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大搏杀
37994200000029

第29章 隋唐:庶族的崛起(2)

隋文帝没有完成这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历史的重大使命就落在了他儿子肩上。然而,杨广没有承担这副重担,他也没有看到这些地方上的豪强士族对他手中的帝国并不忠心。他不但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还激化了矛盾。

残酷的剥削必然引起激烈的反抗,从大业七年,即611年开始,农民起义就开始席卷中华大地。最开始是王薄在长白山(今天山东邹平一带)起义。接着,张金称、刘霸道在山东,高士达、窦建德在河北,翟让、单雄信等人在河南,杜威伏、辅公祏在江淮建立了抗隋革命根据地,高举反隋大旗,声势极其浩大。

而内部的重重矛盾,又导致一些地方豪强武装和地方军阀也加入到反隋的大军之中。这一点是与秦汉时期不同的。秦时,用柳宗元的话讲是“有叛人而无叛吏”,各郡县首长没有一个起来造反的;西汉时情况特殊,只针对王莽,要复辟汉朝;东汉时,各地方军阀都是打着汉朝的旗号镇压黄巾军。到了隋炀帝这儿,连统治阶层内部都在反隋,都不承认隋帝国的统治,公开造反了。

最早站出来的,是隋朝开国功臣杨素的儿子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他出身士族,曾祖父杨暄,官至北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祖父杨敷,为北周汾州刺史。他声称要“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很快就拉起了十多万人的队伍。其中还有很多高官子弟,大约有四五十人,比如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李密就是其中一位。

在杨玄感之后,李渊、薛举、李轨、刘武周、萧铣、罗艺等人都割据一方,公开反隋了。后来就连隋炀帝身边的宇文化及等人也开始造反,于是就有了江都兵变。

既然民反了,官也反了,那么这样的政权当然只有灭亡一条路。

三、兴科举,用寒族

继隋而起的,是李渊建立的唐朝。唐朝与隋朝相比,有着先天的优势。什么优势呢?

第一,天下是打下来的,而不是偷来的。

我一再强调,偷来的天下总没有打下来的天下稳当。隋朝的天下就是从北周那儿偷来的,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得来的。在隋文帝杨坚当皇帝之前,他和其他很多大官僚、大贵族一样,不过是个臣子。凭借政变上台,就不足以让其他大官僚、大贵族信服。比如杨玄感,他就不服,所以后来有机会就起兵。

唐朝不是这样建立的。当时割据一方的诸侯非常多,例如雄踞河北的夏王窦建德,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在甘肃天水自称秦帝的薛举,在甘肃武威的李轨,在山西北部内蒙南部一带的刘武周,在湖北江陵自称梁帝的萧铣,在江淮一带的杜威伏、辅公祏等等。唐帝国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一将这些诸侯消灭的过程。从617年起兵,到624年基本统一全国,唐帝国总共花了七年多的时间,打了大大小小无数场仗。谁还想与李唐帝国逐鹿中原?想想窦建德、王世充、辅公祏他们吧。

第二,李唐帝国的统治者出身高贵。

一方面李氏皇族本身出身很好。李渊认为自己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这事估计不可信,但是他们家族却的确是累世高官。李渊的爷爷李虎追随宇文泰开创了关中政权,是西魏北周时期赫赫有名的八柱国之一。李渊的老爹李昞,官也做到了北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自己是世袭的唐国公,在反隋之前官也做到了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不但如此,李渊还是皇亲。他老娘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此外,他老丈人是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所以,李渊自己都对自己的出身得意得不得了。他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黾玉。降及祖迩,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显然是认为自己比起前面的那些帝王在出身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另一方面,唐帝国开国大臣中很多人也是出身很高贵,都是世家大族。唐人苏冕所著的《唐会要》里面写得清楚:“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为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所以苏冕十分自豪地夸耀道:“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出身高贵有什么好处?出身高贵就容易得到士家大族的支持,江南、山东和关中等地的地主上层几乎都在朝中有代表人物,因此其政权基础就要比隋朝大得多、坚实得多。

优势归优势,李唐帝国要面对的问题却和隋帝国是一样的。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大乱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一个帝国政权要稳定,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士族等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个问题,李渊是否意识到了,我们不能肯定。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削平群雄的战争,从624年基本统一全国到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统治天下的时间也就两年,还无暇顾及地方豪强的问题。解决削弱地方豪强的重任落在了政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身上。

李世民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呢?李世民当权之初,如何削弱以士族为首的地方豪强还没有成为大唐帝国的首要问题。这一时期的首要问题是阶级矛盾,而非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时,给唐太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乱,而是隋末的农民大起义。所以,唐太宗上台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大力落实均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防止过度剥削人民。

