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火
古籍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床，衣其羽衣。”这是描写我们的远祖无粮吃、无衣穿、无住处、无火烤，“野兽”般绝处求生。
人们蛰伏于各种自然力的威慑之下，在熠熠生辉、熊熊燃烧的大火面前，人们只有神秘和恐惧。雷电轰鸣，山火冲天，奇异非凡的炽热燃烧之状，宛如太阳掉落人间。火在夜间燃烧，又使恐惧暗夜的人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欣喜。
对于远古历史，我们一向的认识是：
盘古氏在黑暗中开天辟地，使我们有了得以存在的世界。
有巢氏让人民在树上搭建鸟巢般的居室，以躲避洪水猛兽。
燧人氏破译了天上最大的秘密，从木头里钻出、从石头里撞出了那种无坚不摧的“火”，人从此战胜所有的猛兽，开始吃上“烧烤”。
从此有“火”字旁的“灾灭灿烂、炊炖炸炼……”，下边带“灬”即“火”字的“热烈熬煎、烹焦熏煮……”等447个常用汉字出现在电脑字库中。
伏羲氏开始用火烹饪；制作“八卦”计数文字；教导男女固定配偶；制造渔网捕鱼。挖掘陷井捕捉活的动物，并驯养家畜。开始种桑养蚕，抽丝纺织。
共工氏和祝融氏两位英雄在不周山决斗，共工氏失败头撞不周山，天地间支柱折断，天庭裂开一条缝，大地失去平衡，向东南倾斜，江河开始向东流淌。
女娲氏采取五色石烧炼，补住天上的裂缝。又杀死一只神龟，用它的四只脚当作四只支柱，重把大地支起。因天裂而漏下来的大水，女娲氏用芦草烧灰，把它吸干，形成华北大平原，平坦而又肥沃。
神农尝百草，始创了农耕与中医中药。
这就是古人传至今日的中国远古历史。详细说来，多是充满神话的传说。正是由于我们的远祖尚处于蒙昧浑沌时代，才只能凭借他们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记忆向我们传递这样的历史信息。如果让现代小说家来描写，包管无懈可击，但也一定毫无意义。
这恰是我们远祖的大智慧，不论多少人对远古传说，在神话与科学、虚构与真实、传说与历史之间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甚至称为荒诞不经，但请一定注意一个事实，盘古开天、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女娲补天等等远祖故事，都是经历数百代人代代相传至今，没有哪些故事能够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数两千年以来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文学大家创作，我们能够一气说出多少个故事？而五千年以远的故事我们即使悬赏求索，也恐未必能求得几个足以传世的故事。相比之下，我们只能对那些远古故事的独特构思创意顶礼膜拜。除此而外，当时的一切，我们今天还能知道多少呢？我们今天如果努力分析当时的历史，不是都在那些故事之中寻找线索吗？对这样的远古祖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我们应该终于明白什么是大智慧。
需要我们展示智慧的地方，或许是怎样去探索与发现，提取其中的有效信息，来展开现在的研究与探讨。
我们的远祖最初只能蛰伏于各种自然力的威慑之下。数百万年至一万年前，是地球上的第四纪冰川世代，大地冰天雪地，只有少量耐寒的动物和植物。在不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恶劣自然条件下，中华人类只能靠狩猎、采集艰难为生，这就是旧石器时代。火在人们眼里，是神秘和恐惧。雷电轰鸣，山火冲天，炽热燃烧，奇异非凡，宛若太阳掉落人间。火在夜间燃烧，使恐惧暗夜的人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欣喜。燧人氏开始将“火”掌握在手中，火和石器成了人们抗争自然，赖以生存的宝物。
考古学家在晋南芮城的西侯度村发现了18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其中有32件石制品，带有切割和刮削的鹿角和火烧过的遗骨。这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我国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证明了山西是中华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较晚一些的，还有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遗迹，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故居周口店，以及距今10万余年的晋南襄汾丁村人、距今2万余年沁水历山下川人等。这些原始人类共同的特点，是会用火和打造磨制石器。
我们的祖先曾惊奇地发现，雷电引起大火之后，被烤熟的动物肉香气逼人、美味可口。人们很快就感受到用火的种种好处，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增强了体质。火使人温暖地度过严冬和寒夜，黑暗中带来光明，可以驱赶猛兽，成为最强悍的武器……。
开始用火，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生活的巨大变革。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就世界性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
炎帝神农氏时期，开始用火实现自己的目标。
