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节妇坊、贞女祠的底下就埋葬了无数的“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的叹声。甚至于寡妇不能忍饥寒寂寞之苦的，或不能忍公婆虐待之苦的，也只好牺牲生命，博一个身后的烈妇的虚荣。
甚至于女儿未嫁而夫死了的，也羡慕那虚荣而殉烈，或守贞不嫁，以博那“贞女”“烈女”的牌坊。这就是戴氏说的“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为人”。
戴氏的人生观，总括一句话，只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他的宇宙观是气化流行，生生不已；他的人生观也是动的，变迁的。他指出人事不能常有“千古不易之重轻”。他指出“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这叫做“变”。他说：
“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仇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岂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
这种“辨察是非轻重而准”的作用叫做“权”。
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最可注意的是戴氏用“权”来释《论语》的“一贯”。《论语》两次说“一以贯之”；朱子的解说孔子对曾子说一贯的一章道：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耳。
戴震最反对朱子说的“浑然一理”“其体之一”的话。他自己解释“一以贯之”道：
一以贯之，非言以“一”贯之也。……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这一段最可注意。一贯还是从求知入手。求知并不仅是“多学而识之”，只是修养那心知之明，使他格外精进。一贯并不是认得那“浑然一理”，只是养成一个“泛应曲当”，“权度事情无几微爽失”的心知。这个心知到了圣智的地步，“取之左右逢其源”，“自无弗贯通”了。
戴氏不肯空谈知行合一，他很明白地主张“重行须先重知”。他说：
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行，不先重知。
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
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
从知识学问人手，每事必求其“豁然使无余蕴”，逐渐养成一个“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然后一切行为自能“不惑于所行”。这是戴震的“一以贯之”。
二、戴学的反响
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颜李自是近世的一大学派，用实用主义作基础，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
但程朱的尊严不是容易打倒的。颜元大声疾呼地主张“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但这种革命的喊声只够给颜李学派招来许多毁谤与压迫，竟使一个空前的学派几乎沉埋不显。程朱的哲学有两个方面：“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主敬的方面是容易推翻的。但致知穷理的方面是程朱的特别立脚点；陆王骂他们“支离”，颜李骂他们“无用”，都不能动摇他们。
顾炎武以下的大师虽然攻击宋明以来的先天象数之学，虽然攻击那空虚的心学，始终不敢公然否认程朱所提倡的格物致知的学说。他们的经学和史学也都默认为与穷理致知，“下学上达”的学说是并行不悖的。故惠士奇（1671～1741）为汉学大师，而自书楹联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江藩：《宋学渊源记》引论中引）
打倒程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超过程朱，用穷理致知的结果来反攻穷理致知的程朱。戴震用的就是这个法子。戴氏说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疏证》十四）这九个字的控诉是向来没有人敢提起的。也只有清朝学问极盛的时代可以产生这样大胆的控诉。
陆王嫌程朱论学太多，而戴氏却嫌他们论学太略！程朱说穷理；戴氏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有两点：一是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一是说理一而分殊。
他主张理在于事情，不在于心中；人的心知只是一种能知的工具，可以训练成“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他又主张理是多元的，只是事物的条理，并没有什么“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天理。
穷理正是程朱说的“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但这种功夫并不是“明善以复其初”；并不是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彻大悟。
格物穷理的目的只是戴氏自己说的
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疏证》四一）
所谓“致知”，只是“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同上）。这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这才是用穷理致知的学说来反攻程朱。
至于戴氏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
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但是一百三十年的朴学的风气，养成了“襞绩补苴”的学风，学者只能吃桑叶而不能吐丝；有时吐丝，也只能作茧而不能织成锦绣文章。全个智识阶级都像剥夺了“哲学化”的能力，戴上了近视眼镜，不但不敢组织系统的哲学，并且不认得系统的哲学了。
当戴震死时（1777），北京的同志作挽联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年谱》，页四一）然而戴震的门下，传经学的有人，传音韵学的有人，传古制度学的有人；只是传他的哲学的，竟没有人。他的弟子之中，最能赏识他的哲学的，要算洪榜。
洪榜作戴震的行状，叙述他的哲学最能得他的要旨。他把戴氏的《答彭进士允初书》（凡五千字，中含《孟子字义疏证》的一部分的要旨》）全录在这篇行状里。当时朱筠便主张删去此篇，他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洪榜作书与朱筠，极力辩论他所以表彰戴氏之意。
当时的行状初本里总算把这篇长书保留住了（此据段作《年谱》页三四）。但后来戴震的儿子中立终于删去此书（此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朱筠是当时最能赏识戴震的一个人，竟不能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甚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也附和着朱筠的意见。这也可见“解人”真难得了。
