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城遗址
高庙的确认，将直接把我们引向“王者之屋”——神农城。
《羊头山新记》记载“殿西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连大坪，周四百六十步。上有古城遗址；谓之神农城。城内旧有庙，今废”，可见明代还有庙宇基石，今已不见。神农城又名炎帝城，乾隆版《高平县志》引《魏志》记载称之为“羊头城”。
《中国神话词典》记载“神农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引《后魏风土记》：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九域志》“谷城：神农尝五谷于此，名谷城”。
《太平寰宇记》记载：“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山东南相传为炎帝陵，石甃尚存。”
既然唐碑记载“此山炎帝之所居也”，《释名疏正》记载“汉时有羊头山，在今长子县东南，是西羌居住地”，西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那么此山为姜羌氏族乃至炎帝神农所居是没什么问题了。纵观整个羊头山，这里是居高临下少有的一块平地，称“大坪”。
按照《越绝书》记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炎帝神农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固定居住的房屋已经产生，建筑材料以树木为主，因此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但所在的位置与环境条件可以成为我们探索的依据。
首先，炎帝所居是否会在神农城呢？
神农城现在是大片遗址。按明代朱载堉描述的规模，周长“四百六十步”即766米。若以遗址为圆形计算，即为46700多平方米，约70亩。“坪”的字意为平坦土地。在方圆70亩范围的羊头山西边大坪上的这处遗址，既是神农城遗址，就应该是上古时代的原始人类聚落遗址，也就应该是炎帝神农王城遗址。如果可能属原始祭祀类型遗址，意义将更为重大。
我国一些学者指出，封建城邦制在中国延续近千年，但这种政权秩序，并非由征服者创造，而是在原始的农业社区间弱肉强食的兼并过程，以及为保护田地，免受周边地区氏族劫掠，若干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的过程中，逐渐构建形成。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华大地上竟有1700多个国家。这些诸侯国多是一个中心城镇，与郊外的耕田组成，中心城镇的高墙和散布在郊外建有低矮墙壁的居民点，构成了侯国的防御体系，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这些侯国逐渐合并成55个小国，所占疆域包括今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临近部分。
城邑或城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私有制产生后发展起来的。也是最初的古国。这个古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史学家称其为帝国前的古国，其规模只相当于古代城市。恩格斯指出：用石块、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中心。
由此向南千米范围内的李家庄村北台地上，198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一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面积3000平方米，发现表层有大量石核、石片、圆头刮削器等文物，成为这一带重要的原始人类聚落的佐证。距离羊头山17公里范围内的东庙村、店上村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出土了石锛、石斧、石铲、石镰等原始先民农具，为人类在此从事农耕活动提供了确凿的佐证，充分证明，至少在8000—4000年范围的炎帝神农时代，高平是人类聚落、生产、生息的地方，证明了炎帝神农历史的可能性。
