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陵里建庙？
大型炎帝神农陵庙皇城遗址已经无可争议，却为何又有五谷庙之说？且不仅本村村民人人呼之为“五谷庙”，附近村民也如是说，却又没有任何标志与碑刻记载，这座陵庙从前看到后，几乎找不出任何与五谷庙有关的印记。
同时，守陵户后裔仅为少数，大量村民又为何能进入陵庙区域定居，他们是如何突破陵庙阴宅的无形门坎，敢于人神共居、人鬼共居呢？是什么力量推动农民跨出最需要勇气的这一步呢？
村民的五谷庙传说却也言之凿凿，每逢农历四月初八炎帝神农氏诞生日，这里“四月八，神农活，炎帝子孙都记得，祖先种地都靠他”。因此，四月初八就成为五谷神庙的庙会日。届时，炎帝神农氏祭祀按时举行，这里就成为当地最大的集市。附近乡民都来这里烧香祈祷、祭拜炎帝神农氏祖先，或求吉祥、或祷甘雨、或祈丰收，络绎不绝。久之，渐成一种长期沿袭的民间风俗。
庙会，这一古老的聚会形式，最初是由远古炎帝神农时代的“社会”发展而来，又常常与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一词在商周时期已经普遍使用，25户为一“社”，社人聚会而为“社会”。
这个当地享有盛誉的庙会，二十世纪逐渐衰落。但为何村民热情讲述，却找不出一点历史印记呢？
与炎帝陵碑亭相接的东厢房，土地改革时划属张文秀所有。西厢房没有归属，里面空无一物，也没有一点其他物件可资参考。后来存放庙里的残碑石刻。
当笔者问到正殿门前躺着的几块不久前刚收集回来的残碑时，张文秀指着其中一块石碑上的落款“住持春喜”，告知“这是我爷爷”。惊异之余细看碑文。
这是民国三十年之《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新绘已竣及细说款项来源》碑，碑文有“换马岭炎帝陵种种遗迹昭昭可考……换马岭炎帝庙为上庙，有炎帝冢在焉，后人建五谷庙于此……城东是为下庙。在下庙未创建前，县官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大典必须亲诣换马岭五谷庙炎帝陵□□□□不敢废弛……住持春喜”。
碑文信息的关键，莫过“后人建五谷庙于此”。那么“此”是哪里呢？张文秀明确告知碑在本村找到，属早年从五谷庙买走建房使用。这就排除了外村的可能。但本村另有五谷庙吗？还是即此庙呢？碑文“换马岭五谷庙炎帝陵”似乎已经告知，“炎帝陵”在“五谷庙”内。那么碑题《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为何又称炎帝庙呢？
反复断句后认定，应为“重修—炎帝庙名（名称之门额）”和“神殿禅房”等，那么“后人建五谷庙于此”即说明炎帝庙早已更换名称，从“重修”可知，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修缮门额，当时改名五谷庙的时间绝不在几十年以内。
根据收集的明代崇祯四年《重修炎帝庙太子殿碑记》记载“换马东南有炎帝庙古址”。另一通明代天启七年《重修三嵕殿碑记》记载：“神农炎帝庙内西北原系庄里村善人修盖三嵕神空殿三间……”；两通碑刻制时间仅相差4年，碑文记载择选阴阳的先生都是王宗教。可见到了明代末期，这里依旧还是神农炎帝庙，改为五谷庙只能在其后。而且刚重修了正殿的东、西两座角殿，并无改庙名之举。而崇祯年号共17年，在此之后13年就改朝换代，这13年内政局飘摇，改变庙的名称之可能性不大。因此，极有可能是进入清代以后改的五谷庙名称。刚收集回来的这些石碑，居然有可能成为打开五谷庙历史之门的钥匙。
1941年是抗日战争时期，距今相去未远。张文秀老先生这时依稀想起，当时在钟鼓楼之间有山门，中门门额就是“五谷庙”。平日乡民从两个边门进出，只有县令以上的官员前来，方打开中门迎送。
另一块躺在地下的《重修西陪房碑记》，则直接描绘了每逢四月初八炎帝庙会，五谷庙“民商云集”。“云集”二字，极为传神，那么，村民传说当年“走扬州、下汉口，不如五谷庙里当社首”就应是名不虚传了。
此碑文的一个关键内容，是“西陪房”的名称。按照一般大型宫殿庙宇特别是宋代《营造法式》的规范，正殿两边的建筑应该是配殿，即东配殿、西配殿。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如此高的规格，如此巨大的规模，一定应该有两厢的配殿，为何却称作“西陪房”呢？
