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长期以来，三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精神旨趣，就不能深透地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涵．就不能了解中国人丰富玄奥的内心世界，更不能了解中华民族历劫不灭、坚韧不拔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源。
中国文化自古是一个多元精神和合体。儒、释、道三教文化在这一和合体中各居于独特的地位，从不同侧面发挥着自身的社会功能，相互冲突，又相兼相容，共同建构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境界。
儒家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之生命本源，并据此体证追寻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审视人生的意义、命运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其立教宗旨是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按照儒家圣人的理解，宇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生命和合体，是一个天地交泰，万物和生，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生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居于核心地位，是天地大化流行生命本体的发端处，是“天地之灵明”。宇宙的生命是人的性命之源，人的性命是宇宙生命最真实、最活泼的显发。所以《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不通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人动辄说那是一套莫名其妙的神秘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儒家对宇宙真际的设定（即生命化、价值化的天道）是解读人生实际（存在本质、人生意义）的逻辑前提和价值依托。天道之“所以然”（天理）是人道之“所当然”的先天必然的根据。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性天之尊”所赋命的，所以人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不仅不可逃脱，而且具有自身的圆满性和价值的绝对性。人尽了自己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存在价值便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共辉。
在儒家道德哲学的义理逻辑结构中，讲人是天地的灵明，并无不对。
在宇宙中，只有人具有理性的本质，人是宇宙中的一分子，所以人的精神、人的理性就是宇宙的精神和理性。只要宇宙中还有一个人，宇宙的理性就不会灭绝。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有三大要旨：一是强调人道之爱。孔子说：“仁者爱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理学家讲“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都是指人道之爱。这是儒家对人类的仁心悲愿，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二是对秩序的肯定。礼教的本质是肯定人伦秩序的合理性，有了这种秩序，人类才能“合群”，能够合群，才能参天地之化育，推进文明的发展。三是强调道德理性的自觉。“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它是一种具有自身圆满性的内在的善。道德理性的自觉指的是对善的内在性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道德原则才能超越一切现实的功利性，成为道德实践的绝对命令。儒家圣人之教，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一个根本道理，即把人教化成具有爱的情感，明人伦、守秩序，达到道德理性自觉的人，这样的人即君子。君子之德性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就成为圣人。
道家思想是道教的哲学基础，也是道教哲学的合理内核。没有道家的哲学，道教就不能形成一个理论的系统。道教的功法是根据道家哲学衍生出来的宗教实践的方法。
道家站在人生边缘，带着超越的眼光审视人生现实的矛盾与荒谬，批判人类理智的浅薄与愚蠢。其立教的宗旨是要人懂得超越自身的有限性，用无限的观点去理解万物存在的必然性。用无限的观点看问题，就是站在“道”的立场上理解宇宙，洞察人生，化解冲突，在宥天下。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道无形，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辨若讷，大智若愚。用“道”的观点看世界，就是立足于自然主义原则，承认万物存在的合理性，防止人类理智的狂妄与僭越。人类理智本质上是偏狭的，功利的。它往往习惯于用一个标准否定另一个标准，用一种逻辑吃掉另一种逻辑，用自己的思维方式代替其他思维方式。结果导致理智的独断与****，使世界丧失存在的多样性，使万物失去天真活泼的个性。在道家哲学看来，这是人道对天道的冒犯，妄伪对本真的凌辱，普遍对个别的压制，文化对自然的虐杀。
道家自然主义哲学有三大要义：一是对大自然的热爱。道家始终认为，天道高于人道，自在的世界比为我的世界更真实，更伟大，更恒久。
“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比人道更公正、更合理。这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告诉世人的道理。庄子云：“不以人灭天。”人即人伪，天乃自然真性。告诫世人不可以自己的偏见、爱好去破坏自然的和谐。自然界的“天籁”之音，是天地万物顺其性情由衷而发的和声，它比任何有为而发、为我而吟的音乐都更加真实地表现了宇宙生命的律动。人只有和光同尘，乘乎天钧，托命大道，把自己融化在自然的怀抱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能找到生命的本原。二是对自由个性的高扬。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它所当是、所必是的那个样子，都不是它所不当是、不必是的那个样子。所以，一切既成的存在都是合理的、真实的存在。让万物按其天性存在和发展就是幸福，万物皆会各得其所，用不着人为地去安排。否则，如果破坏了万物的天性，对任何事物都是不幸。三是对个体感性生命的珍重。老子讲致虚守静，去奢去泰，德比赤子；庄子讲委运任化，全性葆真，养生尽年，都是要人懂得珍惜当下感性生命的真实性，不要为了某种“意义”，某种外在的目的。丧失了本真的生命体验，成为“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终身役役而不知所归的异化人。
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被道教继承发展为一套宗教理论与实践。道家所崇尚的自然，成为神仙世界的物质基础。“取天地之灵气，汲日月之精华”，餐风饮露，沐阴浴阳，是神仙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的物质享受。道家所追求的自由个性成为道教所顶礼膜拜的大小神仙。他们具有人的一切情感，却又超越了一切属于人的限制。道家对个体感性生命的珍重，变成了道教追求羽化登仙、长生久视的神仙方术。