《古代沧海的变迁》书中写道：考古发现的多处旧石器遗址表明，山西是我国开发历史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原地区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居民，就生活在山西。山西省芮城县“西侯渡遗址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黄河流域的史前粟作农业》书中指出，我国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据考古学家的出土文物证实，在距今8000—5000年前，我国的农业就有了相当的规模。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黄河中游地区的粟作农业年代最早，而且不可能是由其它地区传入，而是本土起源的。地处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分布区及邻近地区，都有可能是粟作农业的发源地周边范围。炎帝神农氏，则是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
羊头山，处于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位置。东面是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区；南面有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区；西面有晋南历山枣园文化区。以上三处均属前仰绍农牧文化，距今都在7000年以上。磁山和裴李岗文化区均出土了卧陶羊，电视专题《寻找炎帝遗迹》出示长治出土的卧羊镇，均属同一氏族之物，都是远古羌戎、姜姓氏族部落图腾物，均属炎帝神农文化。
羊头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党乃至北方农业的发源地，绝非偶然。而这些文物又常常是农民耕作时的无意发现，神农城至今还没有开展专业考古工作。待系统的考古工作展开之时，中华文明史将有可能书写崭新的篇章。传说时代的炎帝神农氏可能由此摆脱“传说”的背影，真正还原成为完全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炎帝城、五谷畦、神农井、炎帝陵、炎帝神农庙等大片遗迹群展示的历史遗存与传承，就会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真实见证。
据考古证明的史前历史，我国原始先民聚落，最初在高山区，后来逐渐向丘陵、平川和平原地带转移。著名学者黄其煦认为，农业肯定起源于较为贫瘠的山涧地带，而不是肥沃的原野。根据中国农业发展史的观点，在上古史传说的炎黄、共工、尧、舜、禹等氏族时代，人类主要居住在高山上或山坡的台地上，因而也往往把耕地选择在山地或较高的地段，以后逐渐向江河两岸的平野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又开始从事较大规模的对薮泽低地的开发（《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这是因为黄土地区土壤疏松，植被较少，易于侵蚀，夏秋之间常有暴雨，河流容易泛滥。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力还相当薄弱的太古时代，在相对低洼的地区，会自然形成众多的沼泽沮洳。原由浅海淤积而成的黄河下游地区尤其是这样。而丘陵、盆地、平川和广阔的平原地带，草木茂盛、禽兽繁殖，沼泽洪水成灾，对原始先民来说，那是极其恐怖的地方，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农业。高平古称“泫”，与泽、潞两个字都是“氵”旁，说明都曾洪水为害。上党地区南面的豫北一带，也是黄泛区，因此，炎帝神农氏族假设曾至河南等低地，也会最终向更高的太行山、羊头山迁徙，这是必然的选择。
上党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南麓，能够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绝非偶然，与天然优越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根据《山海经》所记载的羊头山一带地貌，当时是洪水泛滥时期，羊头山偏南偏北都是上党盆地大片水泽，难以适合人类居住及农耕，选择地势较高的羊头山居住则成为必然。将氏族居住地设在低于山巅的坪地神农城，首先避免了洪涝灾害，不仅方便居高临下，观察狩猎及领地防范，也是祭祀天地、观测星象、土圭测影、颁布时令（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就近农耕、水泉便利等一处氏族聚落的良好位置。
最初发现炎帝陵的1994年，牧羊人曾告之，羊头山原有一口千斤古钟，上刻有“炎帝城”三个大字，大钟敲响，声震附近五县。1946年古钟鼎立依旧，后来再没有看到。