看现在的“西陪房”，即便使劲往高里说，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作“配殿”，只能是个陪房。再看咸丰八年的那篇碑文，“…无奈历年久而西陪房六楹渐致摧倾之势矣。忽于丁巳年废堕不堪。六村社首目击心忧，回邀众村以谋，众村均无异言随分捐金，做修建之举……”原来是西陪房年久失修不堪再用，周边六个村庄的社首协商修缮，各自回村由各家分摊捐助办理，捐助最多的不过“四千文”，属民间自筹修缮，当然就只能是沿袭修缮“西陪房”而不可能重建“西配殿”了。我们见到如民房一般的面貌时称作西厢房，确已不是炎帝神农配殿的规制，早已是“五谷庙”的村级规格了。
张文秀告知，五谷庙钟鼓楼以外的民居，都是1991年经村委会统一规划建造，在此之前，钟鼓楼至戏台之间是一个大广场。庙会时商贾云集，庙会来客不下万人。庙会的组织者就是社首，办公地点就是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西陪房。每年正式庙会日虽然只有一天，但赶会做生意的客商早几天就已川流而来，吃喝娱乐等附属经营活动随之进入，庙会早几天就已经繁荣起来。到四月初八之后，客商也不会马上散去，许多生意还要继续做几天。因此，庙会之前自农历四月初一开始，社首人等就要进驻西陪房办公，直至四月十四结束。之后，庙会管理的银两进出账目要用红纸张榜公布于正殿前靠西的墙上。社首要带领全体管理人员到五谷庙炎帝老爷塑像前跪地祷告。祷辞大意是“炎帝老爷在上，如有贪污天打五雷轰……”。
清道光年的几块《补修炎帝庙碑记》残碑拼合一处，依稀的碑文佐证了社首的管理职权：“…（演）奇楼之处亦尽木朽……钱壹佰四十九千权……工修理补葺，演义……为物料朽三棵以……新加围屏所有花费钱……养松树五十株以补前……”社首管理事无巨细，开支费用之详尽无余，非寻常庙宇修缮碑记可比。由此可以窥见，炎帝庙会社首的职能，已经由一般的组织管理费用收支，演变为兼管陵庙的维修补葺、设施添置、戏班约请、补植树木乃至陵庙内树木伐用决策，延及周边“大桥”等等，完全取代了一般庙宇倾圮时四处化缘，或请官员恻隐支助的惯常做法，这是“非先帝生民之德”“树艺五谷，德配三皇，造三农兴万世，治民之本”的炎帝神农氏之威望依托而难以仿效的管理模式。
由于许多客商带来骡马车辆，张文秀爷爷是五谷庙住持，自然要负责安排。目前张文秀一家居住的院子在五谷庙东北角墙外紧靠牛王殿马王殿的东北角。他告诉我们，当年与此住房同一排，有七间敞篷马厩，都配有马槽草料，客商车马可以来此存放，自然收取一定的草料服务费用。带来车马的，都是大户客商，许多都是多年老客户，生意总是兴隆，大家都能满载而归，因此互相来往都很客气，虽属收费服务却很宽容，属纯朴民风背景的友情往来。
庙会期间少不了唱戏酬神，大家为图红火吉庆有助赚钱，都要凑份子请戏班唱大戏，这些事都由社首操办。戏台前面是大广场，看戏的自然是人山人海。我们看“戏”字，左边“又”字，甲骨文是一只手，一般代表右手；右边是“戈”，右手持戈如果不是作战，就是表演、就是演戏，极为形象。繁体“戲”字包含“虎”“豆”“戈”，说明演绎的戏剧，内容主要是人间古代战争，虎代表兽皮，“豆”是一种餐具，餐具上蒙兽皮就是鼓，敲鼓舞戈，就是演戏。一个“戲”字几乎就是一台戏。
每年四月初八庄里村庙会结束后，戏班子还必须去长治县苏店原家庄唱戏，原家庄西北角也有一座炎帝庙，至今还有遗址。为什么对长治县原家庄要有例外的待遇呢？
本地世代相传炎帝神农氏第一位夫人娘家住原家庄，是原配夫人原来住家的村庄之意，因此这边有什么好事都忘不了有娘家一份，庙会红火自然也要送一台戏过去。一台戏，那就是一个戏班子到另一个县演出的全部食宿行演出费用，需要一笔银钱。如果没有炎帝神农氏与原妃这层关系，怎会有主动送戏即送钱的事情？庄里村八旬老人牛永振儿时曾随长者去送戏，至今仍津津乐道。只有几千年始终不断延续下来的古老传统形成的遗风，才可能长期坚守至今。这里蕴藏的是极其深厚的炎帝神农氏族风俗之内涵，是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庄里村每年七月十五是神农节，要祭祀炎帝神农氏。每到这一天，要将炎帝神农像请到田间，村民要到地里拔一些黍、稷、麦、菽、麻等作物，要连根拔起，竖到五谷庙正殿炎帝像前，焚香祭拜，家家户户还要蒸面猪面鱼作供品。此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山西晋中以北的定襄县与此极为相似，时间、形式都相同，区别仅是贡献面羊与谷穗。
