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智力干涉：合适感觉的选择
鉴于语言的复杂，维特根斯坦感叹：“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宫。”且不说有时“语言交流方式受到权力的扭曲，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哈贝马斯）
正常的交际定义为“示意———推理行为”：说话人示意，听话人推理（斯波伯、威尔逊）。说话人的示意行为（明示与暗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了一定的信息，但他表达的效果总是有限的。当解读话语不需超出语面含义时，理解就相对简单。如果需要超出语面去寻求理解，智力就活动起来：话语背后有含义吗？是什么含义？如果有多种含义，哪一种是说话人真正的含义呢？这就需要听话人判断：是这一个含义而不是那一个。总之，得到一个结论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推理活动的。
示意是说话人的事，推理是听话人的事。
智力干涉就是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对世界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之义的推理过程。
这个过程还要借助语境干涉、附着符号束，但这不是智力推理本身。这个过程包括了听话人（为主方）、说话人（信息来源方）、推理过程以及结果（推测出对方话语中多于话面的含义）。
既然有语用推理，就会有推理模式或公式。从公式或模式起，就开始有意见分歧了：模式是走纯粹形式化道路，还是走非纯粹形式化道路？
国内有学者，如程雨民，在批评列文森等人的语用推理模式（1993）时指出，“听说双方对语言的运用不仅要遵守“人云亦云”的原则，而且还允许带进自己的创造性。在我看来，这种需要“就事论事”的情况不是语言学家应该用复杂形式分析来排除的，相反是应该通过解释听话人的智力活动来说明的。”
解读话语时，当话面意义不像是正确解读（实质上是语法解释途径受阻以后）时，听话人通常是首先借助语境，不行，则借助附着于人的符号，还不行，则调动自己的智力来参与。当然，借助语境和附着符号也需要智力，我们这里所说的智力干涉，专指与逻辑推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语用推理。
熊学亮的单向语境推导模式（1996），看来也并非纯粹形式化的：
语言解码（成功）→规约意义↓
（失败）→语境一→（具体场合因素）（成功）→含义一↓
（失败）→语境二（工作记忆因素）（成功）→含义二↓
（失败）→语境三（知识结构因素）（成功）→含义三↓
（失败）→交际失败
这个模式是清楚的。语言解码成功的话，得到规约意义；失败的话，寻求语境一，成功了则得到含义一；具体场合因素若帮不了忙，则再往下寻求语境二，成功了则得含义二；工作记忆因素若是帮不了忙，则再往下寻求语境三，成功了则得含义三；知识结构因素若帮不了忙，交际归于失败。熊学亮把这三个语境都当成认知语境。选用语境时，有一个优选的问题，熊戏称其为“前仆后继”，这个不行了那个上，倒也贴切。
在本书看来，语境二和三，即工作记忆因素和知识结构因素才进入了智力干涉范围。这两个因素都是内在于人的。具体场合因素是另外一个大的范畴，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因素，即语境干涉。
本书作者认为，语用推理走纯粹形式化的途径是走不通的。本书认为，智力干涉语用推理的过程是这样的非形式化的过程：如果说存在着一个语用推理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也许就是听话人不断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这也就是我所指的智力干涉。
听话人不断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不断尝试推理过程）要借助下面四个基本因素：
（1）从一个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和严整的逻辑推理不一样———出发；
（2）凭借已有的知识结构或图式（也许是和说话人共享，也许并不共享）；
（3）参考语境；
（4）参考附着于说话人的符号束。
这四项在推理过程中的出场，不分先后，也无所谓重要与次要，以听话人的合适感觉为准，哪一项合适就要哪一项加入，如果失败，合适感觉就会挑选另一项加入推理，直到找准合适的隐含之意为止。这个过程，可以叫做“合适感觉”的选择。
“合适感觉”的选择过程，是如此的自然和快速，以致听话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发生过合适感觉的选择过程。说出的话是线性的，可是大脑里的思考是立体的，是多维的，不然，绝不会选择得如此之快。这个猜想（思考是立体的，多维的，所以合适感觉的选择过程就非常快）得到了层次语言学的支持。层次语言学认为，“在内，语言关系网络分成若干层次；对外，语言网络系统和其他智能系统相连接。”（参见程琪龙：《层次语言学》，未定稿）语言网络系统和其他智能系统相连接，就是智力进行干涉成为可能的生理基础。层次语言学还认为，“语言关系网络系统既是表示语言知识、语言能力的结构，又是语言交际认知操作的系统。这个认知操作系统既有串行（串联？）能力，又有并行（并联？）能力。它操作结果既是离散的，又是模糊的。”请注意“认知操作系统既有串行能力又有并行能力”这个结论。或许它就是大脑思考能够立体地、多维地进行的原因，于是“合适选择”才能够那样自然和快速。
每个听话人都有这种“合适感觉”的能力。模糊思维能力这个时候就会出来支持“合适感觉”去选择一个合适的言外之意。
这里有四个例子说明听话人依据上面这些因素选择合适感觉。
例（1）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传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杨伯峻译注，《论语》，中华书局，1980，第188页）
听话人子贡，对孔子的话进行推理（搜寻“合适感觉”）的过程中，就要借助：
1.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天也没有说话，可是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
2.凭借已有的知识结构或图式———天不说话，四季与万物同样生发。不需要参考语境和说话人的其他符号，听话人就能得出说话人的隐含意义：我不说话别人也能活下去。这个结论就是“合适感觉”的选择的结果。
例（2）
