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大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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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明:不合格的皇帝和官僚(6)

其二,“满族迅速形成并急剧发展,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

其三,“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为重创明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这些理由,前两条似是而非,后面这一条也不全面。

也有很多人从军事指挥、用人等方面分析了明军的失误之处,比如有人说:“将帅方面,杨镐文人出身,缺乏战争经验,没有能力统筹全局,加上私心自用,故意陷害刘綎,而西路军杜松的轻举妄动、贪功冒进,南路军李如柏处境尴尬,用兵迟疑,都是直接导致明军兵败的原因。”

这种说法也的确很有道理。但是,这些观点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站在大明帝国的角度,这根本就是一场不能打的战争。从决定出征时开始,大明帝国事实上就已经败了。

原因很简单,从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来看,当时的大明帝国根本不具备在辽东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

从经济状况上来看,大明帝国不具备发动战争的实力。

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拼的是后勤保障。远征辽东,后勤补给就是一个大问题。一般而言,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有两种办法,要么从本国或者盟国运输到战场,要么从敌国掠夺。

从本国将战略物资运送到前线,首先得有战略物资。可万历末期是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在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大明帝国在西北、西南和东北同时进行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即“万历三大征”。这三场大仗打下来,政府耗费的银子超过了一千万两。在三大征还未结束之时,宫中又发生了火灾。重建宫殿,又花了大量的银子。明帝国财政收入本来就非常有限,而财政支出是刚性的,每年能不亏空就很不错了。再加上万历皇帝喜欢从户部把钱拿到内府自己用,结果当时是财政年年赤字,国库空虚,根本没钱进行战备。本国经济困难,如果像抗美援朝时一样有个苏联老大哥在旁边撑腰,或者像海湾战争一样有沙特等石油大亨埋单也行。但当时的明帝国只有一帮更没实力、更焦头烂额的小兄弟,比如朝鲜就一直被日本侵略。

从本方这边筹集战略物资很困难,从敌国那边抢也是一个办法。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这个办法。汉人之间的军阀混战时也经常用。但是,一来后金那个穷乡僻壤里能抢到东西吗?二来从中原调兵到辽东的过程中,军队还得有粮饷。

最后,大明帝国的办法是,除贵州外,全国每亩地加征田赋三厘五毫。也就是说,为了进攻后金,只有额外地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百姓的负担。

这就是赌博了,而且下的还不是小本儿,而是梭哈了。一旦失败了,大明帝国就再也没有能力解决后金问题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保住沈阳、辽阳,至于抚顺、清河那就永远丢掉了。

从政治局势来看,也不宜大动干戈。

其一,朝中局势不稳。

明朝中后期党争一直很激烈,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也时有发生。万历四十三年,又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朝中以如何处置这个案件为由头,做足了文章,东林党、齐党、浙党、楚党等相互倾轧,各派系争得很厉害。

内部存在激烈党争的时候,是不适宜进行战争的。因为,一方面,打赢一场战争不是一两个将领就能搞定的事情,需要动员整个行政体系来支持前方的战争。后方党争正激烈,很容易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情况,既不利于备战,更不利于作战。另一方面,前方的指挥官也很容易卷入党争,难以全身心投入作战。

其二,行政体系运转不正常。

皇帝长时间不上朝,虽然不像阎崇年先生所言政事完全无人处理,但也确实有大量事务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比如很多官员的任免没能及时完成,导致一些职位长期空缺。这种情况对于发动战争是很不利的。

其三,国内阶级矛盾很尖锐。

当时在民间有白莲教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很大,活动频繁,给明帝国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各地民众小规模的起义更是接连不断。比如,万历四十二、四十三年,就有白莲教中的一个教派闻香教以高应臣、郑守忠等人为首在唐山一带发动了起义。在这种情况下,不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反而加税来进行战争,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从军队的战斗力来看,明帝国军队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要求。

明帝国的军队武器装备很先进,火器很多。但是,再好的兵器也得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明朝中后期明军军官非常腐败,对士兵盘剥得厉害。

早在弘治年间,时任兵部尚书的刘大夏就对皇帝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腐败的口子一开,那就只会扩大不会缩小。到了万历年间,情况肯定比弘治时严重得多。比如一代名将李成梁,战功赫赫,但也贪财得厉害,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腐败最严重的后果不是腐败本身,不是腐败造成的贫富不均,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比如用人不当、执行不力等。军队的效率低下,结果必然是战斗力的下降。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个士兵,自己的军粮、工资等经常受到军官的盘剥,你会有心思训练、作战吗?因此明代中后期,明军经常打败仗。

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进行剿灭后金的战争,那也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兵备战,不能是头一年夏天被人家打了,第二年一开春就慌忙火急地去报仇。

所以说,面对后金的进攻,大明帝国选择立即发动报复性的战争是极其错误的。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守为攻,先安内而后攘外。即派得力的能臣如熊廷弼到辽东重整军备,进行屯田、驻防、练兵、备战,将主要精力用来解决国内的问题。然而,最终大明帝国很情绪化地、赌博式地将当时所能调集的兵力全部投入到远征后金的战争中,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除后金的威胁。最终,他们赌输了。

大明帝国为什么要去赌呢?

第一,政府决策层低能。

大明帝国的决策层主要包括皇帝和高层官僚。万历皇帝一方面长期不上朝,处于深宫之中不可能很充分地了解敌我双方的信息。另一方面,政治才能不足。当时有大臣提出让万历皇帝从内宫里拿点钱出来当军费,可人家万历就是不干,让大臣们加税。加税就必然是激化阶级矛盾。再加上他派矿监到处搜刮,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反抗会危及政权的稳固。连这一点他都意识不到,可见此君的政治才能有多低。

高层官僚主要是一些自小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前面已讲过,这些人所信奉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都不适合作为执政者的理论基础。这些崇尚理学或心学的士大夫们重视过程超过结果,重视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而忽视行为的结果是否能实现现实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政治上的幼稚和鲁莽。具体到对付后金的问题上来,明朝士大夫们的思维模式是:被后金侵略,应不应该还击?应该。那就打吧,砸锅卖铁也要打。

第二,明帝国政府内部党争激烈,没有能够压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物。

明朝士大夫本来就是情绪大于理智的人,遇上对外问题,更是如此。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调动起来,力量相当大。要压制这种情绪,必须有很具权威的领袖。比如,西安事变时,把******放了,就是很伤普通红军将士感情的事。但是******为首的中央领导威望很高、也很团结,没有让普通将士仇恨的情绪压倒理智,作了正确的选择。再比如,十月革命以后,面对德国的进攻,是当时威望极高的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才使新生的苏俄政权免遭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