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因果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哲学的两个基础之上的，即经验的基础和在经验基础之上形成的心理基础。首先是经验的基础。他指出，因果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经验，不是来自先验的推理，而是来自某些特殊物象的恒常的互相接合。人们在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将来和过去相契”这一假设而得出因果观念。我们在屡次看到相似的可感性质时，总是谬想它们也有相似的结果，尽管“在这些可感的性质和秘密的能力之间并没有可知的联系”。总之，“由似乎相似的原因，我们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这是总括了我们一切根据经验的结论”。谁要以为因果关系来自理性，来自解证的推论，不承认自然将其表面性质所依赖的性质和能力都掩藏起来的事实，而认为因果关系就是对象的性质，那未免太自负了。其次是心理的基础。他指出，凭借这个基础，我们才形成习惯，看到似乎相似的原因，便产生一种偏向或倾向，期待相似的结果。“因此，习惯就是人生的最大指导。只有这条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并且使我们期望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物发生。”同时，他强调：“我们虽然应用‘习惯’一词，我们却并不妄称自己已经把这样一种偏向的最后理由指示出来。”
总之，依赖以经验为基础的心理活动，我们得出因果观念，获得知识，只是这些知识都是或然的知识。
3．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休谟由上述经验论的理论出发，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从正面明确且系统地批判了形而上学。
康德说：“自从洛克《人类理智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出版以来，甚至可能追溯到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到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休谟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单一的然而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联结概念—出发的。”不错，休谟正是从因果性出发来否定旧形而上学的，他讨论物理的因果性其目的正是为了否定旧形而上学的所谓“四种原因”。
因果性问题是休谟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他认为这是哲学中最高深的问题之一。他指出，一切形而上学的深奥推理，都无非是为穷尽宇宙的第一原则和终极原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因”，中世纪的“隐秘性质”、“实体的形式”等。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推理都是为了探讨宇宙的第一原则和原因，而有没有客观因果性问题实际上又是超越人类认识能力的事情，所以形而上学的争论不可能有结果。“在这一切吵闹中间，获得胜利者不是理性，而是辩才”；“……不是持矛执剑的武士，而是军中的号手、鼓手和乐队”。
在《人性论》中，休谟通过对“原因”或“必然联系”的考察得出了四个系统：（1）一切原因都属于同一种类，在作用因和必需因或在作用因、形相因、质料因、模式因和终极因之间所作的区别都是没有基础的。因为作用因的观念既来自两个对象的恒常结合，“所以不论什么时候观察到这种结合，这个原因便是作用因，这种结合若是观察不到，便永远不能有任何一种原因”。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四因”的区别没有客观基础，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都不存在，实际上只有我们经验到的物理的动力（作用）因。（2）必然性也只有一种，所以关于精神的（Moral）和物理的必然性也是没有区别的，构成物理必然性的是对象的恒常结合以及心灵的倾向。（3）原因对于第一个开始的存在的必要性并不是建立在理论的或直观的论证上的，“所谓每一个开始的存在都应当伴有那样一个对象（即原因———引者）这件事，并没有绝对的或形而上学的必然性”。（4）凡是我们对它不能形成一个观念的任何对象（例如关于物质实体的观念），我们永远不能有相信它存在的理由。总而言之，休谟通过对因果性或必然性的考察，表明没有形而上学的因果性，只有物理的因果性，而且物理的因果性也是以我们观察到对象的恒常结合和我们心灵的倾向为基础的，世界就是我们经验到的现象世界，形而上学的对象我们是无法断言的。休谟还通过对事物原因的“能力”或由它导致的“必然联系”的观念的考察，直接否定了实体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能力”和“必然联系”这两个观念是哲学中最含糊、最不定的观念。他根据“一切观念都来自印象”这一原则，从印象出发，以经验为界来考察这两个观念。结果是：（1）从物质方面说，在各种物体作用的单一例证中，除了发现各种事情相继出现外，并不能了解原因所借以进行的任何能力，和原因与其假设的结果间的任何联系；（2）在精神方面，针对人们认为它们是思维在人身上所加的作用的观点，也只能看到后者的运动跟着前者的意志而来，却经验不到结合那种运动和那种意志的纽带，或人心产生这个结果时的内部力量；（3）在上帝方面，认为是最高神明的意志而使某一些特殊的物象永远会合在一起（或造成各种无常现象，如俗人认为的），同样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自身并没有获得最高神明观念的感觉和意识。所以，“能力”的观念和“必然联系”的观念，不过是我们经验到事物的恒常结合，在想象中产生了“未来和过去相契”的习惯性推移，它们不过是“觉得”如此。因此，我们的每一步都被或然性和经验所指导，我们不仅不能了解“能力”的观念和“必然联系”的观念，也无法了解人们所假设的这些观念的原因；物质、精神、上帝，它们都超越了经验的题目。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要约束那种探求原因的过度的欲望，而在依据充分数目的实验建立起一个学说以后，便应该感到满足。
否定了旧形而上学的对象、预设，也就否定了“求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人们如果想来讨论人类才干所完全不能及的一些问题，如世界的起源、智慧体系（或精神领域）的组织等，那他们在那些无结果的争辩中诚然只有捕风捉影，永远达不到任何确定的结论。”
所以，休谟抱着促进人类知识的目的，意欲改变哲学的方向。他说：“就我而论，我的惟一希望只是：在某点上使哲学家们的思辨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并向他们比较清楚地指出他们惟一能够希望对它得到证信和信念的那些题目，借此我可以对促进人类知识稍有贡献。”这另一个方向上的哲学在他自己就是人的科学。
否定了形而上学的“求真”意义，也就否定了形而上学的“求善”意义。由于休谟对形而上学意义的否定是毁灭性的，而且它的怀疑论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理论，因此，已正视到休谟理论的威力，又不愿放弃形而上学的康德只能另辟新径，在新的意义上重建形而上学。
第四节由近代早期形而上学走向康德形而上学由近代早期形而上学走向康德形而上学的过程，也就是在形而上学面临危机时，康德通过转换形而上学的意义，在新的意义下重建形而上学，以挽救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自己的必然性。一方面，唯理论的困境、经验论对形而上学的外在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使形而上学陷入危机，驱使康德在新的意义下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地位在中世纪神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后不断高扬，人类的“理性之光”放出异样的光彩。一般地说，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崇尚理性。但在认识论问题上，与经验论比起来，唯理论对人的理性能力更为自信，他们用人类理性来支撑起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大厦，使后来的形而上学家重新考虑形而上学意义时，把视野集中到形而上学与人的理性的关系上。因此可以说，唯理论对理性与认识实体的关系的揭示，对理性的自信，又为康德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转换作了基本定向。
一、坚信理性之光
我们看到，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唯理论困难重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唯理论哲学家主观上承认唯理论陷入了困境。唯理论哲学家对人的理性、人的认识能力信心百倍，坚持人的理性可以怀疑一切，坚信理性自身就可以把握实体，建立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