高平市除庄里村四月初八庙会外，还有秦城村，即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军统帅部所在之村正月二十的古庙会；长平村农历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的庙会；北王庄农历七月十五的物资交流会；王报村农历七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的物资交流会等。众多不同日期和规模的商贸庙会，构成高平丰富多彩的地方庙会传统。
山西中部以南，民间祭祀神农氏的传统方式和时间各异。秋分以后的祭祀活动为最盛，祭品多以白面蒸食为主，以秋天的丰收回报神农氏。陵川等地秋收后，在祭祀台摆设油炸食品，鼓吹祭祀神农氏，喜庆丰收；绛县秋收后的社祭活动叫“闭神门”。平遥秋收后都在十月十五，叫“祭土地”，农家要蒸面鸡、面鱼、面兔等，还从田中取土一筐，于院中放供，供后放回原处，将供品埋入土堆。
六月初六，古称“天祝节”，榆次百姓称“五谷节”，农家要在谷物上挂花絮、以祈丰收。榆社等地为“牛羊节”，农户家家要蒸面鱼，吃面条，喝白酒。太谷等地为“瓜王节”，瓜农要在瓜田垒小神阁，用馒头祭祀，祈求瓜王保佑丰收。
《周易》《五德志》等都记载了炎帝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炎帝神农氏时代集市贸易的传承写照。“日中为市”是采用土圭测影测量时间的方法确定集市贸易的时间。
日中为市
关于“土圭测影”，甲骨文的“土”字为“丄”，表示凡氏族居住的地方，都要立表木测日影以掌握时间，也因此标志占有此处土地。社会的“社”字，即是归类加了“礻”字旁的“丄”字。《汉书》记载商朝、周朝25家为一社，即以表木为标志占有这片土地，邻里乡党谋公事的地方。
古时常说“社稷”，稷是粮食，社稷就是土地和粮食。可见，“江山社稷”就是古代国家之主要内涵，故以鼎为标志。
“圭”字是土地上立着刻有刻度表木的象形字，是最初测量时间的方法。按照太阳升起到哪个刻度，以此判断时间。因是以刻度作时间标志，时间也称“时刻”。以现在钟表的精确计时看来，土圭测影只是个概略时间。农村表达时间，常说“太阳都一竿子高了”，就是几千年流传至今土圭测影方法的口碑遗存。
周朝以八尺为一丈，达到或超过八尺高的民夫即为“丈夫”，以此为征兵入伍的标准。再看“夫”字，“大”是一个人伸手叉腿的字形，上边再加一横，就是“夫”，表示身高达到或超过了八尺的标准，极为形象。
按照人高八尺的标准立表木，显然是神农时代以前，以太阳照射人影判断时间的历史遗存。
按照圭表日影随时间变化在地面移动的位置划出“刻”度，用来掌握的就是“时刻”。“时”字是“日”走每“寸”的间隔，繁体是“時”，还是相同的意义。“日中为市”即正午日影居正中时开始市场贸易。这种测量时刻的方法，后来演变为“日晷”，现在北京故宫等地还有实物矗立，是后来取代了土圭测影采取的新方法新器材。现代的钟“表”则更精确。但土圭测影是最古老的测影标志，后世不能忘怀，国家建筑还以此作为中华民族图腾式标志物，即为天安门前的华表，意为中华民族早期显示时间之“表”。因“表”能掌握上天的信息，是通天之物，华表上部有云板，表示比云还高直通天际。“表”字现在仍在使用，钟“表”仍然是计量时间的工具。“表示”一词的原始本意，就是以“表木”“显示”时间信息。
“日晷”这种时刻指示法一直沿用到近代，“午时三刻斩首”便是“日中”的时刻。由于这时日影也正好指向正北，因此土圭测影法也能指示方向。另外一年之中正午影子长短不同，根据不同影长还能指示二十四节气，至今河南登封县郜城镇周公测影台还遗留着周朝的测影设施，包括宋代改进的“量天尺”与精密测影器材。
“日中为市”证明了土圭测影是炎帝神农时代已经使用的时间计量方法，《周易》记载炎帝神农时代的市场贸易时，明确记载了这种方法。炎帝神农时代由于农业发展，人民的生活资料开始有了剩余，只有不同的生产资料与剩余生活资料之间才可能出现交换即贸易。农业生产与贸易都对时间的准确把握有了社会需求，只有社会需求才是推动技术创造和应用的动力。因此，土圭测影法只能历史地、不可替代地发展应用于对时间、节令迫切需求的农耕初始之炎帝神农时代。
