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山农耕
农耕的诞生，神农氏农耕始祖的英名被传颂。因其种植技术属原始形态，土地下种前需要放火烧荒，神农氏便又有“炎帝”与“烈山氏”的名号。“炎”是上下两个火，一般认为是山下山上都放火烧去藤蔓荆棘等，是“烧荒地”之焚山垦植的行为，上党地区方言称烧火即为“炎火”，因此“炎帝”就是“炎地”。按字理分析，“炎”字下部的火为地面燃放之火，上部的火为天上之火，即与农耕技术直接相关密不可分的天文星宿“大火星”之“火”（此说另详述）。“炎帝”或“烈山氏”的名号也因此而得名，与“神农氏”并称，直至合二为一称作“炎帝神农氏”。
羊头山的“烈山”名称并非附会，高平市北诗村清嘉庆元年《重修炎帝庙碑记》载：“吾乡旧有烈山之宫焉”。1995年于团池乡（后改神农镇）团池村出土的“五代后晋天府二年唐故浩府君墓志铭并序”碑，碑文有“前望玉黍高原，后倚烈山大岭”的记载，且落款为“泽郡高平乡神农团池村”。另两块北宋乡民墓志铭，落款均为“泽州高平县神农乡团池村”。都铭记一千年前，羊头山南坡下即为神农乡。特别是一块“唐故毕府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碑”，墓址为“神农乡神农里团池店”，不仅是神农乡，还具体为“神农里”。这不仅说明神农乡并非一种泛泛而论，不是“泛指”这一带，而是准确地指示了更具体的地点“团池”，即四面被高地团团围住、如同池水一般的那个团池村一带。
这就如同“京”字有“高”之意。北京现在范围很大，按字理说最早的“京”却有更具体的地方。这一处一定是最高且为观象授时的最佳处，那么即为“京”字上加一个“日”字，即为“景”，即现在的景山最高处。又如“车”字，今天人们常常泛指车的整体，但木匠都知道有具体所指，“车”就是车轴中心那个点。从这一点拴一条绳子牵引向前，车子的整体行进如果不偏离方向，拴绳子的那个点才叫“车”。如果牵引时方向发生偏离，说明拴绳子的点非“车”。
可见，一千年前“神农乡神农里”的古地名，说明它传承着更为古老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绝非今日一些地方为了开拓旅游经济宁肯违背文化宗旨，随便就敢指认、随口就敢说是什么什么故里。没有文化内涵的支撑，即使到处插上“张飞吃豆芽处”、“刘备卖草鞋处”的招牌，你的豆芽和草鞋也未必能卖得出去，现在神农镇路口巨大的“神农故里”广告牌，那是有着历史渊源，出之有据的。
这种地名传承的文化意义与民间传说形成互补。犹如2001年本乡由团池乡改为神农镇，均为名之有据。墓志铭碑文“神农团池村……后倚烈山大岭”，与历史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为“烈山氏”也是完全吻合。古籍文献不能尽其记载，却可能长久存在于当地的历史遗存之中，故羊头山出土唐碑记载“烈山风穴”。
炎帝神农氏的农官“柱”和其后历代神农氏族领袖继续试验、领导、推广种植技术，英名得以世代流传。根据台湾学者姜竹先生的多年研究成果，炎帝神农氏农耕始祖魁傀以下分别是帝临魁、帝承、帝明、帝宜、帝厘、帝哀、帝榆罔（参卢）共八代。榆罔之后“有天下”者为另一个氏族的领袖轩辕黄帝取代。
炎帝神农氏在上古时代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无疑成为中华民族后世之楷模、成为人们历代敬仰的根本原因。
风水独具羊头山
既然古本《山海经》能够记载羊头山，记载为“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像羊头”，那么，此山必然地形地势独到。
学者王大有先生认为，中国的城市，是由聚族而居的丘堌、墟、村庄、市井、邑堡、壁城灵台王宫、王城发展来的。