语境：60年代，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读******的书，谁就是反革命，几成法律，甚至比法律还法律。在下面的一次对话发生以后，听话人红卫兵准备将朱老总揪出来批倒批臭。
红卫兵：读书先要读什么样的书？
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识字课本。
（帝人、麦道，“******和他的军事高参”，《羊城晚报》，1996年5月27日）
当时的说话人所根据的“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是：读书必先从识字始，从识字课本读起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时的听话人却以政治语境为推理依据：“不读伟大领袖的红宝书，而要读什么识字课本，这是非常反动的反革命言论。（小将们下定决心，准备将这位老总揪出来批倒批臭。）”这次交际是失败了，但错误不在说话人朱德，他说话根据的是最基本的事理逻辑；错误在听话人的推理依据是非语言语境（政治语境），而这个政治语境是反常的。因此，听话人没有找到合适感觉。
例（3）
语境：上面的“消息传到******那里，******指示革命小将们不能动朱老总。”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帝人、麦道，“******和他的军事高参”，《羊城晚报》，1996年5月27日）
当时听话人（红卫兵）的推理是这样的：******把朱德比喻为“皮”，而毛自己是扎在这块皮上的“毛”，既然毛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而红卫兵又是拥护毛的，所以红卫兵不能动朱老总。显然，听话人的推理没有借助最基本的事理逻辑，而是借助了自己当时的知识结构（******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必须坚决照办）和当时的政治语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历时的观点看，他们听******的话所作的推理，倒是找准了当时的合适感觉。
例（4）
语境：张艺谋与巩利合作拍农村文化题材片是成功的，张巩分手以后，张开始拍城市片。对此，许多人对他拍城市片的能力有疑问。
记者：张艺谋，你能行吗？
张：其实我在农村就呆了三年。
（木兰，“名导热衷大都市”，《羊城晚报》，1996年6月18日）
张说话时的推理途径，我们就不讨论了。现在站在听话人的立场上，看听话人的智力干涉是怎么让自己听懂———找到合适感觉的：既然他张艺谋在农村只呆了三年就能拍好农村文化片，在城市里呆得更多的张拍好城市片，可能性就更大。
关于听话人的合适感觉，我们可以从刘勰那里发现类似的论述。他说，少数的优秀作品和篇章中的突出警句，是情思和文辞的结合，自然造成，不是苦心经营所能达到的。（“并思合而自缝，非研虑之所课也。”———《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他说的不是听话中的推理，是篇章写作，但组织一个篇章，同样需要推理。这种“并思合而自缝，非研虑之所课”的情形和听话推理中情形酷似。他在“原道第一”中说：思想产生之后，语言确立，有了语言，文章（辞）才明白，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心灵与言语关系很清楚了。他说的“心”和我们这里所说的智力推理是一回事。从心灵到言语是个“自然的过程”，这和本书多次强调的语用推理必须自然、简单，是一致的。（见本章第二节第三个问题“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之一”）
合适感觉并不要求每次挑选都成功，它允许失败，允许改正错误。合适感觉的功劳在于在正常状态下最后找到的话语隐含是合适的。
如果交际失败，一定是说话人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的话语超出了听话人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当前的语境，或者故意给出错误的附着于自己的符号，让听话人推理失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人之间谈话为了不让小孩听到，往往采用古怪的说话方式（即有标记的形式）；生意人为了不泄密，大量地使用商业行话；普通居民听不懂原子弹专家的学术报告；说话人的话语内容与面部表情故意不和谐；说话的题目（如细菌的结构）与当前语境（说话的场合无法找到图形或照片）无论如何也挂钩不上；如此等等。
不断尝试推理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是什么意思？它是逻辑推理，但是，又没有逻辑推理那样的严整。逻辑推理有一套严密的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程序，是一种静态的理性思维活动，只涉及客体事件，不考虑主体（人）。而语用推理，即在真正的谈话中所使用的推理，却不会是这样。它没有一套严密的程序，理性思维与感情判断兼而有之，有时感情判断更重要，是一种动态的思辨，既要考虑客体事件，又要考虑主体（人）的意图，甚至主体意图有时更重要。
之所以提出“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就是要把不同水平的所有的听话人都包括进去。比如说将几岁的小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包括进去。他们只须靠最基本的事理和生活经验都可以进行正常的语用推理。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研究形式化的路子，才知道为什么走不通。
第二节语用推理为何不能走纯粹形式化的道路
从本书提出的语用推理模式中，我们好像看到了上帝对人的谅解与宽容，不要让人类谈话搞成那样复杂的过程，以便让各种智力类型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交谈：学者与普通人对话，小儿与大人交流。或许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好像不是在讨论科学，而是在拿上帝为自己缺乏一个严整的推理模式作辩护。我不这样认为。在实践中站得住脚的理论，往往是简单的，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上帝厌恶复杂。
这涉及到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