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律普金巴多教授及三名助手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进行了一项后来广受社会非议的实验。
他们从斯坦福大学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报名者非常踊跃。因为有了充分的挑选余地，他们对所有的报名者都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和性格测试。最后，其中的21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学生由于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而得以入选。
那么谁来当看守、谁来做囚徒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抓阄”。经过“抓阄”决定，11人充当看守，10人充当囚徒，体验的时间共计两周。
在一个寂静的星期天早晨，“囚徒”们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一路鸣着警笛来到警察局，在警局登上犯人名册，然后带入“监狱”。
在关入牢房之前，还要对囚徒进行脱衣、搜查、除虱、宣讲监狱狱规，并给囚徒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服、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决定制服囚徒的办法。
当天晚上，典狱长便召集看守们商议，共制定了16种管理囚犯的办法，比如在吃饭时、休息时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不准在非就餐时间进食；不准在“放风”时间说话；囚犯彼此只能称呼号码；囚犯见到看守要立正等。囚犯不论何种原因，触犯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两天过后，看守和囚犯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看守们觉得这些囚犯是自己的管制对象，他们都是坏蛋且十分危险；囚犯则认为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事后回忆说：“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故意挑拨他们，让他们彼此对打和对骂，并命令他们赤手清洗便池。在我眼里，这些犯人就是牲口。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说，得看管他们严点儿，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忍无可忍，组织了一次反抗活动。他们把身上的囚徒号码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在冲突中，看守们使用了灭火器，将灭火器干粉喷到囚犯的脸上，强迫他们从门前后退，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拆毁他们的床铺，罚他们靠墙而立，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的管制更加严厉，经常在半夜三更突然提审犯人，诱使他们互相揭发，逼迫他们互相施虐，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囚徒对不公的处罚开始逐渐习以为常，一些人渐渐觉得大脑迟钝、反应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五天时，实验者不得不把他提前放了出去。
看守思想中迅速形成的施虐心理大大出乎金巴多的意料，连看守本人也对自己心理的变化感到惊讶。
一位“看守”在此之前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对他人施虐。他把自己这种心理的变化记录在了第五天的日记里：“我把这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厌恶他。新囚犯（416）不喜欢吃这种香肠，我命令他必须吃，可他说什么就是不吃。我把香肠硬塞进他的嘴里……我无法想象我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窝火。”
金巴多不得不承认，这次模拟监狱体验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些温文尔雅的绅士身上竟能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经过测试被认定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的人中间，竟会那么快地蔓延开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模拟监狱体验进行不到一周，出于慎重考虑，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即使是半途而废，他们仍认为这次实验极具价值，它尤其表明，“本来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改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次实验却遭到了伦理学家的强烈批评，在他们看来，这项实验实在是违背人类道德，因为它对志愿者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会终生不愈。正是由于道德问题，模拟监狱之类的实验之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