上古时期，我民族先民离开河谷，选择高出平川的丘垅高耸之地，以高而上平的丘、坝、堌、塬为聚居点，主要为的是防水患，防敌害。这种居邑要有几个条件：
1.四面环山的盆地中，耸立丘、堌、塬、坝，丘堌高出地面数十米，或总的地势较高，洪水不易淹没。
2.丘两面或四面可以泄洪，并于丘堌之下汇流成河，顺势流走，不积蓄于丘堌之下。
3.丘堌之下有平川沃土，易于稼穑。
4.周边有山林湖泊，有渔猎之利。
5.山高于丘，呈“个”字围护丘，背靠高山，两厢护持，其状如太师椅，水口在南或东，水曲路环。丘位于“个”字“丨”的前端，即“穴心”上，其状皆如龟头或龙头。
6.只有这种依山傍水的生态地理环境，才能受纳充足的阳光并保暖。在东方或南方有河流水口，形成小盆地高原上的回环流动的气流，有生气。充足的水离子和地下水，有良好的植被，清新的空气。
具备这几个条件，就可以在这里定居，繁衍生息。以此为中心，周围族群村舍连成群邑则成邑落。邑者，村落集群，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庞大族群生息地，在发达地区便是国族。
按上述标准，羊头山神农城，应当是中国上古时代极为理想的王城。
王大有先生未考察过高平羊头山，但他对原始部落理想聚居地的详细描述，与羊头山的地理面貌对照，几无二致。山上两山顶之间有一个中心点，即“山形像羊头”的两只羊角汇合点，就是现在的祭天坛。向西不远处就是古文《羊头山新记》喻为“前檐滴高平，后檐滴长子”的炎帝高庙。
祭天坛两边两座主峰，山势向下延伸，渐呈向南部山脚下中间位置环抱之势。极为特别的，是东边延伸环抱而去的山形似龟形，龟甲龟头都极为传神。西边延伸环抱而去的山形似一字蛇形。这是否与天象二十八星宿之“北玄武”为龟蛇暗合呢？
比主峰略低而居环抱中心的一片二级台地，便是在唐清化寺遗址上重建的清化寺。上古时期，这片背风向阳的平坦地形、山林水泉，居高临下，当是居住绝佳之地，“佳”即可为“家”，同音同义。
即使上古洪荒时期，以羊头山之高便无洪水之虑，而可用之水又极丰富，神农城下二十步是灌溉五谷畦的两股神农泉，古称“一清二白”，再下有神农井。庙之西北、东北、东南，各有黑龙池、白龙池、金龙池等。下流向南便汇流入小东仓河与西仓河。炎帝之女溺死之东海，位于发鸠山和羊头山以东，是一大片水泽。山下故关村，按“炎帝行宫”的碑文记载，在西周以前是“高岸”，可安全居住，又有渔猎之利。“岸”又应该是相对于“东海”而言。
山下现在的郝庄村、换马村、北营（不应）村、庄里村、长畛村、卧龙湾、跑马岭、故（谷）关村、下台（下太）村等，是一整片炎帝神农文化密集区，其遗迹和几乎没有任何神化的故事传说，都证明这里山上山下，都是炎帝神农氏族聚居之地。
远古先民最小的定居区为村，繁体字为“邨”。该字为“屯”与“阝”，根据右“阝”为邑的汉字简写之义，“邨”即“村”字的本意，是屯集储存粮食的地方。至今羊头山南部两条河流一条为“小东仓河”，一条为“西仓河”，都带有古代粮仓的历史印记。可见，村庄的产生，与农耕文明的发展密不可分。
有专家研究考证，位于羊头山北坡，山西长治市南部的黎岭一带，曾是远古炎帝神农氏始祖所建立的最早的古国——耆国国都遗址，后被末代炎帝榆罔时代的蚩尤九黎族占领，改为黎国的都城。这个都城曾有过数百年车水马龙的繁荣盛世，遗址正在被当地政府开发建设成为“黎都公园”，目前并不景气，因为缺一个“魂”，这个“魂”就是黎都之文化内涵。黎民，最初即指黎国之民，后来引申泛指天下百姓。这其中内涵无比深厚。
羊头山祭坛
炎帝神农氏获嘉禾、尝五谷之际的“王者之屋”何在呢？
这必须对羊头山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分析。
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炎帝庙，在县北三十五里羊头山上”，这是对羊头山炎帝庙的最明确记载。