因所有本氏族占据的土地都以土圭测影，“圭”就有了土地的内涵。后世的国家管理者，上至帝王，下至大臣，都以执圭作为管理一方土地的标志。“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圭，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
上自历代王朝统治者，下至乡村百姓都谨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未有敢忘记始创农耕，发明五谷的炎帝神农氏者。《汉书》记载“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一仞为八尺。“神农之教”说明，即使有八丈高的石砌城墙，如金城汤池般不易攻破的城池，拥有甲兵百万，没有粮食也无法守卫。炎帝神农氏正是解决了粮食问题。相比后世豪杰，有的只是智慧用在了特定的地方，有的杀人较多都封了神，炎帝神农氏让所有的人民都有饭吃，又如何不该是一位最高之“神”呢？
炎帝神农氏是创制五谷种植的农耕之“神”，祭祀炎帝神农氏自然以奉献五谷为主，陵庙所在地又定期以粮食等交换贸易为主，这与中国其它各类神庙不同，是炎帝神农氏陵庙的重要特点，炎帝神农氏陵庙因此逐渐演变为“五谷庙”。
但是，原来的炎帝神农陵庙突然改为“五谷庙”，可能吗？如此改换名称，难道是改祭五谷，不再祭祀炎帝神农氏之神了吗？而正殿里至今祭祀的依旧是炎帝神农氏，这与“五谷庙”之名称如何统一呢？
这时米东明提起1994年最初采访看庙老人的老伴时，说过村民还传有“五谷神庙”之名称。只有这个名称，才最终使“炎帝神农庙”与“五谷庙”之间取得了统一。炎帝神农氏创造了五谷种植，他是当之无愧的五谷之神，庙名只应该唯一地称作“五谷神庙”。
五谷庙农贸市场的繁荣，必须依托丰富的乡村货源。
清代晋商纵横天下，众多商号的总部。遍布祁县、太谷、平遥，但主要货源却在广大乡村，贸易最初首先以农产五谷为主，因此这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四月初八这个阶段，春季播种的庄稼还是青苗，冬小麦也尚未成熟变黄，正是“青”“黄”不接，五谷价格当然就最高，商业利益也就最高。何为“利”？便是“刀”割“禾”，使用刀具非常利索；同时，割取之禾就是“利益”。这是农耕民族之基本利益，商业使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这就是《周易》记载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那个时代之贸易，反映了炎帝时代农业发展，有了剩余和交换。剩余和交换说明人类出现了温饱的初步解决。产品交换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这就是炎帝神农庙会的意义所在，这就是农耕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
尊崇炎帝神农氏的意义在这里得以延伸，突出了发明农业、创制五谷耕作的价值，炎帝神农氏逐渐凸显其“五谷之神”的地位，炎帝庙会也由五谷神祭祀为主，逐渐演变为兼有五谷杂粮展示与贸易，因此才有陵庙逐渐演变为“五谷神庙”，此中有着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
因当时每年一度四月初八，炎帝神农祭祀按期举办，势必规模宏大，人来车往，极为热闹。除了商人的五谷贸易，当地人也会紧握商机提供饮食车马住宿娱乐等一应服务。久之，为庙会提供服务的农民逐渐在此建房定居，渐成固定的服务群体即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即逐渐形成的庄里村村民。记载于《路史·炎帝》的“列廛于国，日中为市”，“廛”字是按照一定的规矩建筑房屋，即围绕市场建房之意。这是描写古代贸易市场与民居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此，是炎帝庙会川流不息的人流，将庄里村最初的居民带进陵庙区域。连续多日的集市贸易，使他们最初在陵庙区域短期暂居，而最终长期定居，其推动力则源于利用庙会的机会获取的利益。
