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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托尔斯泰传(7)

然而,生活又恢复了,波浪落下了。人们在城市中的绝望的气氛下,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失望的灵魂,忧心满怀,在夜晚里徘徊彷徨。有些时候,在被世俗毒化的气息中,混合着大自然的令人沉醉、令人发狂的气息,混合着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得迷人的娜塔莎向安德烈亲王亲近,但是,不要多长时间,她又投入了第一个到来的追求者的怀抱。多少的诗歌、温柔、心灵的淳洁,都被尘世玷污!而“凌驾于恶浊尘世之上的天空”却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却看不到它。即使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兹的光亮。对他来说,天空不过是“阴郁沉重的苍穹”,笼罩着虚无。

是时候用战争的风暴来重新刺激这些枯萎的灵魂了。祖国遭受侵略。鲍罗金诺失陷。1812年9月的拿破仑战争中的一次喋血战役。由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军队在该战役中死伤四万五千人,其中包括第二军区司令官巴格拉季昂。法国军队损失三万人。——译者注这是多么庄严伟大的日子!前嫌尽释。道洛霍夫拥抱了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为了对他最仇恨的人,救护车中的他的邻居,阿纳托里·库拉金的痛苦的怜悯而流下了温柔的泪水。为国牺牲的激情,对神圣法令的屈从,使一切心灵结合在一起。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可怕的、无法避免的战争……最简单的考验莫过于让人的自由屈从于神圣的法令。心灵的淳朴建筑在对上帝意志的屈从之上。

俄罗斯人民的灵魂及其对命运的屈从体现在库图佐夫大将军身上:

这位老人,对于激情,有的只是经验,这是激情的果实,在他身上,集合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的智慧,被一种对事件的哲学式的冷静观察所代替,他不创造什么,不从事什么;但是他聆听并记住一切,他知道适时利用这些,不阻挡一切有用的东西,也不允许任何有害的东西。他在士兵们的脸上,窥视那不易觉察的被他称作必胜信念和未来的胜利的力量。他承认某种比他的意志更强大的东西:在他眼前展现的事实不可避免的步伐;他看到这些,他跟随它们,他知道如何摒弃自我。

总之,他有着一颗俄罗斯之心。俄罗斯人民的冷静的英雄主义的宿命论,也体现在可怜的庄稼汉,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他质朴、虔诚、隐忍,面对痛苦和死亡时也总是露出善良的微笑。经受过众多的磨难,经受过祖国的浩劫,尝尽了忧患,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凭着爱情和信仰看到活着的上帝,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快乐。

托尔斯泰丝毫没有到此止步,在书的结尾的1820年,是从拿破仑时期到十二月党人时期,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他给人以生命继续和重新开始的感觉。托尔斯泰没有在危机高潮时开始和结束,而是像开始时那样,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结束。人们已经瞥见即将到来的英雄,他们之间即将掀起的冲突,以及死者在生者身上复活的情形。彼埃尔·别祖霍夫娶了娜塔莎,后来成为一名十二月党成员。他为了监视普遍的福利,创建了一个秘密团体,某种德善盟会。娜塔莎狂热地参与了他的那些计划。德尼索夫完全不理解一种和平的革命;但他完全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尼古拉·罗斯托夫保持着他那士兵的盲目的效忠,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说:“我们只有一件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履行我们的职责,战斗,并且永不思考。”他生彼埃尔的气,说:“我的誓言压倒一切。如果人家下命令让我带领中队和你战斗,我将前进,我将战斗。”他的妻子玛丽同意他的观点。安德烈的儿子,小尼古拉·包尔康斯基,十五岁,敏感、有病、迷人;大眼睛,金头发,骄傲地听着争论。他全部的爱都给了彼埃尔和娜塔莎,他不喜欢尼古拉和玛丽,他崇拜几乎回忆不起来的父亲,他梦想着像父亲一样高大,完成一些伟大的事情。什么事?他不知道,“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做,是的,我都做。他自己已经同意我做了”。作品以一个孩子的梦结束,在梦中,孩子看到了自己成为普卢塔克那样的一个伟大的人,和由上帝的光环指引,后边跟从着一支军队的彼埃尔在一起。假如,此时,《十二月党人》完成了,小包尔康斯基毫无疑问会是里面的一个英雄。