佛教文化生于印度，汉魏六朝广播中土，隋唐之世达于鼎盛。此间与中国儒、道文化冲突融合，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佛家智慧的特点是站在人生之外，用超人的眼界识别人世间的种种假象，揭示人生悲剧性的根源，把人们的心灵引渡到一个一尘不染，像莲花一样洁净的清凉世界——涅粲境界。在佛家看来，人们苦苦执著的世俗世界，是一个假象的世界、悲苦的世界，人类用自己的心智为自己制造痛苦与烦恼的世界。佛经千条万绪，都是为了导引世人从假象世界进入空漠无朕、想入非非的超验世界。
所谓假象的世界，用佛家慧眼看，是指空幻的世俗世界。宇宙万法，纷然杂陈，宛如真实的存在。其实，地水火风，四大皆空；河海山岳，刹那生灭。前一刹那为彼，后一刹那为此，哪里有一个恒定的世界。换个角度，任何一物，皆由诸多要素、诸多关系、诸多因缘集凑而成，离开了这些要素、关系、因缘，事物就没有自性和实体，所以说世界是不真实的。
不真故空，亦名为假。《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万法为因缘幻化，故名为“空”，空非顽空，又名为“假”。事物亦空亦假，非空非假，此是万法真如实相。有了这种觉悟，放弃对经验世界的信赖，心灵便进入了超验世界，在精神上排除了经验世界的干扰，达到物我两忘，心与道冥，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的境界。
由假象世界进入超验世界，需要宗教意志的磨炼和高度的精神修养。
佛家的宗教意志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性意志，不仅要否定一切世俗价值关怀，而且要否定这种“否定”，不仅要“悟空”，而且要“空空”，达到高度的精神解脱，如羚羊挂角，了无踪迹，心无挂碍，神不沾滞，佛心常在，所在皆空。培养佛家的否定性意志，需要特殊的精神修养。修养之法，无非持守戒、定、慧三学。初学持戒，以佛门清规戒律收束言行；由戒入定，坐禅收心，心住一境，杂念不起；由定生慧，精研三藏（经、律、论谓之三藏），觉悟佛理，由染入净。借助此种精神修养和宗教意志，人的心灵受到洗礼，冲破尘缘囚缚，摆脱名缰利索，在超验的彼岸世界中得到永恒的安息。
有了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人们心灵中才有理想驰骋的空间，才有不甘沉沦，自我拯救的希望。千百年来，佛教能够发生震撼人心的伟力和惩恶扬善的劝世功能，原因就在于它成功地在批判现实世界的同时，建构了一个超验的精神世界，为人类心灵找到一个皈依的家园。这是宗教哲学的魅力。天台止观法门，华严法界玄理，惟识名相分析，禅宗顿悟心法，法门殊途，宗旨归一，那就是在信徒的心中建立一个刹那今古，瞬间永恒，非有非无，亦真亦幻的超验的理想世界。面对这一超验世界，心灵对现实的世俗的人生不是无奈地抛舍，而是主动地拒绝。人性通过这种拒绝，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走向无怨无悔、无所畏惧的涅槃。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既相冲突，又相兼容，共同陶冶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儒家的智慧，使中国人懂得人生庄严的义务和伦理责任，自强不息，厚德栽物，将小我的生命镕铸在家、国、天下、王道、历史中。道家的自然主义和道教的乐生哲学，教会中国人倾听大自然的声音，热爱生活，珍惜生命。道家和道教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增加了另一面：委运任化，知足常乐，乐天安命，富于想像。没有道家的自然主义和道教的乐生哲学，中国人的生活就不免会过于沉重拘谨而无生趣。佛教哲学，给中国人建构了一个超验的世界，藉此超验世界中国人理解了人生的悲剧性。佛教教会了中国人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力理解和宽容，用自己的慈悲、自己的苦行、自己的愿力去超渡、解救因贪欲、仇恨、无明而陷入无边烦恼和痛苦的生灵。有了佛家的智慧，中国人懂得了什么叫深沉，什么叫无畏，什么叫“天上地下，惟我独尊”。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寻绎古圣先哲的智慧决非为了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古人智慧中寻求有益于现代人道德心灵塑造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资源。环顾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商业弥漫，把人们带进了一个高竞争、快节奏、世俗化的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一方面打破了单一、封闭、愚昧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时也无法避免地丧失了传统人生活中的恬静、和谐、礼让和讲求道德、富于人情的文明因子。这正是刚刚步入现代化征途的现代人价值分裂、情绪焦虑、心灵迷失、人格匮乏、急功近利、行为浮躁的深层原因。这些年来，一些青年人喜欢的一支歌是：“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典型地流露出了一种现代人心态：割断传统价值认同后，于多元世界中狂烈追求，却丧失了深心的自我，抛荒了精神的家园，成为文化沙漠中的漂泊者。
现代人痛苦的实质在于，我们必须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又决非是完关无缺的。用哲学的话语说，现代化只具有有限的世俗功利价值，而不是人生安身立命的终极理境。克服现代化的缺陷，一是有待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同时离不开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皈依。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河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要我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儒、释、道三教史话》丛书，以轻松的形式、通俗的文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儒、释、道三教的源流演变、主要学派及著名宗师的生平活动、思想观念。本丛书的作者加润国先生、刘克苏博士、孔令宏博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素有同情的理解和较深的造诣。他们分别承担撰写的三个史话，内容不同，风格也有差异，但三本书中都倾注着他们对古圣前哲的同情与敬意，对现代文明的关切与悲悯。他们的情感投入不仅拉近了古人与现代人的距离，而且为三个史话增添了现实的气息。
我相信，三教文明中以儒养德、以道养生、以佛修心的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但是，勿庸讳言，儒教作为封建宗法社会长期占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道教作为宗教文化与哲学，难免有其历史的和宗教自身的局限性。只有批判其封建性糟粕，剔除其唯心主义杂质，“三教”文化古老的人生智慧和文明因子才会在现代人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李振纲
1999年1月于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