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的成化九年，为了阻止明宪宗朱见深再次下西洋，户部官员刘大夏藏匿了郑和留下的航海图，面对前来兴师问罪的皇帝，这位颇有骨气的官员理直气壮地反问：马三保（明成祖赐名为“郑和”，也称“三宝太监”）七下西洋，所费钱粮无数，军民死者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别说你没有找到航海资料，就算找到了我也会派人立即毁掉，以彻底绝了你的念头！你现在还有脸来向我兴师问罪？
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世界性航海事业的先导者，显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无畏的气概，让我们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留下了颇为自豪的篇章。很多人扼腕叹息，六百年前，曾经有一次机会，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就能率先成长为第一世界性大国！
郑和下西洋，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吗？
答：不是。郑和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遵循着迥然相异的经济学逻辑，经济学内涵已然如此，注定我们与机会擦肩而过。
如果用恩格斯的话来解释，西方人航海的目标“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1）。
当然，西方海外贸易（抢劫）历程也绝对不是什么他们鼓吹的“世界文明之源”，人类没有这么野蛮的文明之源。这些所谓的“西方航海家”不过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海盗，商船里藏着海盗旗，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名鼎鼎的哥伦布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哥伦布的海图里，从葡萄牙到日本只有二千四百海里，整个世界只有1/6是海洋；真实情况是两地的空中直线距离已经超过一万海里；靠这样的海图扬帆，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不会再回来。
即使有以上瑕疵，西方航海却有着最为珍贵的动力：钱、赚最多的钱。
扬帆远航、发现新航路，是改变世界的创新，必然有着极高的利润，就如同后来的蒸汽机、电能、信息技术！就是这种可以统治世界的利润才激发了无数人去试错、去创新，在千万次试错中，成功就会成为必然。在这种经济理性支持下，会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去海洋探险，绝大部分会葬身浩瀚无边的波涛，但是，总会有人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反过来看郑和下西洋，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朝贡贸易”。与正常商人做生意不同，朝贡贸易不考虑盈亏，所有贸易来的商品只供一个人消费，只为满足皇帝私欲！普通人绝不能涉足朝贡贸易，哪怕有勇气经历海洋的风暴，到头来也难逃杀头之罪！
皇帝需要的贸易，就是把帝国家底赔干净也得干！
郑和有整个帝国作为强大的经济后盾，成功的概率比单打独斗的西方航海家不知要强多少倍。
可是，这种航海有连续性吗？
任何重大的创新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进程中的点点积累，既需要财力积累、更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这种点滴积累需要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种绵绵不绝的动力——赚钱，那是一种加之于天下人头上的宿命！
大明帝国能支持郑和七下西洋，还能支持大明帝国所有具备航海梦想的人去乘风破浪吗？让所有人有动力去追寻这个目标，惟一的方法，就是让创新者赚到钱、赚到比别人更多的钱！
在所有人对利益的向往中，改变世界的创新最终一定能够实现！
有人会问：“朝贡贸易”不能与“经济理性”兼容，毕竟两者都是出海远航，总会为后来人留下航海技术吧？
答：所有科技的最终目标都是转化为利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然在经济学逻辑上不能兼容，没有利润支撑的技术也注定无法传承。
明成祖死后，明仁宗罢黜下西洋，郑和被放在南京混日子。两万多久历风浪的水手则承担了一项新的光荣任务——背砖头，在南京修城墙！至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鉴于维修费用实在太高（每年的维修费用相当于新造一艘的一半），被全部毁掉！数十年人才、数十年积累，可以真正统治世界的秘籍，就这么毁于一旦！
很久之前，在对比了中西古代航海史后，一册非常流行的历史教科书这样解释郑和下西洋的结局：我们至少查明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
查明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又能如何？由封建权力主导的行为，衡量成败的结果断然不会是利润，而是公共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统治帝国的权力、是号令四夷的威风，这种封建统治者一个人享用的“效用”与创新带来的经济利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梁启超曾经慨叹：悠悠中华，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此岂郑君之罪？
