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是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少数基层单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篇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二王、八司马"1958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等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韩晔为骁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欢赏。
数典品词，谈笑自若想像力和超凡的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气质。而如若这位政治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睿智过人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在领导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他所展示给人们的风采，也绝不会是凝重和疲惫，而是运筹自如的潇洒。每当我从记忆的长河中，摘取几段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便会感到，他所特有的那种潇洒。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毛泽东手迹，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是在我们闲谈中，他信手写在我正在阅读的书页或报刊边角空白处的。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有所感，随意挥洒而就的。
1957年春季，毛泽东4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毛泽东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