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在两次起义中，叶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起义的重要功臣之一。然而，广州起义之后，叶挺却遭受一系列的诬陷和指责，并最终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被迫流亡欧洲，时间长达10年。因此，中共中央对叶挺存有较大的疑虑，特别是对叶挺的政治主张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就在这年的7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华南的“漳浦事件”。“漳浦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趁谈判改编之机，吞并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这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单方面任命叶挺为第四军军长后，中共中央并未立即表示同意，但也没有予以否定，而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为了弄清叶挺的政治态度，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在南京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接洽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表示愿意去延安面谈，是否就职由中共中央最后决定。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于10月23日由南京启程，经武汉、西安，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
到达延安的第一天，毛泽东即与叶挺进行了彻夜长谈。叶挺首先向毛泽东倾诉了广州起义后自己所受的委屈，特别是1928年王明在莫斯科发表《广州起义纪实》，公然指责和诬陷自己以及自己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后被迫流亡欧洲的经过。同时，对自己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毛泽东向叶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全面抗战的主张后，叶挺一再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策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与叶挺开诚布公、坦诚恳切的交谈，使双方彼此间取得了充分的理解与信任。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消除了对叶挺的疑虑后，征询叶挺是否愿意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考虑到留在党外便于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叶挺向中共中央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对叶挺的这个决定表示尊重和理解，同时做出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随后，毛泽东同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进行了商议。并提出了具体方案：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即以闽浙两省及皖南的红军游击队编成一个师，粤湘鄂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为一个师。同时还商定了领导人选。叶挺向中共中央表示，尽力多做蒋介石的工作，努力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这一方案。11月6日，毛泽东将中央的这一决定电告博古。电文指出：“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二师四旅八团，拟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住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由叶挺向南京提出。”
11月7日，项英回到延安。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欢迎叶挺、项英的大会。毛泽东特意请叶挺、项英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也应邀讲话，他在讲话中诚恳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人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指出：“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编制等项由叶挺向南京提出；未得国民党承认以前，你们不得发表。”电报还指出：“叶挺明日（九日）出去，项英同志待中央开会后再去。”中共中央的这一方案最后虽然未能全部实现，但毛泽东的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对叶挺已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叶挺在延安时期，还参观了延安的机关、学校。静卧在黄土高原沟壑中这座质朴小城，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她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和震撼力使叶挺无比振奋，这更加激发了他为党工作，为人民献身的热情与意志。从此，延安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圣地。
11月9日，叶挺满怀信心地离开延安。13日，叶挺回到武汉，当天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企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战到底。11月21日，在叶剑英陪同下，叶挺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商谈有关改编事宜。12月23日，项英带领党中央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到达驻地。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从此，叶挺将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率领八省勇士汇成的铁的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