关于这口古钟，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很久以前，羊头山修筑六名寺的工匠中，有一位郝师傅，是炎帝的后裔。施工期间，他分管后勤，几十个人的饭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得妥妥当当，味道可口。一年除夕，他到扬州观灯，见那里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钟，实在壮观。心想，我羊头山上若有这样两口铁钟，钟声一响，威震八方，该有多好！于是他便将两口铁钟藏在袖袍内，带回羊头山。不料扬州失盗，官府四处查访，一直跟踪来到羊头山。郝师傅发现有人追来，便匆忙将两口钟置到半山腰上。后来，官差将郝师傅抓走处死，本想将两口钟搬回，后因那口大钟太大太重，只将小钟搬回。后来，工匠们为了纪念郝师傅，准备将大钟悬挂于羊头山清化寺，无奈钟过于沉重，始终未能挂起。
根据“扬州”的地名，似乎与“走扬州、下汉口，不如五谷庙里当社首”的民谣有某种联系，即晋商已经开始走出大山的时期。那么，这个传说的历史仿佛并不久远。再考虑郝师傅参与建造的六名寺，志书记载为元代创建，郝师傅所在元代无疑。关键是，根据故事情节推断，创建六名寺时，大钟已经露天放置，后来一直没有收入哪个寺庙。尽管有钟在清化寺之说，但一直没有挂起，显然非清化寺之物。否则一项工程项目，能够打造完成，在计划预算内就一定有足够资金保证放置到位。只有拣来的东西，才没有经费解决上架安装。
另说，钟上刻有炎帝城三字，可见传说常有失实，郝师傅有那般神力，还能被人间处死？
大钟非清化寺财产，又是炎帝神农之物，清化寺也未必消受得起，岂敢擅自使用非寺产且属大器、国器之物？
如无佐证，传说终归是传说。那口古钟是否真实存在亦成疑问。
2001年，终于打听到一位知情人，为此专程走访羊头山脚下李家庄曾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王振荣。据他细说来龙去脉，大钟是被炸毁的，这话听来让人发懵。
那是1948年（非1946年），李家庄民兵听说长治县师庄要来人搬走大钟，于是合计说，大钟是我们高平羊头山的镇山之宝，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可要与外人争执起来，拦得住今天，挡不了明天，日后还是难免不测，终将被人抢走或偷走，于是决定把钟破坏（这主意真够拽，若是换了我辈，打死也想不出这等主意）。他们堆积木柴，燃起大火，把钟烧到通红，再猛然浇上冷水，大钟终于在水火交加、冷热相激之下爆裂，就这样被毁掉了。这段历史情况，有王振荣的一个叔伯哥亲自参与此事。王振荣的亲属参与，属于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材料，真实可靠。
这个事件与一部五十年代电影《红旗谱》里抢钟与保钟的内容相似，几千斤上万斤金属器物放在荒郊野地，没有归入某个寺庙，就没有责任管理，属于无主器物，就一定会有人惦记。最重要的，是依据郝师傅的故事，郝师傅所在的元代，钟已经存在，而且已经是没有确切归属的存在状态。而最初钟的打造安置，却一定是按照钟的铭文在炎帝城内，这个早期的过程与环节已经被岁月磨蚀的不留痕迹，这个岁月的历程会有多长呢……？
钟的故事说来可惜，却真实地证明了炎帝城大钟的存在与历程的久远至遥不可及。而钟作为铁证，同样证明炎帝城的确切存在与“久远至遥不可及”的上古历史。
《羊头山新记》记载，此地明代还有明显的神农城遗迹，城内还有已废的庙址。因此现在成为羊头山最具魅力的地方。谁能知道这里还隐藏着多少文化遗产、多少历史遗物与信息呢？
关于考古，高平至今持慎重态度，没有轻言发掘。遗址本身那种特有的文化形态、那种沧桑的信息传递、那种远古的文化气息，其价值就难以估量。遗址发掘是一把双刃剑，文物收获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遗址面貌的破坏，现有形态本身常常就是丰厚的文化信息遗存，没有严密的文化论证和发掘计划，特别是远古遗址，发掘同时也意味着众多文化价值的永远失去。
自1994年发现炎帝遗迹以来，已知有不少专家去寻找收集文物。长此以往，对遗址就是一种无序的考察性破坏。所幸近些年全球大气变暖，山上本来仅有低矮草植被的地域，已经被明显长高遍布的灌木所遮蔽，更为遗址增添了一分神秘与悬念，因此遗址更具文化魅力。
在探索炎帝陵时，我们已经知道，元代初年，神农城已经由羊头山迁至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墓。按其羊头山唯一高而平的大面积地形地貌，周边有神农井，环山又有古文记载的“庙之西北一里许有黑龙池；东北三里许有白龙池，东南二里许有金龙池，山之正东稍前一里余有泉，甚清”，因此羊头山神农城只能是唯一适宜上古时期较多人群居住的选址，神农氏族聚落在此应该无疑，“王者之屋”曾在此亦应无疑，只是要找到和描绘五千年前的房屋，必须具有超凡的想象力。但若反向思考，去看看王屋山，五千年前“王者之屋”的基本形态就由于先人的比喻而永久地凝聚在王屋山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这就是张光鉴“相似论”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神农泉与神农井
