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私自利的人性论和道德论相联系，李贽还提出了早期市民社会的文艺论，即“童心说”。他认为，初生童子的童心是人的真实本心，是最符合人的真实情性的，真正的文艺就应该是这种童心的真实流露。“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可是，当人们长大以后，由于受假道学的熏染，各种所谓道德和教条从耳目而入，而人的童心也随之而失。其结果，大家皆以假人而言假语，皆事假事而文假文，构筑起一个害人的虚假世界，却又要以四书五经为凭藉。为此，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坚决否定各种教条和偶象，要求恢复人人本具的童心，创造具有真情真性的真文艺。“荀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文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语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
李贽的所谓“异端”儒学，是心学自然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心学的流变
王阳明三十四岁时，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决心摒弃释、老之学而返归圣门。这一年，他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一见如故，相与共倡心学。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在三年之后，而湛若水则早已接受了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并对王阳明有所影响。王阳明始终视湛若水为最亲密的朋友，而后儒也公认湛若水与王阳明共同推进了心学思潮。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广东增城人，因居增城的甘泉，故以甘泉为号。年轻时师事陈献章，并接受其传道于世人的重托。陈氏死后，湛若水独立讲学，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礼其师，对心学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回归程朱的倾向，因而其影响不是很大。年四十而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仕侍读、南京国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及礼部、吏部、兵部尚书。晚年居家著述并讲学，有《格物通》和《甘泉文集》传世，享年九十五岁。
湛若水认为，圣人之学，皆是心学。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无事而非心。他说：“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心是无内外、无方所而又无所不在的本体，所以格物也就不在心外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格物就是致此心之物理。人心以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
与王阳明不同的是，湛若水尤其强调随处体认天理。他说：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所以造道也。故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若云“随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谓“居处恭”，乃无事静坐时体认也；所谓“执事敬”、“与人忠”，乃有事动静一致时体认也。
“体认之功贯通动静隐显。”
具体说：“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天理不是个外在的对象，而是此心的中正状态，这又和朱熹有所不同。阳明以为，甘泉讲随处体认天理，有求理于外之嫌。甘泉解释说：“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之言也。天理无内外也。吾兄疑仆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有求于外。若然，不几于义外之说乎？求即无内外也。吾之所谓随处云者。
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谓求之于外。可乎？致知云者，盖知此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为习气所蔽。故生而蒙，长而不学则愚。故学问思辨行诸训，所以破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可见他虽然对理学有所吸收利用，但所走的仍然是心学的路子。
在具体的修养方法上，湛若水对师门有所背离，而仍走程朱的路子。
陈献章尤其强调于静中养出端倪，湛若水却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如车两轮。谓有二者，非知程学者也。”他的许多话显然是针对其师门说的：“若不察见天理，随他人关人定，三年九年，与天理何干？静坐久隐然见吾心之体者，盖为初学言之。其实何有动静之间？心熟后，虽终日酬酢万变，朝廷百官万事，金革百万之兵，造次颠沛，而吾心之本体澄然无一物，何往而不呈露邪？”他还强调：古人论学，未有以静言者。
以静为言者，皆禅也。故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静著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若《论语》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用力之方也。故善学者，必合动静于一敬。敬立则动静浑沦矣，此合内外之道也。
与程朱不同的是，在具体持敬和体认时，湛若水又强调了孟子所谓“勿忘勿助”，这又表现了他归依心学的倾向。他说：“‘勿忘勿助’，敬之谓也。勿忘勿助之间乃是一。今云心在于是不改，谓之勿忘则可矣。恐不能不滞于此事，则不能不助也，可谓之敬乎？勿忘勿助，只是说一个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体，此是心学最精处，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师又发出自然之说，至矣。”这显然是对理学弊端的一种纠正。
湛若水继承了南宋以来调和朱陆的传统，企图各取其长而去其弊。显得很稳健。
