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大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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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五代十国:天子宁有种耶?(2)

除了这三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绝无仅有的建国方式,真可谓两千年难得一遇。前面所说的三种方式,一共讲了十四个政权的建立。还有一个后汉的建立没有讲。后汉是怎么建立的呢?说来也真是有趣,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政权是没费一兵一卒得天下的(确切说是得中原)。后汉没费一兵一卒而得天下,倒不是因为他们仁义到让天下归心,而是全凭运气好得惊人。后汉的开国皇帝刘知远原来是后晋的忠武军节度使,驻兵河东,是个地方军阀。由契丹扶植起来的后晋,到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的时候,和契丹关系破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大军攻入中原,把后晋给灭了。但是耶律德光本来没有吞并天下的打算,自己也没有治理中原的才能,来了三个月,发现“不料中国人难治如此”。回想一下,老子在塞外骑马打猎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到了这儿反倒很不爽。于是,大肆搜掠而去,整个中原为之一空。刘知远从河东率兵南下,填了这一空白,建立了后汉。

五代十国的建立和灭亡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样子。从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十五个政权有着以下这么几种特征。

第一,建国者都是原来其他政权中很有势力的官僚。

这十五个政权的建立者,有的是平民出身,比如说朱温,最初还跟着黄巢闹革命呢;再比如王建,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有的是少数民族的头领,比如李克用。有的官宦之后,比如刘隐,他的父亲也是封州刺使;再比如,孟知祥,祖上一直是郡里的军官。这些出身各不相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原来的政权里官至节度使,都是原来政权里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二,这十五个政权没有一个是上下齐心的。

所有的官员,心里从来不想该不该当皇帝,只想能不能当皇帝。结果是皇帝怕臣子造反,所以不断防备手握重兵的大臣;反过来,手握重兵的大臣,也生怕皇帝对付自己,一刻也不敢交出兵权,而且往往不敢离开自己的根据地。

举几个例子,比如后唐李从厚当皇帝时,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李从厚担心这两个节度使权力太大,于是调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调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哪知道命令一下,李从珂就反了。再比如后汉时,刘承祐见杨邠、郭威、史弘肇权势太大,于是就发动政变干掉了杨邠和史弘肇,又准备除掉郭威时,阴谋被发现,结果逼反了郭威,丢了江山。

不但皇帝与大臣之间不齐心。上级官员和下属也不齐心,叛变简直就家常便饭。也举几个例子。后唐李从珂造反,皇帝李从厚派军队去镇压,领兵的是王思同。王思同倒是没有谋反,但哪知道双方还没交手呢,他手下的军队就掉转枪头了。结果,王思同大败而走,李从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丢了政权。再比如,后晋时安重荣起兵造反,没想到自己的军队却在部将赵彦之的率领下临阵投敌,直接导致安重荣被杀。

第三,从国君到大臣再到士兵,道德败坏得一塌糊涂。

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都强调忠孝,强调仁义。但在五代十国里面,可以说几乎看不到这些优良品质。

比如冯道,这位五朝宰相,若论为人和才干那是很不错的,是五代中的人杰。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但是,无论谁当国君,他就替谁治国,完全没有“忠”的概念。因此就被欧阳修、司马光等骂为“可谓无廉耻者”和“奸臣之尤”。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忠臣在五代十国时期不说已经灭绝了,至少也是稀有动物,比现在大熊猫还稀罕。

不忠于某一个皇帝那也还算说得过去,近现代以来就有很多人为冯道平反。卖国求荣就不能原谅了吧?五代十国时期,卖国求荣的人还真不少。石敬瑭这个大汉奸咱们就不说了。但契丹灭后唐的时候,卖国求荣的可不只石敬瑭一个人。

比如赵德钧受后唐政府之命援救被围的唐军,结果他反倒暗中和契丹联系,要求耶律德光支持他当中原的皇帝。这不是和石敬瑭一样吗?区别只是石敬瑭成功了,而他没有。所以石敬瑭挨的骂比他多。

当时,还有个杨光达,他劝和他一起守卫晋安寨的后唐大将张敬达投降,张敬达不干,结果他就把张敬达杀了,然后投降契丹。

后来后晋和契丹翻脸,双方在滹沱河展开决战。虽然契丹绕到了晋军背后,形成包围之势,但是杜重威、张彦泽和李守贞三人竟不作殊死一搏,带着二十万晋军投降了。不但如此,张彦泽投降之后还充当了契丹入寇的急先锋,率先攻入洛阳。

除此之外,这些军阀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事,那就更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当时门第观念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已经没有士庶之别了。

普通百姓,只要有能力、有机遇,就有可能做到高官。建立五代十国的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都不好,平民出身者非常多。既然做高官不讲门第,那么皇帝凭什么讲门第呢?凭什么要世袭呢?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话真是一语中的呀。

到五代十国时期,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这个由受天命统治天下的君主,已经下降为整个官僚体系的首长。这样一来呢,皇位就成为所有官僚向上爬的目标。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在五代十国,不想当皇帝的官员也不是好官员。

第二,募兵制的广泛推行以后,出现了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与非职业军人的区别在于,一是军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同。职业军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政府出钱养他们,他们帮政府打仗。正由于他们和皇帝、将领是雇佣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忠不忠这一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皇帝很多,职业军人也很多。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谁出得价钱高,军队就倒向谁。就好比今天的职业足球一样,今年还是皇马的球员,明年就可以转会到巴萨。临阵倒戈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这儿。

二是当兵打仗的目的不同。非职业军人,当兵或者是出于无奈,或者是出于保家卫国,或者是想建功立业。而对于职业军人而言,他们当兵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养家糊口,后来就变成了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和建功立业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建功立业必须是在战场上杀敌,而升官发财则还可以通过内斗来解决问题。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说得明白,“人谁不贪图富贵,一旦有人因为贪图富贵而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可见,把自己的领导推上皇帝的宝座,就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

三是士兵和将领的关系不同。非职业军人,因为其非职业,他们和将领就不可能形成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而职业军人由于长年生活在军旅之中,对将领有一种较为深厚的感情。这种较为深厚的私人感情,用好了,自然是有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如果被有谋反企图的将领利用,造起反来,战斗力也会很强。

第三,科举制推广以后,职业官僚阶层壮大起来了。

在科举制推广以前,当官往往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很多官僚与皇帝或者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自从唐代开始推行科举制,那些和皇帝八竿子打不着的普通读书人大量地进入官僚队伍。于是,问题来了。由于他们和皇帝以及这个政府没有多大关系,谁当皇帝他们会在乎吗?

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不会为了皇帝及其帝国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代理人心态、打工仔心态。好比说现在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干部,而你所在的企业出现了财务困难,可能倒闭。你会怎么做?你会像老板一样着急吗?不会。你会像老板一样到处借钱来周转吗?更不会。你最可能的做法是,赶快找一下招聘信息,准备跳槽。当然,也许老板对你恩重如山,或者你对这个企业非常有感情,你愿意与企业共存亡。但是,我说的是大多数情况,大多数人的想法。

第四,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制约。

一方面,地方政府权力太集中,兵权、财权、政权往往容易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这是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唐中期以后这种问题更为严重。地方政府的长官,主要是州、郡一级的长官,很容易独揽军政大权。为防止他们专权,中央政府会下派很多监察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监察官变成了行政官,而且是权力更大的行政官。东汉时的刺史是这样,唐代的巡查使、按查使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很密切,各地区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均田制等国有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给老百姓分田,也可以组织老百姓屯田。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不能在财政上、经济上控制地方政府。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面前。他怎么办呢?怎么避免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