《羊头山新记》记载：神农城下六十步有二泉，相去十余步。左泉白，右泉清。泉侧有井，所谓神农井也。二泉南流二十步相合而南。《寰宇志》云：“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后魏《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皆指此也，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种。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焉。”《泽州府志》记载：“五谷畦：神农泉下地名井子坪，有田可耕，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焉。羊头山秬黍出此，明郑藩朱载堉上秬黍说辩云：臣谨按秬黍律家特重羊头山者，神农播百谷以是为名区。”晋程玑《上党记》记载：“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一白，味甘美，呼为神农井。”
按其记载就能找到两股神农泉，都已修建了井壁井台，俨然似两口井。百姓传说用此泉水洗眼睛治眼病很灵验。据1994年米东明取水在石家庄专业机构化验，水里的锶元素含量为华北之最，治眼病或许与此有关。
为何“神农泉”演变为“井”？自然是因植被破坏、泉水减少。对此，明朝时朱载堉见到当时还矗立的唐武则天天授二年碑，对碑阴（碑的背面）记载的清化寺所属范围，抒发了一番议论。其中提到：“有司尊炎帝，故禁民樵采。数十年前，木皆合抱，弥满山谷。近来禁弛，盗伐几尽。”可知明代以前，树木都还是合抱的古木，至明代中期已经“盗伐几尽”。按其大山之巅，杨柳适宜下湿地因此山地不可种植，果木难行禁令，“合抱古木”惟松柏莫属。而松柏至于合抱，至少合围六尺以上，这样的松柏种植时间至少应该在先秦以前，可谓炎帝神农传统在此之悠久历史。而汉朝以前羌族世代居住，其文化传承便可直接前推至炎帝神农时代。明代满山合抱的古树，不仅展示了“有司尊炎，故禁民樵采”的历代官方意志导向，民间亦令行禁止历代沿袭，满山的古木因此成为一种外在的文化标志，成为高平炎帝神农遗迹群的重要历史佐证。因此这种具有文化载体的文化传承，便毫无疑义地因有物证而构成信史的要素。
明朝中期植被破坏以后，泉水流量减少，水位下降，乡民将神农泉开辟为井，至今水位距地表仍仅一米左右。井旁正北方位有乡民设置的碑刻祭台，香火不断，石凿香炉上镌刻“李家庄”三字。游人常误以为神农井。
其实神农井在其下不远处，同样砌有砖壁。83岁的老人赵小有则1989年口述（许钦顺记录）：“神农井水有色香味三绝，特别清甜。相传炎帝神农氏尝五谷常居羊头山中，常饮井中之水。井深两丈余，近些年人们怕出危险，井已近填平。”目前还能看到井壁砖砌遗迹。
羊头山这几处泉水被世代传承以“神农”为名，很难说仅是一种附会，而任何附会也一定有其附会的根据。没有至深且厚的社会文化传统基础，你想随意附会一个什么不存在的说法请试试看，不理你是客气的，不被骂为“有病”才怪。本人曾电视采访交城县一位村民闫东娃，他说了几句不大确切的话，窗外村民闻之摇头曰：“东娃瞎乎谝了。”“谝”“骗”同音，亦大致同意，众哗然。
始创农耕
黄河流域的原始农耕极为发达，是一个从新石器早期开始，就已广泛种植黍稷类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区。
炎帝神农氏对羊头山的选择，一定在选择始创农耕的条件：
（1）土地肥沃湿润。以炎帝神农氏对植物生长的了解，一定是原来野生植物生长良好，土地肥沃有潮气，羊头山巅稍低的五谷畦具备这一条件。
（2）近水安全。五谷畦近旁就是神农泉，因此土地肥沃、疏松、水位高，原始的生产工具耕作方便，能保障获得好收成。羊头山下有羊头山泉水直至流入的小东仓河。当时人们抵御水灾能力的薄弱，在第二、三级阶地上，居高可防洪水侵袭。
（3）渔猎采集条件较好。新石器时代末期，山西森林覆盖面积63%，草原面积6%，太行山到处覆盖茂密的森林和茂畅的草原。小东仓河流经今日的故关水库，形成大片水泽，捕鱼围猎都是良好的区域。
农耕诞生之初，耕地常常首先选择在山地或较高的台地，后来逐渐向河流两岸的平野发展，直至对薮泽低地的开发。《论衡》记载“神农氏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记载通俗，大意为自炎帝神农氏开始，制作农具，教育农民耕作，开始种谷子。凿井有了水，种地有了粮，这是天地鬼神也想做的事啊。
自炎、黄、共工至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历时久，淹地广，危害严重，因此有后来的大禹治水。“炎帝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易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时，察酸苦之味。水泉之甘苦，尽知其平、清、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五谷兴助、百果藏实”。从高原台地的黍稷，丘陵、平原地带的小麦，豆类等，则是炎帝神农时代开始，历代发展的农耕成就。
