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把其教育内容分为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四科，而德行居首，德行的中心就是仁。所以，仁学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教育内容的核心。把德行排在政事的前面，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的思想。德行在政事活动中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所以仁德的修养成了践礼和政事的基础。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仁德的培养是贯穿于诗书礼乐四教之中的灵魂和根本。
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学而知之。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焉。”“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对于学生，他也以好学来要求。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不耻下问。敏而好学，是以谓之文也。”同时，他还主张学习的态度要求实、要学思结合。
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言其余，则寡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极强调启发式教学和因材施教。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谓“悱”，是思考问题而没有想通的状态；所谓“愤”，是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状态。只有到这个时候，孔子才加以启发，让学生的思想得以通达顺畅。所谓启发与灌输的区别，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对受教育者主体性和人格的尊重问题。帮助受教育者畅发其主体性、尊重受教育者人格独立的教育只能是启发式教育。而灌输式教育则必然带有教育者的主观性和强制性，实际上是一种强加的不平等教育，是一种****。
有一次，子贡思考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便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既有肯定，又有提升。经这么一启发，子贡马上引《诗》来表明：“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孔子见学生能举一反三，便马上表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在此，首先是子贡经过深入思考之后主动提出问题，其次是孔子给予引导，尤显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意。
孔子教学方法的另一特色是因材施教，绝不用一个固定的模子铸人。
正因为这样，孔门弟子人才辈出，各色各样，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桃李满天下。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不同的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便不同，皆有针对性。勇敢进取的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诸？”而行为退缩的冉有问同样的话，孔子便说：“闻斯行诸！”他的指导思想是：“冉有退，故进之；子路兼人，故退之。”务必使弟子都能补偏救蔽，向健全的方向发展。
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仁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仁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君子之性，庶民之归，其核心是爱人。孔子生活在奴隶解放的春秋末年，他把“仁”作为核心范畴，建立其儒学体系，是对人自身的觉醒和伟大发现。
仁字从二从人，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一男一女，二人相爱而结合，则产生了社会的细胞——家庭。由家庭而有父母和子女，进而产生慈孝友悌等伦理关系，推而广之则有君臣上下等政治关系，这就是社会。孔子正是从这一点看到了“仁”对于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地位。更进一步，孔子看到，天虽然不像人一样有言语，却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仿佛有感情一样。天地合气，阴阳感应以相与，而万物化生，仿佛也是一种仁爱。与老子以“天地不仁”相反，孔子把天道之健生也看作是一种仁德的体现，从而确定了“与命与仁”的理想。
孔子常把爱好仁德与爱好美色联系起来，希望人们能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仁德，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人之爱色，是秉受白天的自然本性，是天地阴阳之气的感应力量，往往沛然莫之能御，是人类最纯真的一种感情冲动，绝不容半点虚伪。天地之道，因阴阳相摩而生生不已仁德流行；男女之间，亦因异性相感而产生爱情，以至于子孙繁衍。孔子把这看作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情，希望人们能从这一点上推广开去，泛爱所有的人，以期天下归仁。当然，孔子所说的仁爱，绝不是一种短暂的冲动，而是一种持久、深沉的内在修养，是君子知天命之后的一种自觉修为。人伦之爱起源于男女夫妇，进而扩展到家庭、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主观的自觉和努力。颜回能够三月其心不违仁，是遵从孔子教化，长期修持的结果。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练和体现。他认为，为仁的根本是孝悌，只有先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尊敬自己的兄长，才能谈其他的礼节。父母与兄长有生育抚养之恩，由于他们的仁爱才有了我，所以对他们报以仁爱是自然的事情，也是为仁的第一步。把家庭中的仁爱推开去，泛爱一切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本思路。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去践履，孔子说：“那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求君子要成人之美，处处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用子夏的话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孔子强调礼乐教化，但以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把仁看作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爱人的基础上，仁德还包括许多内容。他说：“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仁者寿”。强调一种安泰、达观、不忧不惧，又勇往直前、率性而行的精神修养。
