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自然科学探索发现炎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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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序言二

炎帝足迹信是真,神农文化老而新——读《探索发现炎帝陵》

曲润海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转给我一本程原生先生的书稿《探索发现炎帝陵》,要我作序。我孤陋寡闻、学识浅薄,胆怯气虚,不敢应命。但出于山西人的特殊感情,出于对高平羊头山炎帝陵的好奇,我还是把书稿拿上了。

说我对羊头山炎帝陵好奇,是我看过一本《高平发现炎帝陵》,而且参加过一次在高平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看过一次炎帝陵,上过一次羊头山。意犹未尽,还想再看。

说我胆怯气虚不敢应命,是我看到一些文章在探讨历史问题甚至艺术现象时,往往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精神和臆造精神。如互相指说对方论说的对象是假的,只有自己论说的对象才是真的,唯一的。又如给孙悟空造出了故里。我不赞成这类论说和臆造,但我又没有足够的论据和勇气进行论辩,因此“走为上”,回避了吧。不料回到太原,程原生登门来了,于是聊了半日,打消了我的顾虑,然后就断断续续读起书来。

我是货真价实的“老西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观念根深蒂固,十分自豪,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后来我到了文化部艺术局充任打杂官,工作之便走了不少地方,开始产生了一些疑问:炎帝和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怎么和蚩尤跑到河北北部去打仗?舜的都城在蒲坂,怎么大老远地到湖南去死?禹的都城在安邑,却不是山西人或河南人,而是四川大地震的北川人,治水从山西一直治到浙江,死在浙江,那时他治理的地方有那么大吗?我第一次在湖南炎陵县(原酃县)敬谒炎帝神农陵寝,就以为炎帝神农氏出生在湖南。退休后参与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才知道陕西宝鸡、湖北随州也有炎帝陵,那么哪个是真的呢?答案还没有见一撇,又来了山西高平的炎帝陵,而且有好多相关的图片,引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几位知名的学者副会长抑制不住的兴奋,当即有几位到高平考察,“感到它对于全面研究炎黄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决定收入正在出版的巨著《炎黄汇典》。

出版《炎黄汇典》,翻阅有关的文章,到高平参加学术研讨会,听台湾姜氏后人姜竹先生介绍,我才知道,炎帝神农氏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几百年中的几代人。湖南的有见识的专家,也不认为湖南的炎帝(榆网)是唯一的一个,而是有两个,就是说在末代炎帝榆网之前还有一个不在湖南的炎帝。陕西宝鸡的专家霍彦儒,则认为几代神农的足迹遍布中原许多地方,在山西的足迹就北至忻州定襄。程原生更确切地说,炎帝神农氏历经五百年共八代,最后一代才是榆网,与黄帝结盟的正是这一位。他比轩辕黄帝年长,虽然实际的盟长是黄帝,但还是把炎帝排在了前面,称为“炎黄”。那么,高平的炎帝神农氏究竟是第几代?他根据先秦文献《山海经》等推断,八代炎帝之中,有三代四人与羊头山直接相关,而尝百草获嘉谷创农耕的始祖炎帝就在羊头山,这是真真切切的客观存在。

程原生是怎样认定高平的炎帝神农是真实的存在呢?他实地踏勘过高平、长治、长子的多处有关炎帝神农的古迹,他说仅炎帝神农祠庙,高平至今还遗存46座、上党地区还遗存一百多座,这绝不是好事者无缘无故建造的,而一定有其的历史渊源。他沿着明代朱载堉《羊头山新记》所记的方向距离,找到了所有的遗迹。他走访了当地许多老人,听了许多相关的传说,有些老人竟是实物的见证者甚至保存者。他搜集了几十种古籍中有关炎帝、黄帝、蚩尤、仓颉等上古人物以及山水、风物、气象、度量衡、律吕、仪规的记载。他走出上党核心区域,对周边市县的炎黄遗存,也进行了察访。他还参阅了陕西宝鸡、湖北神农架、湖南炎陵的重要资料。最后对这些资料加以比较,从而做出他的论述、结论。

