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成日混于市井的无赖刘邦曾被父亲破口大骂，在父亲眼中，这个只知混吃等死的混混的确太不成器，跟他那个苦心经营家业的哥哥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知，风水转过，当上皇帝后的刘邦在未央宫里得意洋洋地对老爸说：“当初您老人家经常骂我是无赖，不如哥哥那么会经营家业，现在我创立的家业与哥哥相比，谁的多呢？”刘邦的这句话颇有些小人得志的感觉，但他置办的家业的确是天字一号店。
乱世出英雄，变数越多，胜算越大。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的发迹史无疑说明了这一道理。权力的金字塔自上而下戒备森严，但其规律与地壳运动如出一辙，每隔一个周期，地底的总会翻上地表。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年轻时曾赴试，落第后满腔愤慨，离别长安之际，写下一首著名的“反诗”，即《不第后赋菊》，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五百年后，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也信手涂鸦，作了一首《菊花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一个起义反臣，一位开国皇帝，二者诗作的意境和词句如出一辙，后人多讥讽皇帝剽窃。胡适先生就曾调侃说：“朱元璋跟黄巢乃同道中人，臭味相投。一个做了皇帝，一个成了贼寇罢了。”
据传，朱元璋登基当天曾兴奋地对辅佐他打下江山的刘基说过一句话：“本是一路打劫，谁知弄假成真。”跟随朱元璋多年的刘基，对于这位开国帝王多疑的禀性了如指掌，立即跪下回道：“陛下天生龙种，此番登基，实乃君权神授。”这句话一下让朱元璋回过味儿来，放眼望去，只见一个太监立于门口。朱元璋问太监听到了什么，太监倒也精明透顶，咿咿呀呀一顿比划，朱元璋见是个聋哑人，索性放了他一条生路。不是这位心狠手辣的皇帝对残疾人心存怜悯，而是这段君臣间的体己话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的确如此，不过细细品味，却能品出一些深意。朱元璋出身草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从最下层爬上了最高峰，其心境可能颇为复杂，由此也可推断，他对黄巢的“抄袭”或许是发自内心的英雄惜英雄。清人笔记《通幽趣录》中提及，朱元璋在吞并陈友谅、方国珍诸路枭雄时，曾与谋臣李善长、胡惟庸等人闲谈：“黄巢一介落第武子，后能创金甲百万之众攻陷唐都，称大齐皇帝，乃是一雄杰也。”由此可见，除了成王败寇的结果迥异外，朱元璋是将黄巢视为知己的。
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也正因如此，朱元璋放弃了将南宋的学者朱熹附会为祖先的想法，以一座《御制皇陵碑》叙述了创业前的艰苦岁月：出身布衣，困于生计，手足分离，遁入空门，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历史是胜利者的记事簿，当朱元璋成为九五之尊，这段痛说革命家史的言辞也成了辉煌的证明。
乱世帝王业其实也是一场赌注，对于一穷二白的人来说，赢了便有荣华富贵，输了不过头点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人生难得几回搏，孤注一掷，有时也是绝处逢生。在这场以身家性命为筹码的豪赌中，刘邦、朱元璋无疑成为最大的赢家，项羽、陈友谅则输得一败涂地。历史朝代交替，似乎都伴随着一个反叛者和一个新的帝王。王朝更替的大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贼寇可以一步登天，君王也会一落千丈，无论哪方，输了便只有一个结局。
《无间道》中说：“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皇帝也不过如此。成王败寇就成了历史的宿命。其实也是现实的写照。失败了，就是叛变，永远被打上不光彩的印迹；成功了，便是皇帝，历史也成了他的家事，即使出身贫寒也并不影响统治天下。
输赢的天堂与地狱
王莽与曹操，两个背负了“篡汉”恶名的同病相怜之人，一个迈出了那艰难的一小步，不料却身败名裂，另一个把任务留给了儿子，但依旧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比起曹操，王莽口碑更差，被史书描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如果王莽在谋权篡位之前就死了，那史书上的王莽也许会成为另一个被后世吹捧的周公。白居易的诗中之意颇有些时间能够证明一切的感觉。
不过，如果单单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看，王莽这张面孔似乎也并不是罪大恶极的。正如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时的有感而发：“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