米东明告知，正殿前面偏东南是原来的钟楼，钟声一响，声震八方，远近村民都来聚会，共商大事。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炎帝庙会都在这里举行，日正午应该是祭祀大典举行的时刻，周边自然形成贸易高潮。民谣“走苏州，下汉口，不如五谷庙里当社首”，繁荣景象犹在眼前。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商品交换与贸易，见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其源头最初都应该始于始创农耕的炎帝神农氏。
《纲鉴合编》记载：“神农姓姜，以火德王，炎帝……又置升斗秤尺，日中为市，教民贸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幼学琼林》记载“兴贸易，制耒耜，皆由炎帝”，这是对中国原始市场贸易概括的记录。“耒耜”则是炎帝神农时代的主要农具，可以作为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交换商品。
《尚书》载：“范洪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炎帝神农时代的农业市场已经初步繁荣，开始出现一定的规律。
进入“日中为市”的商品首先一定是农产品粮食、蔬菜等。《尔雅》记载“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饥”与“馑”的定义是很明确的。若一种粮食无收成，市场粮食总量就短缺，粮食的市价将上涨十倍。若两种粮食无收成，市场粮食总量就更少，粮价就上涨二十倍。则要割取蔬菜补充粮食。没有口粮的，用公有仓储的陈粮供给他们。没有种子的，就借给他们新粮作种子，因此不会有赢利十倍的商人，也不可能有放高利贷的现象出现。神农时代的做法，反映了原始公社为了氏族生存，应对市场规律采取的平抑物价、保障人民生存的有效措施。这就是《揆度》中管仲所说“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沽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沽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注意，这里记载的都是“谷”而非“稻”，谷是北方农作物品种。如果记载南方事，则应为稻。因此，关于炎帝神农氏平抑市场粮食物价的记载，只可能发生在中原黄河流域地区。
原始社会开始的贸易应该是以物易物，货币是用来作为等价物交换的特殊商品，是已经符号化的等价物。笔者在友人处亲眼见到三个“铲”形币，其一插入木柄就是可以使用的工具。其二形状基本相同，却已经不能受力，插入木柄使用就会折断，是已经开始符号化的货币。其三已经完全是符号化的货币，即将失去“铲”的形状。如果再排列其四，就应该是耒耜形状如战国时代赵国的布币了。神农时代是否已经产生货币，需要深入考证，但在已经出现商品交换的集市贸易，出现货币是早晚的事、必然的事。仅炎帝神农时代的市场贸易就有几百年，产生一种公认的通用等价物是必然的。通用等价物最有可能的首先还应该是粮食与工具，粮食是最先掌握农耕的部落产品，工具是服务于农耕的手工制品成为交换品。战国时期山西的赵国使用布币，就相似于耒耜类工具。
