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派的科学哲学家把哲学仅看成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已是一种极端了，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这里，哲学被逐渐理解成仅仅是一种“活动”，实际上已把哲学从理论学说中取消了，因此，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了，而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分析技术）。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观为依据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是根据“意义标准”来进行的，然而，“意义标准”本身就存在着“可证实性原则”其逻辑地位何在的问题，即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它自身的问题。根据这个标准，它自身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陈述呢？如果它不是逻辑和数学，也不是经验科学的命题，那么，根据它自己的标准，它的意义何在呢？逻辑实证主义的“偏激”造成的困难是它的学说的消极结果，这正表明了它的“偏激”是有问题的。于是在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属于分析哲学）内部出现了自我批判的人，那就是奎因（O．Quine）。奎因认为，本体论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奎因的观点引起了分析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奎因虽然属于分析哲学家，但他能以分析哲学来解决本体论问题，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必要性，他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管怎样，他确实成功地恢复了传统哲学的一个领域的体面及其根本的重要性。”
三、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年）的思想深受康德的影响。他专门出版了一本关于《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的著作，他对康德形而上学虽然作了颇多批判，但康德对人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性和本体地位的重视，康德在自然形而上学中的先验图式的思想等等又深深地影响了海德格尔。我们已经看到克尔凯郭尔对人的存在的分析与康德关于存在分析的关系，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一般被看做是存在主义的早期渊源之一。海德格尔在早期哲学生涯中，为自己所规定的哲学任务是摧毁传统的本体论，用现象学去建立“新的”亦即他所谓的“基本本体论”。如前所述，他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本体论其实并没有以真正的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所以是一种无根的本体论，因为“形而上学就是超出在者之上的追问，以求返回来对这样的在者整体获得理解”。一方面，“在总是在者之在”，即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在；另一方面，没有在就没有在者，一切在者必须先在方可是确定的在者，在是使一切在者得以可能的基础和条件，它没有现实的本质和规律，其“本质”只在于它的“在起来”。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的本体论来揭示基本本体论，所以他的基本本体论实质上就是此在的本体论，即用现象学的方法揭示此在之在即生存的先天结构。“此在”（Dasein）指人的存在，这种人既非认识主体，也非认识客体，更非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在的意义的发问者和追究者的人；一切在者均有其在，而只有此在方可成为在的问题的提出者和追问者，揭示在的意义。所以基本本体论就是要对此在作本体论上的分析，也就是对此在的在即生存的先天结构进行哲学上的分析。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基本状态是“在世”(in—der—Welt—sein)。此在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总是在世界中存在，与世界同在。在世作为此在生存的基本结构是此在的先验规定，它所表示的此在与世界的关系不是空间关系，而是比空间关系更为原始的此在与世界的浑然一体的关系。
在世的基本结构是烦，它表示人的生存的各种表现形态的统一整体。在世中的人的生存总是处于不断地与他人、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就是烦的过程。烦有烦心(Bersonge)和烦神(Fursorge)两种表现。此在与他物发生关系的过程称为烦心，这不是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此在与其所使用的用具的关系；此在正是在使用用具的过程中同时揭示了此在本身和用具的在，以及与用具有关的他物乃至世界的存在。此在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称为烦神，因为此在与用具发生关系时必然要指向与用具相关的他人乃至世界，所以，此在与他人共同在世。由于他人也是此在，所以在烦神这种在世活动中，此在是共同此在。
在世有三个特性：（1）存在性，即被领会着的谋划；（2）事实性；（3）沉沦。在此在的在世中，这三种特性之间有一种原始的结构联系，是一个整体，这个结构整体就是烦，因此烦也有三个结构环节，这三个环节是一个动态过程。于是这便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结构联系起来了：（1）先行于自身的在，相当于“存在性”；（2）已经在世之中的在，相当于“事实性”；（3）沉沦于……的在，相当于“沉沦”。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结构是一种原始的本真的时间，而不是物理的时间，它的三个结构分别表示将来、过去和现在，一起与此在共存亡，所以过去并不消失，将来也不是现在的继续。但是，由于此在不同于一般在者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即作为可能性的将来而存在，所以将来是最重要的时间性环节，它规定着过去和现在。因此，海德格尔用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来说明本真的此在。