我们现在可以摘抄洪榜给朱筠的信，以表现戴氏初死时他的哲学引起的反动。洪榜先总括朱筠所以主张删去《答彭进士书》，大概有三层理由：
（一）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不当攻击；
（二）谓经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不当复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
（三）儒生是学得成的，圣贤是学不成的；今说戴氏“闻道知德”，恐有溢美之辞。洪榜驳第一层道：
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
唯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彼老释者，幸汉唐之儒抵而排之矣。
今论者乃谓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释之粗；而其精者，虽周孔之微旨，不是过也。诚使老释之精者虽周孔不是过，则何以生于其心，发于其事，谬戾如彼哉？况周孔之书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强通。
使程朱而闻后学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正之也。
他驳第二层道：
至谓治经之士宜有家法；……心性之说，贾、马、服、郑所不详，今谓贾、马、服、郑之学者亦不得详。……今学者束发受书，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谓理道心性之云，则皆六经孔孟之辞；而其所以为理道心性之说者，往往杂乎老释之旨。
使其说之果是，则将从而发明之矣。如其说之果非，则治经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彼贾、马、服、郑当时盖无是弊。如使贾、马、服、郑生于是时，则亦不可以默而已也。
又驳第三层道：
至于“闻道”之名不可轻以许人，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夫圣贤不可至，……虽然，安可以自弃乎哉？……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
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全书引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又转载于《耆献类征》卷一四七，页十七～十九。）
洪榜这封长书，给戴氏辩护很有力；他确是能了解戴学的一个人。只可惜他活到三十五岁（1779）就死了，竟不能发挥光大戴氏的哲学。
洪榜书中末段说戴氏自名其书为《孟子字义疏证》，可见那不是“言性命”，还只是谈“训故，度数”。这确是戴震的一片苦心。戴氏作此书，初名为《绪言》，大有老实不客气要建立一种新哲学之意。
至乾隆丙辰（1776），此书仍名《绪言》。是年之冬至次年（1777）之春，他修改此书，改名《孟子字义疏证》。那年他就死了（此段故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考证最详，我全依据此书）。
大概他知道程朱的权威不可轻犯，不得已而如此做。这是他“戴着红顶子讲革命”的苦心，不料当日拥护程朱的人的反对仍旧是免不了的。他的同乡朋友程晋芳（1718～1784）作《正学论》，其中有一篇前半痛骂颜元与李塨，后半专骂戴震。他说：
近代一二儒家（指戴氏），又以为程朱之学，禅学也。人之为人，情而已矣。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人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嗟乎，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上矣！夫所谓“情”者，何也？使喜怒哀乐发皆中节，则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
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顺之，勿抑之，则嗜欲横决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张、孔、马迫于时势而诡随，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丧节，亦可以不得已谅之乎？（《勉行堂文集》，《正学论》三）
这正是戴震要排斥的谬论。戴震明明承认人有情，有欲，有知；他何尝说“人之为人，情而已矣”？程氏又主张，虽有“不得已”的情，也应当抑制下去。这正是戴氏说的“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这正是近世社会所以这样冷酷残忍的原因。
戴氏对这种不近人情的道学，提出大声的抗议，这正是他的特色。程晋芳却在这里给那不近人情的道学作辩护，直认“迫于不得已的丧节”究竟是不应该宽恕原谅的！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这那里算得驳论？（程晋芳曾说，诋毁宋儒就是获罪于天；怪不得他不懂得戴震。）
戴震曾说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他晚年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年谱》，页四二）。这话也有道理。凡治古书，固须考核；但考核的人必须先具有渊博的见解，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然后可以了解古书的义理。参考的材料越多，发现的义理也越多。
譬如甲乙丙同入山林，甲为地质学者，乙为植物学者；那么，甲自然会发现许多地质学的材料，而乙自然会发现许多植物学的材料。丙为无学问的游人，在这山林里只好东张西望，毫无所得。
故说义理是考核与文章之源，实在是戴震治古学有经验的话。王安石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临川全集·答曾子固书》）
“无所不读”、“无所不问”即是收集参考资料的法子。义理多了，再加上考核之功，然后可以有满意的成绩。戴氏自民间来，幼时走过好几省，知道人情世故；他又肯多读书；他的参考资料最多，所以他做考核的学问，成绩也最大。所以他说“义理者，考核文章之源也”。
他的大弟子段玉裁（1735～1815）便不很懂得这个道理了。段玉裁重刻《戴东原集》，作序云：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圣人制作之大，皆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始终，举其纲以俟其目，与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万世。……
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是非善恶，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
戴震明说义理为考核文章之源，段玉裁既亲闻这话，却又以为考核是义理，文章之源，这可见得一解人真非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