《路史》记载，（神农）“范金排货，以济国用”，注释为：《班志》云：食货兴于神农之世。而《易》明言，神农聚天下之货，货币之来久矣。故杜佑谓：神农列廛于国，以聚货币，日中为市，以变有无。寓考前谱异布中……又一种，长二寸四分，上广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广六分，足间八分，重八铢，有郭面七字纵横，神农币也。又不知年代品，有一大钱，圆径寸五分，重七铢，好（注：玉璧或圆形铸币中间的孔为“好”，实体部分为“肉”。“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瑷，肉好若一谓之环”）圆无轮郭（笔者注：此“郭”字今为“廓”），状如半两，无轮郭，铜色纯赤，左有旴字，钩画甚精，神字也。根据《路史》的这个记载，南宋时代已经发现被认为是神农币的收藏品，人类产生了农业，才会有产品的剩余；才会有产品交换和集市贸易。青铜货币的诸多种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而神农、蚩尤时代已经能够“造立兵仗刀戟大弩”，说明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进入实用阶段，金属器物就可能开始走向市场，金属货币的出现亦有可能。
贝币的出现与使用，应该是在金属货币出现之前，而且肯定与造字时代同步，这不仅在包含“贝”的汉字“贫货贪贵、贯责资貭、费赏贾赁、贷贸负责、贺贤质赘、贽赞贡贮、贰贬贿赂、贼赃贱账、赈赌赎财、贩败贴贮、购赠赋赈”等之中得以充分体现，笔者亲见的个人贝币收藏也是极为生动感人，充分保留着古代贸易的丰富信息。
学者王大有指出，以海贝作为货币始于东夷族民。因海贝产于沿海地区，后来东夷与中原人民贸易交往中，海贝作为货币为炎帝神农所采用和推广。后来的殷人之所以称“商人”，是因周灭殷之后，殷人贵族失去政权与土地，只能经营贸易，成为最早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群体。商周以后，青铜货币的大量出现取代了贝壳，成为“钱”。现在，只有“货”、“资”、“财”等一批与“贝”相关的汉字，还保留一点远古贸易的信息：远古先民总是将贝壳的多少与财富的多少并重。那么，贝类必然是人们需求的一种交换物品，它能作什么用呢？或许是装饰，如同今日的金饰。
《路史》记载“神农之世，躬耕而食，妇织而衣”，那么当时进入“日中为市”的商品就应该有粮食、纺织品、陶器、石器、骨器等。仰韶时期的遗址发掘出精致的骨针、骨锥，石质刀、斧、锛、凿、箭头、石纺轮、石磨盘、石磨棒等，各种盛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中为市无疑是十分繁荣的市场。
《刘子新论》记载“神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世本下篇》记载“神农作琴，神农作瑟”等等，这些产品都可能甚至必须在市场取得或出售。农耕诞生便有了分工，只有各自一流的产品才能换取一流的其他产品。
闻名于世的上党特产潞麻、高平丝织、高平黑陶等，上古时代应该是市场的主要商品。
丝绸源头
中国是丝绸发源地，丝绸是上古中华文明的首创产品，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不论是西域的丝绸之路，还是广东、福建的海上丝绸航线，都是以丝绸作为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新中国早期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高平最早叫泫氏县，那里有条河叫泫水，泫水河畔是我国丝绸的发祥地”。泫水的具体地点是发源于西珏山麓的泫水河。西珏山正是发鸠山的别称，因此泫水河就是今日的丹河。泫水作为缫丝的首创地，地处高平市西北山区的泫谷。
《竹书纪年》记载：“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四日休于濩泽，以观赏者，乃饮于桑林”，即周穆王亲临沁河流域今之阳城桑林，与民同乐，观赏当地人民的采桑养蚕农事活动。阳城紧靠高平西南，连接高平泫水流域。
《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279年10月，西晋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期魏国国君的坟墓，出土了大量殉葬品，其中有大量的竹简。盗墓者为了盗取墓内财宝，以竹简燃烧照明。待官府闻讯，还检得未烧完的竹简几十车。后整理成书《竹书纪年》，因此其史料价值很高，所述比较可靠。