许多人认为，王莽的前半生都在作秀，在表演，在装。就算是装又怎么样呢？人生是个大舞台，生旦净末丑，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任何人面前都会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地做些伪装，就像变色龙用色彩的变化来减少危险一样，这种伪装源于内心。并不是所有的真小人都比伪君子可爱，有人说，装好人，如果能装一辈子，也就是真的了。因此，对于王莽的作秀行为又何必过分苛责呢？
王莽新朝历时18年，后人往往忽略了这段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暂插曲，只把王莽改制看做一场闹剧，不过如果公正评判，或许独幕剧会更合适一些。一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政坛表演，只不过演技不过关，没有吃透利益的潜规则，最终只能黯然收场。曹操看到这里或许会揶揄王莽一下：“兄弟，没有这金刚钻儿，就别揽这瓷器活儿！”说到底，还是能力有限。历史的书页翻来覆去，有一点太值得记取，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政治家、文学家，不管是谁，必须要有真本事，才会永远。
俗语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虽然王莽被后世笔杆子们骂得狗血喷头，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一介书生通过和平方式而登上帝位的书生皇帝也着实为同僚争了一回脸，或许其他书生对其的讥讽也不乏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
当王氏一族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时，王莽在表演勤俭恭孝；当儿子杀死一个奴婢时，王莽在表演大义灭亲；当官员外戚贪赃枉法、大肆敛财时，王莽在表演散财济民……如果历史是位导演的话，恐怕他会夸奖王莽是个兢兢业业的好演员，因为他是真正地在体验生活，并没有表面粗茶淡饭，背地锦衣玉食。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表演，对其他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篡汉”这一罪名，或许陈胜、吴广的口号更能回答这一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旦登上了权臣之位，便难保不会窥视国家神器，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野心的种子。王莽的私心与众人的推举让他走上了后世舆论的风口浪尖，而这一切不是源于他的篡权，而是源于他改朝换代的失败。鲁迅先生说过，一个朝代越短，史书上对它的记载往往越黑暗，因为它还来不及为自己书写历史，只能等到下一王朝——往往是它的敌人来为它完成。
王莽的新朝改制前期准备十分充分，他本人既是实力派，挟老太后王政君的权势，执掌着西汉末年仅次于皇家刘氏的王氏外戚大族；又是偶像派，高风亮节，上下推崇，俨然时代的道德偶像。只可惜，王莽本人志大才疏，一纸诏令便是一项改革，带着“一切制定则天下自平”的单纯信念，做着上古圣贤的复古美梦，听着各地传来的祥瑞之声，他心安理得地等待着改革的收获，却忘记了当时的政治耕种远没有实现自动化。
到此，王莽腐儒的一面便被历史无情地揭露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出身的理想主义者，他无法驾驭政治权术的盘根错节。想当初，他以自己炉火纯青的演技积累了如日中天的威望，并以一己之力挤走了刘姓皇帝取而代之，那时“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或许值得商榷，不过看看最终的结局，一时的书生意气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句经过了时间考验的话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改革是虚的，执行是实的，决策由金字塔上层传到底端，早已变了味。层层推诿与曲解，让他好心办了坏事，得罪了地主，也得罪了百姓。站得越高，越不容易站稳，谁让立足之处是个尖顶呢？所以，失败了的王莽便沦落为史书中说的沽名钓誉、虚伪君子的典型。
更始元年，一个血雨腥风的秋日清晨，一个书生的乌托邦灰飞烟灭。王莽的头颅高高悬挂于宛城闹市，百姓纷纷以石头掷击，尸体已然支离破碎，甚至舌头也成为百姓的盘中餐。
墙倒众人推，得势时褒你上天，失势时贬你入地，历史不会记录大众舆论的背信弃义，这就是现实与人性。历史是妙笔生花的魔法，无所谓正邪，无所谓黑白，赢了的便是正面细细勾勒的插画，输了的便是犄角旮旯的尘埃。王莽38岁任大司马，50岁居摄，53岁称帝，建国15年而亡，终年68岁。
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场欢喜忽悲辛，人世终难定！从种子到果实，从天堂到地狱，迈出的只是一小步，结局却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