州,应该算“天下第一名镇”。事实上卢求的话并不算夸张,唐中期后成都的经济和江南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武元衡在其诗作《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中就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收入主要靠成都地区,当时成都的财赋收入已经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

此外,唐时,成都和扬州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方,成都也成为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全国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

与此同时,成都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自初唐开始,许多诗人就或多或少地和成都扯上了关系,著名文人李调元就曾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出生于成都东部的今射洪县,杜甫曾称赞他说“有才继骚雅,哲臣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将他与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相提并论。而唐代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跟成都有莫大的关系,李白出生于蜀地,在蜀中度过了其青少年时代,彼时的李白已经显露出“可与相如比肩”的才华。而杜甫则因避乱在成都生活了多年,他在成都和川东奉节创作了430余首诗歌,占到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

成都佛教圣地大慈寺为唐玄宗幸蜀时所修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而且艺术价值最高的壁画,是一座价值连城的艺术宫殿。其壁画为天下之冠,“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

2.两宋时期

北宋时成都户籍人数居全国首位,为除汴京外第二大都会;至南宋,仍“繁盛与京师同”。

两宋时期,成都的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据记载,当时成都每个月都有大型的集市,正月是灯市,二月是花市,三月是蚕市,四月是锦市,宋代成都的丝织业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五月为扇市,六月为香市,七月为七宝市,八月为桂市,九月为药市,十月为酒市,十一月为梅市,十二月为桃符市。宋太祖平蜀后,曾将成都锦工数百人迁到京师,设机锦院,宋锦技术因此得以飞速发展,以至冠绝古今。

此外,北宋时成都各地商人云集,购买“蜀中宝货”,为适应商品交换需要,成都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而宋代成都文坛也兴盛非凡,“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其中以成都府南的眉山“三苏”(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最为著名,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苏轼最为卓逸超群,他博学多才,在诗、词、赋、文、书、画诸领域,均是独树一帜的开派宗师,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文学艺术大师。

四、历经劫难:经历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两次大规模战乱,成都遭受空前洗劫和毁灭性破坏,城市地位逐渐衰落

1.元代

蒙古军入川,“郡城焚荡”,成都经济衰落,城市地位下降。

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军队攻陷成都。锦城遭灭顶之灾,“昔之通都大邑,今之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之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

元代成都经济发展受到战乱影响,交通和商业都主要是为政府服务,民间的商品经济活动日渐衰微。连曾长期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纺织业也都呈现出衰落之势,和前代相比,规模相差甚远。元末,战火又起,处于萎缩状态的成都城市经济完全凋敝不堪。

2.明代

成都城市经济有所恢复,为全国30余个著名工商业都会之一。与省内外贸易往来频繁,“南则巴蜀,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然而正当成都经济开始重新走向繁荣时,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在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夹攻下土崩瓦解。在长达数年的战乱中,成都经济一落千丈,经济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3.清代

明末清初由于遭受史无前例的战乱破坏,成都城市“举城尽为瓦砾”。其中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大西政权崩溃时张献忠在成都进行的大屠杀对成都的破坏最为严重。他离开成都之时为了不让清军占领成都,又下令焚城,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人民伤亡惨重,流离失所。曾经名噪一时的“喧然名都会”有五六年时间竟然绝了人烟,“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居民址,不可复识。”

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施行了休养生息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以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大量各地的移民进入四川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成都很快恢复了勃勃生机。

清朝后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内地渗透。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外国人取得了在长江上游通商和在重庆侨居、投资工矿业的特权。川东门户重庆开埠后逐渐成为了四川近代商品经济中心,而成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步伐极为缓慢。重庆开埠后,成都的传统贸易中心商品经济优势丧失殆尽。

元明清时期,成都在全国的地位大大下降,远远不及汉唐时期。成都对全国的经济影响逐渐减弱,从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下降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明清时期全国有北京、苏州、杭州等八大商业城市,而成都未能跻身其中,“扬一益二”的荣光已渐渐远去了。传统的蜀锦、蜀绣丝织业均趋向衰落,被苏、杭后来居上。在文学方面,无论是在著名文学家和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和之前文赋纷华的唐宋相提并论。成都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而到了清末,地处封闭的内陆以及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传统,使得作为旧式消费城市典型的成都失去了活力,愈来愈显得暮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