《旧志》记载“士勤诵读，女多纺织，力田服贾，邑无游民”，王纪论“居唐魏之间，亟耕桑，务俭约”，旧《沁水县志》云“民勤耕稼务蚕桑”，《山西桑树品种资源》论述“晋城、长治蚕区，相传历史上曾是我国养蚕发祥地之一。在垣曲、沁水、阳城交界处，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混交桑林”，“自古以来，沁水、阳城、凤台、陵川、高平等县，当地农民就有利用梯田地埂栽桑的传统习惯。据史籍记载，北魏时代沁水县就已建立了护桑碑”。1988年5月，沁水县西部土沃乡东阳廴、台亭、南阳等地发现几株古桑，其中一株最大的荆桑，属白桑系统，为栽培类型，树龄约五百年以上，胸围3.2m，树高7.8m，树冠覆盖面积为68m，至今生长仍很健旺，春秋两季可产桑叶50—75kg。
古泽州、潞州之沁河流域，一直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饮誉天下。《隋书》记载：“上党之民多重农桑。栽桑、养蚕、纺织，在上党积久成习”，潞绸成为皇家贡品，《辞海》之“潞州”词条记载：“明为纺织业的中心，以产潞绸著名”。潞绸还漂洋过海，出口阿拉伯、印度、地中海东部沿海、欧非两洲等，形成连接长安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仅《金瓶梅》就有17处提到潞绸。
文献记载，唐、宋年间，泽州、潞州两地丝绸织机已达35000台，称雄历代的“潞丝”与“杭缎”相媲美，潞绸始终是中国的名产，这首先因潞绸为工极细，络丝、练线、染色、抛梭、机户不以为累，色调可谓五彩缤纷，有天青、石青、沙蓝、月白、油绿、真紫、艾紫以及黑、红、黄、绿、酱等10多种花色，犹如“捐碎璧于宝山，分零玑于瑶海（乾隆《潞安府志》）”所以，“西山之机潞最工”（《蚕论》）。
晋商的形成，与山西物产与商业历史传统有着内在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曾拜计然为师学习商业理论。计然何许人？《史记》载“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山西人。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就已出现自由商人，汉唐时期，中国境内生产的丝绸、纸张和铜器等商品，由山西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和罗马。同时，山西商人还打通了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通蒙古和西伯利亚，直抵欧洲腹地的商路。明清时期，晋商更是称雄商界、汇通天下，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财力之雄厚，至今令人惊异。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目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也是山西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财政部曾召开过一次会议，除某省一人之外，到会的各省财政厅长均为山西人，这就是山西商业历史传统的一次经典展示。
晋商的崛起，完全可以从高平找到历史的印证。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今临汾）、泽（今晋城）、潞（今长治）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军机处录副·太平天国》中清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因此感叹，即使把这些话打几个折扣，山西之富也算得上在全国领先。而且至少在明代，山西之富首先在晋东南，并不在晋中。
与晋中晋商向北发展不同，晋东南的泽潞商帮主要向南、向东南开拓，包括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广等地。明万历版《泽州府志》写道：（泽州）“货有布、缣、绫、帕、苔、丝、蜡、石炭、文石、铁，尤潞绸、泽帕名闻天下”，主要为煤、铁、丝织品三大类。相邻的潞安府则“货之属有绸、绫、绢、帕、布、丝、铁、蜜、麻、靛、矾”（《潞安府志》）。