上述“臭”字，上半边“自”为鼻子，下半边“犬”为鼻子最灵敏的狗；“臭”即为狗鼻子发挥作用，后归类加“口”字旁为嗅。而“臭”字则用作与“香”相反的意思，上述“臭味所主”为古文献之原意。
《逸周书》记载：“神农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可见，粟的种植，与炎帝神农氏创始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粟，即是稷、禾。神农氏以始创农耕并发现黍的优良品种著称，因而古代常将禾黍、或黍稷并称。《说文解字》：“黍稷本一名，因其有粘有份，遂别之分为二名”。粟、黍均属谷类作物，二者仅有微小差别。这里的粟，应是泛指包括黍在内的谷类作物。
西方学者在探讨黍粟类作物起源时一致认为，黍粟类作物原产于中国，起源于黄河流域或高海拔地区，它是从古代狗尾草经过人工长期驯化、栽培出来的。从我国北方出土的粟的碳化粒来分析，至少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
黍稷的种类很多。《广志》云：“黍有牛尾黍，稻尾黍，秀成赤黍，有马草大黑黍，有秬黍，有温屯黄黍，有白黍，有区芒，燕鸽之名。稷，有赤、白、黑、青黄、燕鸽，凡五种”。《泽州府志·物产》记载“谷之属：粟、黍，高平有红、白、青、黑数种。黑秬黍可准钟率”。
就黍、稷作物而言，高平羊头山一带为中心的黍粟作物的种植或许并非最早，但因其品质优良，成为导致人类从渔猎到农耕，从游牧到定居转型期代表性作物。以羊头山获嘉禾为标志，中华先民的渔猎采集时代向农耕时代转型。前期采集是量的积累，“嘉禾获得”是质的飞跃。
这就如同人类长期探索飞向天空，但只是在装备了动力的飞行器离开地面那一刻，飞机才算正式诞生。
黍稷类作物的特点是耐旱抗逆，为新垦农田的先锋作物，是黄土高原上最常见、最利于生长和管理的农作物品种，因此也必然成为炎帝神农氏最早栽培成功的农作物。其栽培成功，与人类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分不开。
最初的刀耕火种，解决了大规模台地的垦荒问题，然而，这时他们还只是粗放式耕作，还不懂得精耕细作的施肥，因而每隔两三年后，人们要暂时抛荒这块农田，转至其它地方，重新开垦新的土地，过些年后再返回重新耕种。这种土地轮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先民发明了沤肥施肥等提高地力的技术后，频繁的迁移才会逐渐停止，人们才能完全定居下来。
耒耜
最早谷物的播种方式是漫掷，起初人们只是在适宜季节把种子随手漫掷在荒郊野坡之中，继而人们便会发现，漫掷的种子只有埋入土壤，才会有更多的禾苗出土。于是便产生了用尖头竹木棒掘土埋种的办法。如襄汾丁村旧石器中期遗址中有丁村尖状器（石器），它长期使用，为尖头木棒的产生提供了可借鉴的器物。木器易于腐烂，在遗址中很难发现它的痕迹，近代少数民族中还可看到竹木尖头棒农具的形象：长三、四尺，一头削为尖状，或用火烧尖，以便打眼。耕作时，一人打眼，一人点种。西盟佤族的懒火地在砍倒烧光后的土地上，用矛点播。矛为铁质，是尖头木棒的代用品。
把木棒延长到可以身体直立把持的程度，又在近尖端处，添加一根可供脚登的横木，就可以使只靠手向下用力打洞的尖头木棒，变成了靠手向前、向后用力，靠脚向下用力翻土的耒。耒的发明，不但意味着人类第一次用自己制作的生产工具直接作用于土壤历史的开端，而且也反映着人类开始利用杠杆原理，进行省力式的有效劳动。
耒最初是直尖的，后来是斜尖的，单尖发展为双尖。耒的上端有曲柄，便于手扶。《说文解字》：“耒，曲木也。”商周时仍在使用。5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掘土时留下的双齿形工具痕迹，齿径约4厘米，齿长约20厘米，两齿间相距4—6厘米。《说文解字》把耜写作“枱”，可见曾经为木制的。后来才有石制、骨制。耒耜损坏后，只换耜头或木柄即可。木锄前身是天然树杈，木锄绑上石片或骨片作锄身，即是石锄、骨锄，用以耕翻土地，改良土壤，清除杂草。
《周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褥之利，以教天下。”《增补资治纲鉴》记载：“炎帝神农氏创制耒耜，教民农作。”炎帝“创制耒耜，始兴稼穑”。耒耜为农具，只能由始创农耕并推广的炎帝神农氏首创，是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显著标志。
由于当时的农具耒耜为木质制作，木质的强度真能制作挖掘黄土的工具吗？这或许不是我们手持杨柳木棒能够想象出来的问题。