宝钞终结者：仁宣之治
朱棣一生干了很多大事：靖难之役、五征漠北、四征安南、七下西洋、营建北京……《剑桥中国明代史》估算，永乐年间朱棣每年花销都已经超过帝国正常收入三倍以上，只得以发行大明宝钞来弥补亏空。永乐二十二年，一生醉心于武功的朱棣死掉了，堂堂大明帝国早就是“国之所储、十之九空”，“戎马资储十丧八九”。民国年间，孟森先生尝言：大明王朝，国威最盛者非永乐朝莫属！在这位今人称道的明史学家眼中，莫非只有开疆拓土、四夷宾服才是国威，万方黎庶的生命又放在何方？如此观点居然能推而广之，真让人不寒而栗。
朱棣的继承者是自己的儿子朱高炽，朝政在他手里有了些许改变。洪熙元年（1424年），朱高炽在登基诏书中发布了若干命令，第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停止下西洋，其余，停止远征北元、罢安南之兵、追封建文帝朱允炆为建文君、赦免靖难中罹难大臣的后人……
更令人称道的是，朱高炽公开承认了朱棣的一项错误——迁都北京。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以北京为首都，宫廷用度以及大量封建官僚消费不得不从南方运至北京，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朱高炽决定还都南京。可惜，朱高炽只当了九个月皇帝就病死了，这一条命令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否则，二百年后大明帝国最后的命运也许会改观。
朱高炽的继承者是明宣宗朱瞻基，他统治了大明帝国十年，加上前朝的九个月，这十一年是大明帝国少有的繁荣时期，合称“仁宣之治”。《明史》记载：明代仁宣之治就如同周代的成康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可追三代遗风！
——有人说，明宣宗朱瞻基有乃父之风，放着皇帝不干却跑到京城东郊（今昌平一带）田间地头去看望农人。他拿起农人用的“耒”（犁）耕了几下地，大概是由于常年缺乏体力劳动的原因，朱瞻基感觉很累并由此感叹：我推犁三次就已经累的不行了，何况每天干这事儿的农人。人们都说“劳苦莫如农”，今天我真信了。临走，朱瞻基还没忘记赏赐这家农人六十锭大明宝钞。
——有人说，明宣宗崇尚节俭，经常以汉文帝、汉景帝作为榜样。他这样教训臣下：汉文帝的日用衣服、御帷都无文绣，我也要节俭治国，因此，他自己的皇陵——献陵仅三个月就告竣工。
——有人说，明宣宗免掉了很多田赋：宣德四年（1429年）京城大旱，宣宗免畿内税粮十七万石；宣德七年山西旱灾，免税粮二十四万石。
——有人说，明宣宗开垦屯田、劝课农桑：宣德元年，规定废除开荒田道税；宣德二年，下诏重申军队必须严格执行屯田法，除边界军队外，其余都被赶去种田；宣德五年，户部尚书要亲自挂帅推进淮北、河南、山东民屯工作……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假设以上《明史》记载皆为真！明朝一代，朱元璋的子孙始终把天下最值钱的东西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土地，没有“耕者有其田”的大明帝国，仁宣之治真的能与成康、文景相比吗？
我们还是以货币为引，透过古朴的钱眼，看穿迷雾般的历史。
永乐一朝，朱棣发行了太多大明宝钞，平均下来，每年大明宝钞都要贬值一倍以上。新皇朱高炽明白，再这样下去，不但大明宝钞怕是流通不下去了，大明帝国也将岌岌可危。所以，必须收回一部分纸钞、提高纸钞购买力！
——永乐二十二年，朱高炽以太子监国期间就已经动手回收大明宝钞了，方法则是对罪犯加罚纸钞，如果不交钱就加倍打板子。
——洪熙元年，朱高炽登基后立即对户部尚书夏原吉下令：钞法之所以不能在天下通行，无非是钞票太多了，只要“民间钞少”，也就“将自通矣”！
可惜，朱高炽死掉的时候夏原吉还没有拿出货币改革方案，否则，以他的仁厚或许不至于推行如此苛政。
洪武以来，商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日子。朱高炽死后，夏原吉的货币改革方案让商人知道：在大明帝国混商业，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宣德四年（1429年），夏原吉告诉大家，从此以后，顺天、应天、苏松等“商贾云集之地”的商人，不但要按原来的数额上缴实物商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曾经把全国商税都改为实物），还要上缴大明宝钞，至于数额，看清楚，按官定价格的四十倍征收（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四十倍）！
就算大明宝钞不值钱，您也不能这么坑人吧？
为了争取绝大多数农人的支持，夏原吉还给天下商户安了一个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天下钞法不行，全都是因为一小撮商户不遵守秩序，不用大明宝钞、恶意压低纸钞价格、爆炒金银。
所以，要狠狠向他们收税！
此外，为了给一小撮商户一点希望，夏原吉还同时宣布：这项税收只是临时项目，待钞法畅行无阻后自可“悉复旧”。
把税收提高四十倍，您当大明帝国的商人是自动提款机啊？最后，就连皇帝朱瞻基都觉得这个数字实在是太离谱了，在朝议的时候亲自将之改为五倍。即使五倍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了，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方设法逃税——不是不缴、实在是缴不起啊！