处于泽州与潞州之间的五谷庙会，就成为最早发源、最大规模当之无愧的货品集散地。
上党商帮
羊头山东麓的长治县荫城镇，人人会打铁，荫城铁货包揽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全部，多达3000多个品种。荫城铁货制艺高超，非一般铁货可比，规格精巧，独具地方特色。荫城的“娃娃绳”，其形如链，每挂百环，重仅半斤，十分精致，一度远销西藏，为藏民所喜爱的装饰品；荫城的冰泡钉，头圆心空，厚薄均匀，入注不生锈；荫城的椽钉，人称“三绝”，上尺绝，长短粗细，分毫不差，上秤绝，几个一斤，数准秤平，上木绝，入木生锈，牢不可拔。
然而荫城弹丸之地，靠的是手工操作，即使人人打铁，又能造几根钉，无论如何不可能满足全国市场需求。这还要归功于荫城人善于经营。荫城铁货以其品种全、质量高而创出名牌之后，极大地刺激了上党地区冶铁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冶铁集团，长治、高平、壶关、陵川、晋城等县的几百个村庄、千万户农民齐集在荫城铁货的旗帜之下，把自己的铁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荫城，至今当地还流传有“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能干”的民谣。荫城人在吸纳他们的同时，质量上严格把关，认真负责地维护其名牌声誉，共同营造一个全国最大的铁货市场。于是，荫城铁货愈见声名鹊起，吸引了八方来客，常驻荫城客商共有九路，分别是关东客、京客、上府客、西府客、口外客、河南客、山东客、两广客、西南客，荫城铁货因此遍布全国。明《实录》弘治十四年（公元1502年）八月行壬申条载，大同十一州县使用的铁器和耕具，皆由商人从潞州贩运而来，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乙巳条中所说的潞安锅，是商人贩运而来卖给蒙古族和满族的。上党铁货还远销俄国、日本、朝鲜、不丹、尼泊尔等国，年交易额可达白银一千万两。
上党除了丝绸、铁货之外，“潞酒一过小南天，香飘万里醉半山”；潞麻行销四海，“一熟天下贱”，铜器技术精湛，运进了紫禁城；陶缸，“身正口圆里外光，驰名远近响丁当”；稍后一些的长治堆花、草帽辫、长治皮毛，腊驴肉……连接这些产品与市场的枢纽，则归功于这批脱离了土地，进入亦农亦工亦商行列的上党商业群体。
遗留至今的众多商家院落星罗棋布。始建于明末清初的高平石末乡侯庄老南院赵家一进十八院，大小三百多房间，占地一万四千平方米。老赵家主人发迹于明代中叶，“生意兴隆远通豫皖苏浙，财源茂盛直达黄淮江瓯”，从高平到杭州共建有一百零八个店铺，一路走去，每日行程范围都有自家的店，出行一路不住别家客栈。到明末清初，已经胜过贸通天下的徽商，几乎垄断了淮北的盐业。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结束，历时400年之久。阳城潘氏清初开始经商，经营绸、布、盐、铁、陶瓷、百货等，店号遍布中州，远达江浙，每月都从朱仙镇运回数十驮银洋。
明沈思孝《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富者不藏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庄里村历史恰是400多年，即明末清初开始，村落因商业而形成，商业又以农产品及本地特产为主，自然依托了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大背景。因此，400余年村史，应该就是五谷神庙庙会商业成为主题最繁荣鼎盛的时期，正是与晋商辉煌几百年历史相吻合的时期。目前全国金元以前古建筑161座，上党地区就有80座，与晋中票号并驾齐驱的，正是驰骋中原的上党商帮。
炎帝陵庙前逐渐形成的这个在上党最重要的农村贸易市场，传承的正是炎帝神农时代日中为市的久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