2000年，山西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报道晋城山区大批农民进山砍伐一种树木烧木炭。这种木炭奇硬，称之为钢炭，一般木头烧制成木炭后见风就碎，这种木炭出窑后依然根根硬直。农民拿出一些烧制的木炭让记者看，果然极有特点，既黑又亮，断裂处呈放射状条纹，用拇指使劲搓摸，仍不见一丝黑色，使劲往砖上摔，会发出金属般的响声。什么树种具有如此独特的特性呢？经访问当地百姓，终于得知这个树种为“羌木”。
至此共获得三个信息，第一、一种与“姜羌”氏族名称相同的树种。第二、其木坚硬无比。第三、炎帝神农氏“揉木为耒”，氏族后裔流传下来有火焙、手揉之法，可以使木质加工至更坚硬的工艺。其工艺为“赤制”，其后裔称“赤氏”。三个信息综合成一个结论，耒耜完全可由这种特殊的“羌木”加工成为掘土工具。
羊头山上佛龛洞旁石刻的神农牛首人身，手持耒耜的浮雕，晋南和豫西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双齿耒耜工具痕迹，以及晋南龙山、陶寺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单齿和双齿木耒，都印证了炎黄时代的耒耜在上党和周边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有关专家研究表明，耒耜是一种以翻土为主的多功能农具，但除了翻土之外，还有五大用途：
一、播种
《诗·周颂·良耜》记载：“稷稷（取右）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诗·周颂·载萁》记载：“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诗·小雅·大田》记载：“即亩乃粒，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
二、除草
《说文·耒部》记载：“耒，从木推丰。丰，草蔡也。”
《说文·草部》记载：还有“莱”字，释为：“耕多草，从草来，来亦声。”
《国语·周语》记载：民无悬耜，野无奥草。
《周礼》记载：“雉氏掌杂草，冬日至而耜之。郑玄注：以耜测冻土划之。”
古人“耒”常与“褥”并提，而“褥”是指除草或除草工具。云贵的拉祜族认为，他们的木戳铲（褥）比锄还好。说明最初的耒耜确有应用方面的优势。
三、修水利
《考工记》记载：“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齿为耜，是以耜修沟洫之证。”传说夏禹曾持耒耜治水。
《韩非子》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民为先。”
从武梁祠汉书石刻夏禹图可见，大禹所执者正为一柄双齿耒。耒耜可起土，为修治沟渠，填堵缺口之不可少的工具。
四、非农业工作
古代挖洞穴、房基、挖矿，甚至挖墓穴，均用耒耜起土，别无另外工具。新石器时代诸遗址及殷墟之耒痕，都是当时用两种耒挖掘储粮窖穴和房基而留下的。
五、作战武器
上古时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平时用来作农具的耒耜，常常在战时被用为作战武器。矛、枪、剑、戟，就是耒耜的延续和发展，后来改进发展成铜制和铁制。
耒耜的发明和改进，是炎帝神农氏对农耕技术的一大贡献，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强化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说，农具耒耜的发明和使用，才是原始农业起源的根本标志。
炎帝时代的耒耜到了黄帝、颛顼时代，则进一步改进和发展为犁具。《山海经》记载“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即说此事。因为牛耕必用犁具，“犁”字的下边就是“牛”，牛耕才利索，才有效益，才有利益。
黄河流域很多新石器遗址出土的人骨，以C14测定食谱，结果表明是以粟黍类为主要食物。西方人士争论黍的产地时指出：“谷子和黍肯定是中国发明的，它的野生品种是莠草，俗称狗尾草，耐旱怕涝，因而适合沟洫耕作，是丘陵、平原适合的品种，特别适合黄土高原种植。”《齐民要术》中把黍作为新开荒地的先锋作物。
现在世界各地所栽培的粟类品种，都与中国的粟有亲缘关系。俄罗斯把粟叫粟籽（与《黑暗传》记载的发音完全相同），朝鲜叫粟克，印度叫棍谷。从语言学来考察，仍保留着中国粟和谷的原音。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传遍整个欧洲。中国粟还向东传到朝鲜、日本以及广布世界各大洲。
中华民族早期的科技发明是从农耕开始的。据统计，全世界666种栽培作物，其中粟、黍、稻、菽等136种作物是由中华民族首先栽培成功的。这是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世界农业发展所作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