明朝《羊头山新记》记载：石之西南一百七十步有庙一所，正殿五间，殿中塑神农及后妃、太子像，皆冠冕若王者之服。按：神农时尚未有衣冠之制，不若设木主为宜耳。此殿以南，属泽州高平县丰溢乡团池北里；殿之西北，属潞安府长子县丰溢乡栅村里；殿之东北，属潞安府长治县八建乡施庄里。故俗说云：前檐滴高平，后檐滴长子，谓此也。殿西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连大坪，周四百六十步。上有古城遗址；谓之“神农城”。城内旧有庙，今废。
《羊头山新记》是最好的向导，羊头巨石，是判定炎帝神农遗迹的基本坐标。“石向西一百七十步”果然是一片大庙遗址，建筑的基础至今完整保留，恰是正殿五间……由此即可成为继续西行寻找神农城的坐标。
“庙”，是祭祖即朝向祖先祭拜，不忘所出根由之所，故繁体字是“廟”。古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祀为祭祀，戎即打仗。祀与戎都是上古氏族的大事。
按中庙村《重修炎帝庙暨村中诸神殿碑记》记载“本邑北界羊头山有高庙”，此碑为清宣统三年刻石，远在元初神农城迁徙至换马村为“上庙”之后几百年，显然就是指目前所见这座庙，同时，元至正二十一年《创建神农太子祠并子孙殿志》“羊头山故有神农氏祠”，可知此庙即为“神农氏祠”之“高庙”。
此庙居羊头山山形之西犄角最高峰，称高庙并不虚传。因居分水岭顶端，高庙即“前檐滴高平，后檐滴长子”，此句不仅读之情趣盎然，且属观察细微、理解透彻因而表述独到之名句。
为何神农城及城内炎帝神农庙元代初期迁徙以后，此山仍留有炎帝神农庙呢？
为考察这个问题的寻访期间，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贾村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补修炎帝庙碑记》，碑文“帝生于高平东羊头山，相传种五谷、尝百草处也。西羊头山俗呼为神头岭，建有帝庙……残碑犹可考也”。
碑文“帝生于高平东羊头山”，不同的断句方式会形成两种读法、两种解释。到底应该怎么断句呢？如果按照“帝生于高平东——羊头山”，那么，羊头山并不在高平市（原为县）东，而几乎是在整个高平市的正北。1992年版《高平县志》对羊头山地理位置的传统描述：羊头山在县东北18公里。但据我们实际测量，以县城为基准，羊头山的实际方位为正北偏东15°，与“东北”之描述相比较，应该更接近“正北”。二者的直线距离为15公里，如果按照东北18公里设置炮兵射击诸元，高平广场发一炮就打到了长治县南宋乡——地理描述误差显然过大，此说似乎不成立。
那么只能按照“帝生于高平——东羊头山”来断句，这样就能够与碑文“西羊头山”对仗呼应。请注意，这里所说“东羊头山”是整个这座羊头山，而“西羊头山”则是另外一座大山。
在此，我们不得不先按下“西羊头山”的线索，把“帝”所生之此羊头山理清头绪。
按照“山形像羊头”的两只犄角形状，以两只犄角中间稍低处分界。那里是一座祭坛。在这座祭坛修复以前，是一座较小规模、由三层石条石块垒成，上部是一米见方的祭天坛。
羊头山祭坛仅存地基和残垣，关于它的本来风貌已不得而知。诞生在一些新石器出土的玉器纹饰上还有端倪可寻。如浙江余杭安溪山出土的玉璧上即有一个祭坛式图案；北京首都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玉琮、台北博物院收藏的玉璧、玉琮、美国弗利美美术馆收藏的玉璧上均有祭坛图案。这些图案有一定共性，基本由三部分构成：下部为一个有三层台阶的高台，如祭坛状；坛顶树一立柱，上部如杵状，下部呈圆圈连成柱，柱顶立一鸟；在祭坛侧面也有鸟形，似飞翔状。背有阳光，有人称其为“阳鸟负日”，“太阳神徽”。
