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网上公布的《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名列“三甲”。其中，郎咸平以12万元居首。但他们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外人可能无法准确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收入急剧增长了不少。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些经济学家更加供不应求。“经济学家现在太忙。因为金融危机，大家都想从他们那里抓根救命稻草。”部分经济学家走穴的频率和忙碌程度超过二三线演艺明星，甚至超越一线明星。
一名熟悉市场行情的公关公司老总透露：“其实在2006年之前，国内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几乎都在万元以下，3000元至5000元就能请到国内较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但从2006年开始，出场费一路上涨，至今平均涨了10倍，主要是因为牛市和金融危机。”
不过，像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辈经济学家，是花多少钱也请不来的。
香港《大公报》说当学者“走穴”成为产业，不知还会有几人专心做学问，这绝非学术之福。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为了钱而放弃职业道德底线，迎合邀请方意图，利用公众人物身份选择性表达观点，不仅有辱经济学家身份，而且干扰公众舆论视线，那是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
《北方周末报》报道，德林是鄂尔多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总，金融危机使这位涉世不深的老总很迷茫，他试图通过听取专家讲座获得企业自救的信息。从去年起，德林听了几次专家演讲，但是内容大多陈旧，没有针对本地的市场分析，更多的是一些“鼓励话”。“其实很多经济学家也说不出什么，多是给与会者打气。”
《望》周刊有文章也指出，事实上，利益集团也在对经济学界不断渗透。比如，黄光裕明明涉嫌洗钱、造市、侵吞银行贷款等多种严重性质的犯罪，有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提倡豁免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有的甚至公然在国内外媒体上为黄喊冤；明明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普遍超过10倍，高价房已成为积累金融风险、影响社会和谐、削弱基层民众消费潜力的负面因素，却偏偏有一些学者不断为高房价辩护；明明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是美国政府的国策之一，在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欧美金融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却一边倒地为升值政策唱赞歌。
这些案例说明，随着商业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确实已为“钱途”所困，沦为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
而一些雷人的经济学家观点也频频出现，目的就是吸引大家的眼球，制造轰动效应，“金融危机的好处对中国妙不可言”、“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等观点层出不穷。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不求真理，讲真话的风气很淡，放弃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操守。《望》周刊指出，有些研究者习惯于揣摩领导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经作了决定或领导已经表了态，一些专家就会为此找理据，为此造势，为此阐释细节和意义。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虽然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十分正确，但此后3年的渐进升值方式却有弊有利，而且越到后来弊端越大。比如21%的升值幅度已非外向型企业所能承受；渐进升值产生非常明确和一边倒的升值预期，导致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流动性泛滥，国际收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没有因升值而减少，反而持续、急剧地膨胀等。但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专家一直一边倒地宣传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好处。
除汇率问题外，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抬轿派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早在2008年4月～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逆转，国内企业的日子已很艰难。但“抬轿派”却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某种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目前像顾准、孙冶方那样敢于讲真话，为坚持真理情愿付出巨大痛苦的学者实在太少了，其实有些人即使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也不会像他们二位那样遭受牢狱和批斗之苦，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那样选择。
更有一些学者，受本部门利益限制和领导人的所谓要求，故意迎合和取舍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时就会听到某些研究员被领导批评为“拿本单位工资、不为本单位说话”，这样素质低下的领导真应该让他们下岗。在有关宏观调控的方向争论很激烈的时候，有些部门甚至在基层调研时，给被调查对象发出“请正面评价某某政策积极作用”的标题。
但是在他们拿到如此高昂的出场费和演讲费的同时，他们难道真的有极高的学术成就吗？难道确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吗？我们至少现在没有看到。国内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指出：“现在的专家每天生活在飞机和演讲会上，哪有时间做研究、带学生？不能踏实地研究，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此次金融危机开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判断出来的原因。”
在2009年“两会”的讨论中刘革新掷出过一颗“炸弹”，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民间独立的机构对这些经济学家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就职于世界银行的邹恒甫就曾对媒体说：“我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目前的专家们大多是事后分析，而谈论现状及前瞻性的问题很少，原因是这样的分析有风险，而且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看到他们的水准，不禁让人想起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尖锐的指责，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此话一出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他说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
他说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
新望学者说，丁教授所指的大概是从理论体系上，或者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一个独到的定理、一个模型等等，从这个含义上讲，如果按这个尺子衡量的话，可能在中国没什么经济学，也没什么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这么一个。大批出现这些人，大陆目前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
如果从丁学良的标准去看的话，真是找不出什么经济学家，他说的那都是“黑板经济学家”、“教科书经济学家”。说实在的，学院派的那些理论家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小。
华尔街电讯分析也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确有三多：一是经济学正教授很多，二是经济学教授带研究生太多，三是经济学博士多如牛毛。有过在美攻读研究生院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当正教授的很少，副教授往往是系里的研究骨干。如钱颖一，1990年开始在斯坦福任教，90年代中期就是公认的目前世界上转轨经济学中最好的学者之一，但他直到1999年离开斯坦福时还只是助理教授。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他表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