我已经在试图将小说的大致线条勾勒出来:因为很少会有人如此费力地寻找它们。但是如何来解释那数百名英雄的生命的超凡的力量,他们各个与众不同,以一种令人无法忘怀的方式描绘,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还有法国人!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是临时编造的。对于欧洲文学中毫无雷同的系列肖像,托尔斯泰事先做过无数的草图,他说,“那是由数百万的计划结合起来的”,在众多的图书馆里搜寻,由他自己的家谱提供材料①,他的先前的笔记,以及个人的回忆。这种缜密的准备工作保证了作品的坚实性,却丝毫没有削减它的自发性。托尔斯泰以一种与读者交流的激情与欢乐,热情洋溢地进行创作。赋予《战争与和平》最大魅力的,尤其是其年轻的心灵。托尔斯泰没有别的任何一部作品,更能体现这颗颗童年与青少年的丰富的灵魂;每一颗都是一段音乐,像泉水一样的清纯,婉转动人,像莫扎特的美妙的乐章: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可怜的小彼加。

最恬美的是娜塔莎。可爱的少女,充满幻想,笑容可掬,满怀爱心,我们以对待自己姐妹一样的纯洁的温柔看着她在身边长大,我们与她一生相随,——谁会怀疑曾经认识她呢?……春天的可爱的夜晚,娜塔莎在月光下的窗口梦想,狂乱地倾诉,上面的窗户边的安德烈在倾听……第一次舞会的情绪,爱情,对爱情的期待,翻涌的欲望,混乱的梦幻,夜晚,坐在雪橇里,在幻想般的光明照亮了的积雪的森林里奔跑;大自然的迷人的温柔吸引着您;在剧院的夜晚,艺术的奇怪的世界,理智在其中陶醉;心灵的狂乱,浸渍于爱情中的肉体的狂乱;痛苦洗涤灵魂;审视着将死的爱人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唤醒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能不带着一种谈论一位最珍惜、最钟爱的女友时的情感。啊!这样的一种创作,与几乎所有的当代小说和戏剧相比,便显出了后者女性类型的弱点!生命如此灵活、如此流畅地被抓住,字里行间,我们如同看到了它是如何地颤动和变化。——玛丽公主,面貌丑陋但是心灵美丽,同样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但是当她脸红的时候,是一位害羞和笨拙的女孩,就像一切和她相像的女孩,被人窥见了和揭露了心灵的秘密时的脸红,以及她们羞涩地躲闪别人的眼光一样。

通常来讲,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女性的性格比男性的要高超得多,尤其是高出托尔斯泰赋予他自己的思想的两位主人公:性格懦弱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与热烈而干涩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亲王。这是缺少主心骨的灵魂;它们不是在进化,而是在不停地犹豫不决;它们从一端到另一端,却始终没有前进。人们会毫无疑问地回答说这正是俄罗斯人。我却发现俄罗斯人自己也对此做出了同样的批评。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的心理总是停滞不前。“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地犹豫不决,情感的颤动。”1868年2月2日书信,转引自米留科夫。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他有时为了历史的画卷,而略微牺牲了个体的性格。他说,尤其是第一部中的安德烈的性格。

的确,《战争与和平》的光荣,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民族变迁与国家战役的复活。它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而在他们背后,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背后,神明在指引他们:他们是看不见的力量,“是指挥着芸芸众生的无穷的渺小”,无穷的气息。这些巨人的争斗,发生在那些由隐藏的命运支配着的盲目的民族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伟大。除了《伊利亚特》以外,我们还想到了印度史诗。让人遗憾的是,构思的诗意美有时被托尔斯泰加进作品中的哲学的絮叨冲淡了,尤其在最后几个部分。他坚持要展示他的历史宿命论,他不停地回到这个主题,并且执拗地重复。福楼拜,他在阅读最初两部分时,“发出赞叹的喊声”,他称作品是“非凡的”,“充满莎士比亚的东西”。第三卷就让他厌烦了,“他可怕地衰落了。他重复,他思辨。我们看到这位先生,作者和俄国,一直到那儿,我们只看到了自然和人类”。(1880年1月,写给屠格涅夫的书信)