由于农耕的需求，火的使用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技术。到了春种时节，高山平川到处是生产者有意识有计划燃放的冲天大火，“烈烈”的响声震天动地，它的最终成果是秋天丰硕的收获和丰衣足食。最初的汉字“炎”，就是对那种人类征服自然方式的最精辟的图案表达，并最终演变成至今使用的汉字。这个氏族的这种生产方式强烈地震撼着相邻的、遥远的所有氏族人民。真正发自内心的震撼从而最终征服所有氏族人民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成果，从此摆脱饥饿的稳定食物来源。
近年来，山西考古界在垣曲县北橄乡的枣园村发现了7000年前的农耕文化遗址，那里有火烧山灰的遗存，发现这是一支由东南50里处历山一带发源，辗转迁徙而来的原始先民。而历山地区迁徙的原始先民中，有一支向东部阳城、沁水方向迁徙的遗迹。由此可以判断，这是一支发源于历山（历山氏），因烈山而得名烈山氏的炎帝神农氏部族，由阳城、沁水继续向东迁徙，最后到达高平羊头山，继续用“烈山”的方式垦荒。
炎帝部族之所以用“烈山”的方法耕作土地，简易、快捷，可迅速变荒山为良田，称“刀耕火种”。解放前，我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还保留这种原始的耕作方法。在人类用火的历史上，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华夏先民首次将火用于大片的农业耕作，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烈山、列山、历山、厉山、连山等，读音相近、古音相同、内涵相通，这就是这段农耕革命史在汉字系统中的遗迹和反映。
“烈山氏”与“炎帝”，就是对神农氏擅长农耕、擅长使用火的最高敬意之称呼。神农氏族因此成为整个中原各氏族最先进的集团，神农氏本人因此就自然地成为中原最强大氏族集团的领袖，乃至整个中原所有集团公认的领袖——炎帝。“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就是对这个部族领袖由最初的渔猎阶段默默无闻，直至成为中原人类最先进、最强大的集团领袖的高度概括与记录。
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之后，促进和发展了制陶技术、冶炼技术，天文学科等文明要素。在西安半坡村、晋南垣曲北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考古专家发掘出日和鸟（俊乌）组成的图案，被称为“太阳鸟”，被看做是农耕民族——炎帝神农氏族的图腾。象形文字“旦”，便是画了一个地平线上带俊乌的太阳。
炎帝部族用“烈山”的方法耕作土地，是利用了火能够迅速横扫一切的自然力量，迅速变荒山为良田。直到20世纪初，我国南方佤族部落每逢部落迁徙，头人总要举着火把，为部落人们领路。几千年前的炎帝就是这样的身份，这火把即是原始部族的火种、生存之源。
陶器，是定居时代的产物。历史记载，炎帝神农氏“耕而作陶”，是由于农耕发展后，人类烹调食品的需要而被促进的。当代学者考查，烧制陶器需要有封闭的烧窑，摄氏1000度左右的高温。炎帝神农氏处于考古学上的仰绍文化时期，这种文化因是在1926年最先在河南安阳仰绍村发现而得名。这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2000年，已由最初的慢轮过渡到快轮方法制作陶器，烧窑密闭结构有了改进，不仅有了泥质红陶，还有了彩陶、褐陶和黑陶。
晋南、晋东南是我国古代制陶之乡，烈山氏、炎帝神农氏族在先民制陶业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考古已发现的古代陶窑就有70多处。其中所制的白陶质量、色度，已超过了全国有名的定陶。以制陶而闻名的陶唐氏，必然地产生于这块古老文明的沃土之上。
烧制陶器，诱发和促进了人们冶炼金属。考古发现，从仰绍文化时代起，人类已经开始冶炼铜。《帝王世纪》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今日，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都已得到考古证明。
因火在炎帝神农时代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在炎帝神农氏时期，是以火来纪（命）官的。宋《通志》记载“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中火”，这五个“火”，都是以天空星宿所在的位置而定。
火与太阳的关系密不可分。《论衡·术》：“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火，日气也”。先民把炎帝神农氏看作地上的太阳，能够炎地、烈山，观星辰而出火。“进行火田”，象征播种的节令到来。当先民在高山之巅燃起大火祭天时，古人认为地上之火与天上之日能够互为感应，达到了与天沟通的目的，炎帝神农氏因此成为“太阳神”。
上天之火
炎帝神农时代开始以“火”为工具开拓自然，烧荒只是火的简单应用，农业耕作需要更深入了解“上天”之火。
被称作“太阳”的那个火球东升西落，左右着万物生长。虽然每个相邻的“今天与明天”没有多少差别，但一年的几百个日子之间差别就大了。何时农耕播种、何时收获，结果会完全不同。掌握农时节令，农耕民族比游牧民族的需求更为迫切，农耕的需求决定了必须对“天”的信息精确掌握。《韩非子》曰：“非天时，虽十尧不能生一穗”。恩格斯指出：“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绝对需要天文学”。最初的“天文学科”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