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律度量衡之本”呢？
“本”，根也。“本”字为“木”下加一点。“木”是一株草木的象形字，地平线下三个根叉。在根上加一点，意为强调特指此处，当然便是“根”之“本源”所在，组词便是“根本”，以及“本源”“本来”“本身”等等。
“律度量衡，规矩绳准也”。
那么，律度量衡之“本”是什么呢？
唐礼乐志曰：“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敝，则又总其法而着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古君子知物之终始”。
这里所说的分寸、龠合、铢两等，是度、量、衡的计算单位，在此即指度量衡。同时指出度量衡来源于黄钟，即横累黍九十粒为黄钟之管长，则一百粒为一尺。互相之间是换算关系，即“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其中：
律为音律，由此产生音调基准。律由黍定黄钟。
度为尺度，由此产生长度基准。度由累黍为尺。
量为容量，由此产生容积基准。量由积黍为斗。
衡为权衡，由此产生重量基准。衡由黍定权重。
“量”与“衡”看似意义相近，仔细分析却不同。
以羊头山（五谷畦）秬黍为准，六十粒为一圭，四圭为一撮（三指所捏之黍为“撮”，五撮为一龠，共一千二百粒黍），十撮为一合（黄钟律龠，容一千二百粒黍，二龠为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过去说地主大斗进小斗出剥削农民，“斗”即指此类器具。升斗类器具量出粮食的多少，与体积相关。不同种类的粮食，每一升或每一斗的重量是不同的，但升与斗的器具制作，都是以黍的体积为基准。假如现在去量一斗爆米花，并没有多少实际分量，体积却相同，所以“量”非“重量”。以斗来“量”粮食，操作简单方便，一直使用至近代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又因北斗星是定方向的标志指示星，而测量粮食的“斗”是基本测量标志，外形以北斗星为图案来制作，故使用同一个“斗”字。
“衡”就是权衡；“权”俗称秤砣，“衡”是平衡。以“权”即秤砣与粮食等物品取得平衡的方法测重量为“权衡”。而“权”的制作基准是：十粒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锱铢必较”“缺斤短两”“千钧一发”等成语都由此而来。
律度量衡的确定，对音乐的音调，物体的长度、体积、重量就有了测量的标准。有了标准，就有了科学计量，就有了规矩，市场交易就有了基准，市场交易才能谈“公平”。
“公平”之“公”，上为“八”下为“厶”（私），“八”是大数的通称，意为众多。“厶”是拢起臂勾回手的象形字，意为拢臂勾手抱住的物品是私人财产。那么“八厶为公”，即为众人财产总合即为公众财产。公众财产可以互通有无，互通有无的前提是称重量的秤杆要“平”。“平”字在甲骨文是一只手（爪）拿一段木在水面，因此是“水平”之意。在此是表示秤杆高低与水平面的木一般，即水平状态。秤杆水平即测量重量的标准状态，物体的重量就此秤量出来了。因此“秤”字就是“平”字加“禾”，即“秤”的标准源于禾谷类，而秤量最初又主要用于农耕产品即禾谷类交易。
有此衡量基准，公平贸易就产生了，这就是源于炎帝神农时代开始市场贸易的“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历代律度量衡的基准物，全部取自山西高平羊头山秬黍，明代朱载堉为此还专门写了《秬黍说》一文，特指“羊头山一处黍”。《羊头山新记》称“律家考秬黍率曰羊头山”。律度量衡的最初应用与历史发展，无一不与农耕有关。这就是中华农耕文化的一个极为独特的标志。
因此，《宋史·律历志》引程迥说：“体有长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轻重，所以用权也。是器也，皆准之上党羊头山之秬黍焉，以之测幽隐之情，以之达精微之理。推三光之运，则不失其度；通八音之变，则可召其和”。为什么要用羊头山的秬黍定律度呢？这个问题不简单，绝非仅仅是炎帝神农氏在此获嘉禾。没有羊头山秬黍“黍定黄钟”与天地节气和声，与十二消息卦密合若符契，就不可能成为定律之唯一标准。那么，唯一成为“律度量衡”之本的秬黍产地羊头山，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