今天的税法，税基一般是营业额、利润额，大明帝国没有那么多会计制度，税基计算方法简单易行，看你柜面上有多少存货，就要缴纳多少税收，才不管你能不能卖出去！
为了逃避税收，大部分商铺把存货转移到自己家中，而夏原吉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由此，夏原吉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核算税基：商人一般居住在市镇，越有钱的商人营业额越大、住的房子也就越气派；从现在起，除按存货收税，还要清查商户个人住房，一间房每月纳税五百贯！此外，征税范围扩大到菜地、果林、塌坊、库房、店舍、驴骡车辆、船只……只要跟商品有关的地方，都要按时缴纳大明宝钞！
夏原吉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当年，不但使得整个大明帝国商人都关门歇业（商贾不通），还使得广大商人卖儿卖女（有鬻子女），有人甚至直接把所有产业捐献给朝廷了（产业输官）。
比这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使得大明宝钞基本从市面上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银（要买东西只能去黑市，黑市只收金银）。宣德九年，大明帝国黄金产量达到三百三十五刃、白银产量达到三十二万七千六百零八刃，相当于永乐元年的七倍。自此，白银开始登上中国古代货币的历史舞台，直至万历朝推行“一条鞭法”后完全取代秦汉以来的铜钱、北宋以来的纸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货币。
也是在朱瞻基的宣德朝，大明帝国停止了大规模发行大明宝钞。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大明宝钞从此就没有用处了。此后明代帝王经常会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比如，明太祖、明成祖的生日）宣布当年必须以大明宝钞缴纳一部分税收。于是，也就催生了明代一种特殊的货币生意：有人专门囤积大明宝钞，一旦碰到机会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最后要说的事儿跟金融关系不大，却不得不提。
宦官干政，无论从程度还是结果的恶劣性，大明帝国都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这批宦官，就是明宣宗年间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的出现将在后来的历史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权力欲极其旺盛的朱元璋废黜了宰相制度，把所有权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整个大明帝国就剩下皇帝一个有脑子的人。非法继承者朱棣虽然贵为皇子，朱元璋对他的要求却是抡刀砍人，文化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看过朱棣批文原件就会发现，不但书法惨不忍睹，连语法也颇为生疏。为了解决文牍处理问题，朱棣特意建立了文渊阁，解缙等一批学士负责为帝王起草或润色诏书。
朱高炽即位后，立即把当年太子东宫的三位旧臣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他们分别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即明中期大名鼎鼎的“三杨”。自此，明代重新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宰相的首辅制，文渊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即在六部、地方送来的奏折上贴上条子、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再转由皇帝批阅。
被贴了条子的奏折会送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做出最终批复，这道手续叫做“批红”。由于全国每天往来的文牍实在太多，皇帝经常会对此颇感厌烦，于是，某天皇帝心烦的时候就会只看几本奏折意思一下，其他的就交给宫内宦官分批。
理论上，这些宦官只能照本宣科写上“依照阁中”字样；实际上，他们经常会把自己当做皇帝，在批示中夹带私货，至于皇帝最后能看到哪本奏折、亲自批阅哪本奏折，几乎完全决定于皇帝身边的宦官。
也就是说，自宣宗朝起大明帝国政务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内阁或首辅手中，甚至不在皇帝手中，而是掌握在一群太监手里。难怪明末黄宗羲这样评价明代的内阁制度：那不过是一个文案记录员罢了，而真正有宰相实权的人不过是一批宫奴，他们有了对天下生杀予夺的权力，阁臣中的贤者不过也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卖给他们、不贤者就成了他们的帮凶！
有了这项权力，明代中后期很多太监才权势熏天，究其根本正是明宣宗朱瞻基定下的“票拟”和“批红”。明宣宗死后仅九年，大明帝国第一位神奸巨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即将成为舞台主角，这个太监的出现，将在瞬间就把整个帝国的财富挥霍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