新石器晚期，仰绍和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不少固定、大型的祭坛遗址，如内蒙红山文化祭坛、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具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等，说明祭坛的出现，同农耕文明有着密切关系。
祭坛最初用来祭天，《说文解字》记载：“柴：烧柴焚寮以祭天。”古祭天必烧柴，以烟气上升表达对上帝的精诚，故祭天又称祡，“烧柴焚燎以祭天神”。烧柴是后来庙宇烧香的起源。岁终腊月，部族成员以收获物求祭田神，称为蜡祭。
古本《山海经》描述“山形像羊头”，只有具备羊图腾的文化背景与思想意识，才能够发现“山形像羊头”。以祭坛为分界，两边就各有一只“犄角”。而且以此分界，正好以一个凹陷处，将两边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降雨径流亦各成体系，上山路径也是由中间上去，左右分开两条路。假设这个凹陷很深就成为“山谷”，两边就成为两座山。但这个凹陷很浅，充其量只是山形的一个小起伏，两边的山形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状若羊头”的整体，不可分割。照片可见，羊头山最传神之处即在此，这就是羊头山“魂”之所在。
由于羊头山上古迹分布较多，根据一般游客游历羊头山的规律，到了羊头两角分界处，就会分开东西两路走向。为了叙述准确，在此姑且将羊头山分为东、西两部分。
近两千年以来的寺庙、石塔、碑刻、石窟、石刻大多在羊头山东面。那么，羊头朝西的犄角顶尖是一个小峰，上面就是羊头石。羊头石以西就是高庙与神农城。
贾村《补修炎帝庙碑记》碑文明确记载“帝”生于东羊头山，而唐碑记载“柱出此山”、因此，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山是长期定居。
既然有“神农上了羊头山”，则“帝生于东羊头山”就不是炎帝神农氏本人，而应该是继承帝位者。那么“柱”就是在文献里记载的农官，理或如此。
这就说明炎帝神农不仅长期以羊头山为基地尝百草、种五谷、创农耕，并逐渐培养产生了氏族内部新的部族领袖，培养了农耕技术传承者“柱”。
按庄里村炎帝神农陵庙塑像排位及传说，炎帝神农氏至少应该有四位太子，只是因参与尝百草损害了健康，寿命未长，均未继承氏族首领位置。又据《山海经》记载炎帝神农氏有女儿，羊头山西北山下长子县“灵湫庙”内供奉着三圣公主，其中一位是炎帝妃，另两位是炎帝神农氏之女，山上有女娃墓，三圣公主或是炎帝神农氏的三位女儿。
因此，不仅自炎帝神农氏始祖开始历代碑载庙祀，其第二代子女也因参与尝百草，均有所记载，庙有供奉，祀有群像。再据《盘古唐虞传》记载“蚩尤率兵，来攻榆罔”，这是炎帝神农八世榆罔的时代。随后《路史》记载：蚩尤姜姓，是炎帝后裔，九黎族首领，“蚩尤产乱，出羊水”，注释“羊水即羊头山之水”。《释名疏正》：“汉时有羊头山，在今长子县东南，是西羌居住地。”《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羌、姜氏族才最终退出羊头山。可见，炎帝神农氏直至氏族第八代榆罔其间五百余年，炎帝神农姜姓氏族始终在羊头山一带居住生息，这里应该就是初期氏族的王城、最高权力所在地，宛若近代之北京。
五千年历史长河不能泯灭，百代薪火传承难以忘怀。人民念之如故，恍如昨日故事。这种人文历史之久远，文化内涵之深厚，绝非刻意人为能够造就，绝非新刻几块碑铭能够打造，这就是文化的厚度与重量。
那么，这座都城、王者之屋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