先行于自身的在指此在总是走在自己的前面，进入其所期待的未来；此在的本质是一种开展性，它虽然莫名其妙地已经被抛在世，但它永远是有情绪（Stimmung)的，正是“领会”(Verstehen)这种情绪通过“筹划”把此在的可能性开展出来，此在之被抛，即被抛入筹划活动之中。所以此在可以而且必然处于对自己未来的选择、设计、筹划之中。这样，人既可以获得本身，成为本真的在，也可以失去本身，成为非本真的在，即它可以本真地在世，也可以非本真地在世。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即与他物的关系）中，把此在当做与其他在者相似的在者，受到他人（社会环境）和他物（自然环境）的约束，乃至被吞没，而完全失去了自由与个性，那就成了非本真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达到对本真的此在的领会，但在畏的情绪，特别是在畏死的情绪中却可以达到对本真的此在的领会。我们知道，烦的开展状态是通过此在的基本情绪来现身和领会的，这种情绪也就是畏（Angst），烦中必有畏，只有畏，才能揭示烦的整体性结构。畏作为此在固有的基本情绪，它与怕不同，它是不知畏之所畏的情绪。畏是此在的固有情绪，所以人永远逃脱不了畏，人生总有惶惶之感。人虽然通过沉沦来逃脱畏，但却逃脱不了死。畏死使人由非本真的在走向本真的在。海德格尔提出“本真地为死而在”、“先行到死中去”，以揭示死的本体论意义，说明畏死可以使人领会到此在的本真的在。在他看来，死固然是此在的终极，但死又是此在的在的可能性，它作为与他人、世界无关涉的，因而最本己即不可替代的可能性，它作为不可超越的可能性，可以使人在沉沦之中翻然醒悟，勇敢、自由、积极地自我筹划，以便在有生之年实现最能体现本真之在的各种可能性；它作为一种时间上不确定的可能性，使人产生畏的情绪，“为死而在”只有在畏中才能充分地展现出来，而畏死是畏之极限，在畏死的情绪中此在便超脱沉沦，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达到自己本真的在。
“先行到死中去”使此在领会到自己本真的在，为此在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而“良心的呼唤”则使此在作出实际的选择，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良心的呼唤表明此在已果断地选择了最本己的在，使此在展现为当下个别化的此在，使此在的在世成为本真的在世。良心的呼唤之所以能体现此在的本真的在，是因为在这里，呼唤者是处于烦、畏中的此在，所唤者是处于“人们”之中的此在。可见，海德格尔所说的良心与一般的社会伦理的良心无关，而是他关于在的本体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良心不表现在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上，而是此在恢复自己的本真之在的内在呼声，正是它，完成了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
我们已说过，人是一切思想、学科等等的提出者，并且是这一切学科为之服务的目的和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没有人就没有任何学科，没有人的世界，也没有从主体到客体、从思维到存在、从现象到本体的中介，所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研究人是应该的。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表明了他的形而上学对人的关注，无疑值得重视。即使在这一方面，与康德相比，海德格尔只是试图通过此在的本体论来研究基本本体论，而不像康德那样，直接以精神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由的人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更具有以人为本的特征。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宇宙（头上的星空）作为认识对象，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必要预设，作为人（物质的和精神的）由以产生出来的东西，它有没有本体地位呢？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虽然包含了基本本体论，但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康德则慎重一些，他虽然认为“求真”只属于现象领域，但“求真”在他那里，仍属于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的一部分；理念（本体）虽然是一个消极的认识界限概念，但也有引导经验知识达到不断系统化的积极作用。康德的这种思想对后人探讨形而上学问题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实际上，康德对“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的赞叹和敬畏，表明他的形而上学既不愿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自然形而上学），而只是把这种追求限制在现象领域；更不愿把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归结为心理的必然性，而认为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正是揭示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康德形而上学或康德所实现的形而上学意义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换，才在形而上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形而上学自诞生以后，经过古代和近代的风风雨雨的发展，在康德那里实现了在近代哲学中的意义转换。从康德形而上学对其他哲学的影响来看，康德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康德所建构的形而上学理论，尽管也有很多缺陷和不足，但自有他之前的哲学家乃至他以后的一些哲学家所不及之处。当然，康德以后的形而上学和哲学发展也有新的时代内容，也有弥补康德形而上学不足之处。特别是，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批判地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建立于现实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之上。在他们那里，人类现实的物质实践本身就集中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它不仅是思维与存在辩证统一的基础，也是人类认识不断发展，哲学领域不断向科学领域过渡，相对知识不断走向绝对知识，人的价值不断实现，人不断走向全面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更善的状态的基础，因此，它也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