缓和阶级矛盾,这是唐初统治者的共识。早在李渊统治时期,唐政府就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令,相比隋代的均田和赋役,剥削程度要大为减轻。特别是规定了不少减免税赋的情形。凡是遇到水灾、旱灾、虫灾、霜冻等自然灾害,庄稼损失四成以上的,免租(田赋),损失六成以上的,免调(捐税),损失七成以上的,免庸(劳役)。到太宗贞观年间,更是大力加以落实。唐太宗一上台,就免掉了山东受旱灾比较严重的几个州的租赋。贞观二年,关中旱灾,有的人穷到卖子为生,唐太宗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政府用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又免关中二年的租税。再比如,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到灵口视察时发现受田不足,于是下令“录尤少田者並给复,移之于宽乡”,也就是让受田不足的家庭移民到土地比较多的地区去。

此外,唐太宗还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为了不误农时,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除了告诫,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在均田、减税赋、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唐太宗特别注意减轻刑罚。李渊当政时期修订的《武德律》,主要是延用了隋代的《开皇律》,但是比《开皇律》要精简一些。唐太宗上台后,认为这个法律还是太严厉,于是在贞观元年,就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删定。到贞观十一年修订完毕,这就是《贞观律》。相比原来的法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大大减轻了刑罚。

唐太宗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一再告诫子孙和属下要牢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经过这一系列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政策,阶级矛盾大为缓和,社会也就安定下来了,也出了贞观之治。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一派安乐祥和的气象。

在阶级矛盾逐渐缓和,帝国的政权逐渐稳定之后,唐太宗就开始着手解决统治阶层内部的问题了。

统治阶层内部的问题,从唐太宗上台那一天就存在,而且很麻烦。因为,唐太宗是政变上台的,皇位来路不正。怎么用人,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弄不好,就会出乱子。当时,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比如封德彝、裴矩、屈突通等等,有反隋起义军的将领,比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人,还有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比如魏征等。

面对这个问题,唐太宗展现的确实是大政治家的风范。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唐太宗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结果很快就将他们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

团结了各派别的人,是不是就解决了统治阶层内部的问题了呢?这一招解决的只是比较浅层的问题,只是短期内的问题。深层次和长期的问题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如何削弱以士族为首的地方豪强势力。这个问题唐太宗是放在心上的,等到阶级矛盾缓和了,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唐太宗做了几件事。

第一,继续大力发展和推行科举制度。

从李渊开始,唐帝国就在恢复和发展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中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

到唐太宗时期,由于全国已经平定,科举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唐太宗还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来笼络和推举人才。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一大批新鲜血液补充到大唐帝国的机体之内。唐太宗对此非常高兴,在看到新选拔的进士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第二,重用寒士。

唐太宗手下本来就有一些大臣出身寒门,这些人在当时是不太受士族尊敬的。但是唐太宗对这些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同样非常重视。

比如说很受唐太宗器重的魏征。他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还曾出家当过道士。这样的出身,如果按门第取人,肯定不能当上高官,在李渊当政时期,魏征也不过是太子府的一个小官。而在唐太宗手下,魏征最后官至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李世民评价说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再比如大家熟知的程咬金,唐史上的名字叫程知节,是平民出身,后来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是瓦岗寨的重要将领。在唐太宗时期,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并加封为镇军大将军。

除了这些手下本来就有的寒门大臣以外,唐太宗还提拔重用了一批寒门知识分子。比如马周和刘洎,这两个人都起自寒微,但在唐太宗手下都做到了宰相,属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的典型。再比如李义府。他也是出自寒门。唐太宗召见他的时候,他赋诗道:“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知道他是个人才,于是就笑着回答他道:“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加以重用。

第三,编《氏族志》,以官方著书的方式干预各家族高低贵贱的排名。

这个《氏族志》,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福布斯》排名,而功能要远远超过福布斯。现在福布斯排名,是根据你个人的财产状况而变化,但不会反过来影响财产状况;而《氏族志》可不一样,它排名的变化,就决定了你这个姓氏的高低贵贱。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的时候,按什么标准呢?唐太宗的想法是:“欲崇重今朝冠冕”,所以“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样一来,那些依靠过去先辈名声的士族就受到了抑制,不能轻松地进入政权高层了。

唐太宗在位期间,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但是,他一死,问题就又来了。

他的继任者唐高宗李治,一不是嫡长子,二没有唐太宗的赫赫武功。因此,对于他而言这些世代公卿的士族对他的威胁还是太大,不利于皇权的巩固。于是,他就想要进一步地推行削弱士族的政策。

然而当时朝中权势最大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名门之后,代表了士族的利益。别看这两个人是臣而高宗是君,但这两个大臣的政治力量是不能低估的。他们是唐太宗临死时指定的顾命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