《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个法译本1886年在阿歇特出版社以两卷本出版。《全集》的全译本补充为四卷。,如同《战争与和平》,是这一成熟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这是一部超乎完美的作品,带来的是比他的艺术职业更加确定的精神,更富有经验,对它而言心灵的世界已毫无秘密可言。但是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狂热的清新。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的喜悦。新婚燕尔时期短暂的平静感已经消失。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周围建起的爱情和艺术的欢乐氛围中,精神忧郁又开始悄然渗透。

婚后一年所写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始几章,安德烈亲王向彼埃尔倾诉关于婚姻的话题,已经流露出了男人将他所爱的女人视作陌生人、无辜的敌人以及他精神发展的无意识的障碍时所带来的幻灭感。1865年的书信中,宣告了又一轮的宗教折磨。这还只是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快乐可以将其抹掉。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内,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震撼:

已经有几天了,他离开了家前去参观一个庄园。一天夜里,他已经睡着了;凌晨两点的钟声刚刚敲响:

我是如此的疲惫,我睡得很熟,感觉很好。突然,我感到了一种悲苦,一种我从未经受过的可怕感占据了我。我以后再给你细讲给他妻子的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档案),转引自米留科夫(《生活与作品》)。:那真是太痛苦了。我跳下床,叫人套车。在他们套着车的时候,我又睡着了,当人们叫醒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平复下来了。昨天,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但是程度要轻得多……可以在《一个疯子的日记》(1883)中见到这段可怕的回忆。(遗著)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用爱情建筑的幻想的城堡,倒塌了。《战争与和平》的完成给了艺术家的精神上一个空间,他重新用哲学在1869年结束《战争与和平》的期间,他发现了叔本华,并狂热地崇拜他,说:“叔本华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1869年8月30日,给费特的书信)和教育学的研究占据了它:他想为民众写一本《启蒙读物》;他辛勤地写了四年;他对它感到的骄傲胜过《战争与和平》,于是,在写了一本(1872)之后,他又写了第二本(1875)。后来,他又研究起希腊文,从早到晚,把其他的工作都抛到一边,他发现了“美妙的色诺芬色诺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发现了荷马,真正的荷马,而非翻译家笔下的荷马,不是“所有的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用一种平庸的声音,呻吟着,带着喉音,缠绵地唱出的”,却是“另一个魔鬼,用全部的嗓音,旁若无人地演唱”。他还说,荷马和他的那些译者之间的差别犹如“蒸馏过的开水”和冷泉的冷水一样不同,“冷水冰牙,在太阳照射下晶莹剔透,它有时有沙子,但却是最纯净、最新鲜的水”。(1870年12月,写给费特的书信)

不懂希腊文,就没有学问!……我承认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希腊文是真正的美,朴素的美,直到现在我仍然对它一无所知。《未发表的书信集》。

这是如此的疯狂: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重新办起学校来,他如此激情地投入,以至于病倒了。1871年,他不得不到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疗养。除了希腊文以外,他对一切都不满。1872年的一场诉讼之后,他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罗斯的一切,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此十分遗憾:

如果你一直沉浸在你的希腊语中,你的病永远也好不了。它使你陷入悲苦之中而对现实生活不屑一顾。人们把希腊语叫做死亡的语言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使人陷入一种精神死亡的境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档案。(《生活与作品》)

终于,在许多略具雏形的计划被抛弃之后,1873年3月19日,伯爵夫人喜出望外,他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完成于1877年。除后记外,作品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当他投入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由于他的家庭中的丧事而悲伤凄凉三个孩子的去世(1873年11月18日、1875年2月、1875年11月底);他的养母塔吉娅娜婶婶的去世(1874年6月20日)和彼拉盖雅婶婶的去世(1875年12月22日)。;他的妻子也病倒了。“家庭中没有了幸福……”1876年3月1日,写给费特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