阳明生前虽然政绩显赫，却也始终讲学不辍，一时弟子云集，门墙极盛。王阳明去世后，各方弟子创立书院七十余所，到处举办讲学会，宣传乃师之学，一时有“王学遍天下”之称。王门弟子宣传阳明心学，可谓不遗余力。
王阳明的心腹大弟子钱德洪离官下野三十年，几乎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皆辟有讲舍。王艮于阳明在世时就自带两个仆人，坐一辆摹仿孔子周游列国时所乘之车的样子制成的小蒲车，四处聚众宣讲，吸引了许多不同阶层的听众。他一路进京，聚观如堵，整个京师为之轰动。阳明去世后，他更是四方交接，广招门徒，遂开泰州一脉。与王艮齐名的还有王畿，他在北京、南京及吴、楚、闽、越、浙等地广辟讲舍，讲学达四十余年，以王学正宗自居，发展出一套极其精细的心学理论，形成影响巨大的浙中学派。
阳明学派首先以讲会的形式扩散，如泾县水西会、宁国同善会、江阴君山会等。后来便在各地讲会的基础上形成不同学派。如按地域分，则有七派，即浙中学派、江右学派、南中学派、楚中学派、北方学派、粤闽学派和泰州学派。若按学术思想分，则除了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以王畿为代表的浙中学派外，还有一个江右学派。
王学在学术上的分化主要表现为对“致良知”的不同理解。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道只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后来罗汝芳提出“赤子良心当下即是”，再后来李贽又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这些统称为“良知日用”派。王畿认为良知当下现成，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因而主张在混沌立根，自称“先天之学”，这一派称为“良知现成”
派。此外，江右学派中又有两类，聂豹、罗洪先等人以为心体虽无动静，但只有静才能存心，主张以修静为人德工夫，称为“良知归寂”派。另一派则反对王畿倡导的良知现成说，尤其强调修养工夫，以欧阳德、邹守益和钱洪德为代表。邹守益认为，良知虽清灵精明，却须戒慎恐惧才能证得，而钱洪德则尤其强调在事上修练。这一派称为“良知修证派”。归寂派和修证派都强调存理灭欲的工夫，统称江右学派。这样，从学术思想的分野看，王门后学实际上只有三大派，即泰州派、浙中派和江****。
关于王学三派的地位和性质，黄宗羲有一段颇为经典的论述。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取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挤阳明为禅矣。
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之救正，故不致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农山、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站在王学正统的立场上评价三派，肯定江右学派而否定泰州学派和浙中学派，显然是忽略了王门****思想革新的历史价值及浙中学派对心学的解构作用。
学术思想贵在创新。中国历史在明末已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泰州学派沿着阳明心学的思路发展，合乎逻辑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新命题，反映了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无疑是时代的主旋律。至于何心隐和李贽，其思想更具有启蒙性质，是很了不起的。黄宗羲把浙中学派贬之为禅，也是不恰当的。以唯物史观看，禅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是个积极的因素。汉唐统治者以经学为统治工具，严重束缚了儒生的思想，实际上使儒家的哲学思维趋于枯竭。道教与佛教以其出世避世的宗教性质，可以逃脱统治者的控制，反而有利于自由思想的滋生和发展，这一点最集中地表现在禅宗之中。禅宗把外在的偶像移入主体心中，强调信徒不必拘泥于经书，只要一念灵觉，即可超凡人圣，顿悟成佛。所以他们打破一切偶像与教条，吹起了中世纪思想解放的第一股清风。正是禅宗解放了宋儒的思想，使他们一反汉唐诸儒只求作贤人的习惯，要求直接学做圣人的。浙中学派以儒家身份而表现禅宗精神，正是其可贵之处。而所谓‘救正’浙中心学的江右学派，它在学术思想上既缺乏必要的创新，又重炒理学家“戒慎恐惧”那一套束缚人心的东西，才是真正落后的“王学末流”。
阳明晚年，曾与王畿和钱洪德两位高足有过一次著名的“天泉证道”，讨论“四句教”问题。王畿认为：四句教“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这实际上是一种“四无”说。钱洪德则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也，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当天晚上，二人依坐天泉桥，请乃师裁判。王阳明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净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最后，他尤其强调：“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有趣的是，王龙溪正是那“世亦罕见”的“利根之人”，唯其如此，他才能提出“四无”说。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天生利根，少年时代放荡不羁，每见方巾中衣往来之讲学者，窃骂之。因而虽为阳明同宗人，却不肯前往受学。想当年孔子为了收揽子路，只是“设礼容稍诱之”，子路即儒服委质请为弟子。阳明为了龙溪，却着实费了一番工夫。于时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丞欲一会，不来也。阳明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龙溪所至酒家与共赌，龙溪笑日：“腐儒亦能博乎？”日：“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矣。龙溪从学后，阳明专门为治静室，令居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受到特别赏识。龙溪进门虽晚，却特立拔群，很快成为阳明讲学的主要助手。嘉靖五年赴考，通过了会试，因见主政者不喜心学，遂不廷试而归。两年后又赴廷试，忽闻乃师去世，即往奔丧，再次弃考。直到嘉靖十一年方中进士，而在仕仅两年，便将全部精力投入讲学传道之中。他会讲数百人，讲舍遍于吴楚闽越，而江浙尤盛，年至八十犹不废出游，遂开浙中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