孔子把礼看作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所以他要求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以为仁。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那就是：恭敬、宽厚、诚信、机敏、慈惠。他认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在五者之中，孔子更强调信的重要性。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同时，孔子还强调守死善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者，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要求保持和而不同、坚守正义的君子之操。他要求弟子“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总之，以爱人为核心的仁学思想是很丰富的，仁爱思想成为历代儒者的基本精神，是儒家学说的精华所在。
诸贤仰圣
《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此可见，春秋私学之盛，莫甚于孔门者。
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六艺几乎囊括了古代所有的文化知识。孔门能有七十二人身通六艺，实在很不简单。《儒林传》说，自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于各诸侯国，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有的则隐居不仕。故子路居卫国，子张居陈国，澹台子羽居楚国，子夏隐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国。另如田子方、段木干、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门，为王者师。孔门弟子如此英才汇聚，诚可观也。
孔门弟子中有曾氏父子二人，父亲曾晰名点，曾发表其志向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闻言喟然而叹：“吾与点也！”曾点所志，为师儒尔。曾点的儿子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史载《孝经》为曾参所作。
据说曾参至孝通神，后世奉为“孝圣”。孔子曾说：“参也鲁”，谓曾子天资鲁钝，不够聪明。惟其鲁钝，所以不尚浮华，践履笃实。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寿。”曾子正好具备这些特点。曾参的长寿，或许与仁德修养较好有关。有一次，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没有追问，而只说：“是！”门人们不解地问：“何谓也？”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看来他对孔子的思想领会很深，所以能一点即通。
曾子有很多名言流传下来，他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见他尤重笃行。他还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可见他不仅善学，而且坚强弘毅，修养极佳。曾子重病时对弟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这大概是他的遗教和心传吧。
《新语》载，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于麋粥之间，行之衽席之上。《汉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谓《孝经》为孔门孝义真传。《孝经》开宗明义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中华民族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与曾子的教化分不开。
史载汉代曾有《曾子》十八篇，今亡佚。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并官氏女，一年后生子名鲤，字伯鱼。
孔鲤也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曾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来教育他。孔鲤恪守庭训，鲁哀公以币召之而不仕，不幸先孔子而死。据传孔鲤的前妻无德，“妻不可化，乃出之。后妻贤，生子及。”孔及又称原宪，字子思。子思出生不久，伯鱼去逝，其母守节抚孤。子思的遭际类似孔子。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困于宋，作《中庸》。《中庸》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颇为宏富，后儒谓得圣学神髓。
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后来成为亚圣。子思承上启下，后儒奉为述圣。
有人认为《礼记》中的《表记》、《坊记》也为子思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今亡佚。
子思早年亲承孔子教诲。有一次，孔子正独自喟叹，子思问：“您是否担心子孙不加强修养，将来对不住祖宗？或者是羡慕尧、舜之道，而又恨达不到呢？”孔子说：“小孩子怎能知道我的心志呢？”子思回答：“我曾听了您的教导，正在不懈努力呢。”由此可见，孔鲤后妻或有孟母之贤，其善教若此。孔子晚年得此贤孙，当不胜欣慰。
子思少时，孔子便去逝了。从此，子思乃事学于曾子。《圣门十六子书》云：“子思从曾子受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一书，以昭来世。”宋元以降，《中庸》成为四书之一，后儒奉为儒宗圣典。朱熹说，孔门中惟颜氏和曾氏得其宗传，曾子再传而得子思，子思担心时间久了会失却孔子真传，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互相演绎而作此书；“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他还认为，此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得之，则终身受用不尽。
子思说：“道伸，吾愿也。今天下诸侯其孰能载？与其屈己以富贵，不如抗志以贫贱。”其志节若此。鲁缪公多次求见子思，欲以为相国，皆遭拒绝。据孟子说，缪公屡派使者问侯子思，每送厚礼于他，子思很不高兴，反而把使者赶走。他以为这说明缪公不是喜欢他的才能，而是把他当犬马喂养。《论语》载：“子思问耻，孔子日：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孔子认为国家无道而出仕是可耻的事，所以子思终身不仕。史载子思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荀合当世，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后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孔子生前，曾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为弟子分类，德行为四科之首，而颜回又为德行弟子之首。司马迁为孔门弟子作传，首列颜回。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三十岁，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最得孔子之意，后儒推之为七十二贤之首，尊称“复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