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当自己处于安全的情势时，要想到可能有的危险，当自己处于高官显位的时候，要想到可能遭遇的变故，做官就应该有一种居安思危的习惯，要时时有一种忧患意识，尤其是大喜之时不忘隐忧。他说："身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有几人能善其末路呢？总须设法将"杈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确实屡获朝廷重任。而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尔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五日他致弟书说："我们家眼下处在鼎盛时期，我身居将相之位，沅弟统领近两万人，季弟统领四五千人，近世以来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几家々近半年来，沅弟七次拜受皇恩，近世以来像弟弟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我们家也是月盈之时了。管子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等他人来概而后悔，已经晚了。我们家刚刚丰盈，不要等天来概、人来概，我与各位弟弟应当设法先自概。自概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外乎'清'、'慎'、'勤'
三个字而已。我最近将'清'字改成了'廉'字，将'慎'字改成了'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更加明白浅显，实在有下手之处。沅弟在去年取给银钱时没有很好地斟酌，朋辈们对你进行了讥讽菲薄，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我也很不以为然。以后不应该再妄取分毫，不要寄钱回家，不要多赠亲族，这是'廉'字的工夫。'谦'字的内涵不可知，但其外表之意应有四点：日面色、日言语、日书函、日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请示，直接招了三千人，这是其他统领绝对做不到的，在弟弟那里还算能成事，也算顺手。但弟弟每次来信，索耍帐篷弹药等物，经常有许多讥讽之话，不平之词，给你的兄长写信便已如此，你给别人写的信更可知用词不当了。沅弟的仆从随员很有气焰，面色言语方面与人接触时是什么样子，我没能看到，但申夫曾对我说过去年你的仆从对他说话的语气，令我至今感到遗憾。以后应从这四点上痛加克服，这是'谦'字的工夫。每天临睡时，要默默地数～下这天有几件事操心，有几件事费力，这样就会知道你为国家办的事不多，而更要努力去做。这是'劳'字的工夫。"似此相类之函教诸弟，在此期间映曾国藩居高思危的心境。
辛酉政变后，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不惮其烦于再三谆谆告诫，亦足以反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项戴"。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心中既复杂又矛盾。一方面，他感恩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曾国藩一只眼盯着太平军，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盯着满清朝廷。于是，他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遍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无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
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明白曾国藩的心思，在上谕中，令他对节制浙江军务一事，"毋再固辞"，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尚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刚过了春节，他又于一八六二年一月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
他在奏折中写道："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成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须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一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一八六二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曾国藩于八月十二日上奏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各"，"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之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八月二十一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朝廷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他准确地估计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所以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八日深更半夜，他在安庆接到湘军攻下全陵的咨文时，竟然"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竞夕不复成寐"。可见，在这样的"大喜"之时，曾国藩依然心存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