真实在于探索,探索需要论证,论证则要公允。既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为此要占有充分翔实的资料,作为自己的论据。而且应该尽量收集不同角度乃至不同观点的资料,作为参照、印证和反证。这样在论证的过程中,才可能少一些片面性,才可能周密一些,公允一些。这样形成的概念,进行的判断和推理,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接近事实的本来面貌,才能让人接受、信服。炎黄时期至今五千年,是个约数。尽管我国进行了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排出了基本可信的编年,但黄帝以后至尧舜年代还没有经过考古佐证,更是个约数,因此对炎帝神农文化的时期研究更应该采取探索的态度,探索才可能继续发现。程原生把书名冠以“探索发现”,是一种可贵的“求实”精神。我以为,在探索、求实的过程中,既要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的见解,也要平等地尊重别人的意见。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前任会长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我们现在是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但在民间依然流传着许多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祭祀仪规、民情风俗,这些东西世世代代传递着古老的文化信息,价值不可忽视。比如保存在上党地区的“迎神赛社”仪规,就是极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的遗产在三晋大地到处可见,其中有一些就是炎帝文化遗存。比如高平和全省好多地方的面塑艺术,毫无例外地都要捏面羊。过去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上过羊头山以后,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不就是神农氏族的羊图腾羊崇拜吗?定襄不仅捏面羊,而且捏谷穗,在农历七月十五的时候,给祖先上坟,就要贡献面羊和谷穗。有的人家还要“挂纸”,把花花绿绿的纸条挂在庄稼上。上完坟以后,路过谷子地、黍子地,要拔几株回家搭在房檐上。无独有偶,定襄和高平的风俗几乎一模一样。这不是在祈祷丰收,纪念神农吗?七月十五农事大忙已过,挂了锄钩,好些地方要唱戏,在忻州定襄原平还要摔跤,优胜者获一只大绵羊,叫做“挠羊赛”(“挠”是举、扛的意思)。这不又是羊崇拜的神农文化遗存吗?由此,我又忽然想到,我们现在都在开发文化资源,创造文化品牌,而且要做大做强。其实最要紧的是作出特色,没有特色谈何大与强?而要作出特色,首先要数数家珍,知道自己有哪些珍宝,怎样保护好这些珍宝。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创造特色品牌。在创造品牌的过程中,要避免趋同。高平羊头山的神农氏显然崇拜的是羊,不是牛,那么我们何必不突出羊的形象,也要塑造成牛的形象呢?不大而破旧的祭天坛,何不修旧如旧保护起来,却要拆掉旧的新修一个高大的呢?如果高平46座炎帝神农祠庙都焕然一新,就都成假的了,还有什么价值,还能打得起炎帝神农的品牌吗?创造品牌不可破旧立新!文化是客观存在,品牌要精心创造。

米东明、程原生探索发现炎帝陵及其著作的出版,还给我们一些启示,值得捉摸。一是探索文化遗存,一定要实地踏勘,光在书本里探索远远不够。二是要重视民间世代相传的文化遗存,民族、氏族、家族都会保留下来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的东西。三是珍贵遗产要原样子保护,不要嫌陈旧,不要避讳神鬼,切不可再把全国独一份的迎神赛社变成到处都有的社火。四是高平炎帝神农的纪念活动、研讨活动要规范化、定型定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领导人变更)都要坚持举行。研讨活动一次要有一次的话题。五是加大宣传力度,既重视宣传社会,也要重视宣传领导。目前高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远不如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影响大。

我并不认为《探索发现炎帝陵》的探索、论证已经很周密、无懈可击、不容置疑了。程原生仍可继续探索发现,各种观点仍可质疑、辩驳、补充,或另辟蹊径。但是我出于对米东明、程原生探索发现炎帝陵的孜孜不倦精神的钦佩,也出于对炎帝神农文化的好奇,更出于对故乡文化建设的关心,我还是说了上面这些隔靴搔痒的话。只能算是赤子真情,难以充当学术书序。

二〇一二年一月六日

(作者为文化部原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