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炎
语用学是一门年青的科学，可是在中国的际遇不错。热心把语用学引进的，大有其人；努力把语用学发展的，也有好几个。在这些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的位置。
搞语用学，钱先生有好些优势。第一，他年富力强，而且思想敏捷。第二，他得到广州外国语学院领导的支持。第三，1992年他有机会到国外深造，在那里读了不少名著，并且与各国学者接触，获得了启发和激励。
眼前这本书———《汉语文化语用学》———是钱先生长期研究的成果。本书有丰富的汉语材料，国外的语用学著作与它是无可比拟的。这个优点一眼就能看出，本文用不着多讲。我个人关心的倒是，钱先生多年来锲而不舍，他的理论建设最后在哪里表现出来。
据钱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他啃外国著作虽则啃了十多年，可是只有最近才发现，语用学原来是“人文网络言语学”。“我们在做语言环境的奴隶，不折不扣的奴隶。”“我们是在受非语言环境的左右，也受语言性环境（上下文）的左右。”在语用学文献中，这样尖锐而干脆的话是很少看到的。
社会人文网络由什么组成呢？钱先生说，由人（自然的人，这在语言系统之外）和社会（这也在语言系统之外）共同组成。语用是一种功能系统，它“完全建立在社会行为之上”，“完全建立在人和人文网络对语言干涉的基础之上”。
对于上面这种判断，我是赞同的，但是想补充两点：第一，社会人文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在不断地变，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就中国来说，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人文网络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人文网络相比，分明大不一样。与此相应，汉语的语用规范也应该有不少地方改变了。
第二，一个人与社会人文网络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人在社会人文网络中的行为，是完全被动的呢，还是仍有一定的能动性、主动性呢？
从许多人的经验看来，人虽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可还不是五花大绑，捆得死死的。
当奴隶是不自由的，然而一个人“当了奴隶”依然有某种程度的选择权；人处在社会人文网络中，当然要受到种种的限制，然而同时他也获得多方面的指引和支持。人有失也有得，不能只怪罪社会而不感谢社会，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对不对，请钱先生赐教。
1997年5月2日
于中山大学回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