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为党
经多年研究探索，羊头山“炎帝城”（神农城）在上古时代的都城地位基本成立。羊头山作为《山海经》记录所在，神农尝百草获嘉禾之地，炎帝定居观测宇宙、气候、风云变幻之所，律、度、量、衡之本，黄钟大吕之源，无疑成为我中华民族由渔猎社会发生农耕革命之质变走向农耕社会，开辟五千年灿烂农耕文明的转折点。以至后来黄帝蚩尤大战，秦汉灭羌，千古祭祀，佛教兴盛，都以羊头山为重点地区。
《盘古唐虞传》记载：“蚩尤率兵，来攻榆罔”，蚩尤进攻榆罔在何处呢？文献虽然没有具体记载，但根据“此山炎帝之所居”，炎帝之子“柱出兹山”，“参卢之后政衰，其国浸削，至春秋时，为晋之附庸焉”，几千年后直至汉朝“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都说明羊头山几千年以远，都是姜姓氏族的中央根据地，蚩尤进攻必然以此为首要目标。
随后蚩尤驱逐末代炎帝榆罔，即“蚩尤产乱，出羊水（羊头山之水）”，因“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因此蚩尤随之“登九淖、伐空桑”，致使榆罔退至榆州，即“昔烈山帝榆罔之后，其国为榆州”。而后蚩尤以“炎帝”自居，据运城盐池战轩辕黄帝，兵败被“解”。可见蚩尤进攻榆罔的总体路线脉络是清楚的。
我中华民族肇始农耕、波澜壮阔的上古历史，始终与羊头山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那么羊头山到底是怎样一座山呢？
这要先说到太行山。宋代理学家朱熹形容太行山：“河北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党，在天脊最高处，过河便见太行在半天，如黑云然。”在河北、河南观望太行山必须抬头仰望，这就不是寻常山岭可以比肩。而羊头山“在太行之北一百五十里，众山最高处，俯视太行，犹在下矣。”《高平志》云：“羊头山在县北四十里，危峰秀拔，势凌霄汉。日夕诸山俱瞑，而此峰返照犹光，故俗传此山比天下名山高三尺。然非山高，地势高耳。秦并天下，置郡县，以此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上党郡。”
《尔雅·释战》记载：“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
凡高山大峡，巨川深谷，必聚天地之灵气，凝结万物之精华。
太行山又名大行山、大形山、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等。太行山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自远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早期远祖聚落生息的地方。它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代代延续，包括炎帝神农时代。太行山是一个大山脉，绵延千里以上。而羊头山则是具体地点，可以直接找到的地址。“太行来脉中天近，炎帝神功万世尊”，这就是古代诗人对太行山脉炎帝神农氏遗迹的不朽评价。堪与太行山相提并论者，唯羊头山。
羊头山与佛教
“天下名山僧占尽”，羊头山极为优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背景，当然首先被佛家选中，因此有了满山遍野的佛教石窟和多座寺庙。
羊头山沿山而上，佛龛神像、石窟宝塔随处可见，可分为九区，较大窟龛二十二座，小型佛龛八十多座，窟洞平面多为方形。还有千佛碑一通，皆魏至唐时期文物。山巅山腰雕石塔六座，唐制，高4—6米不等，平面方圆两种，高者七层，密檐式，低者两层，楼阁式，形制古朴，手法简洁，为它处所少见。
史志记载，羊头山佛龛石像建造年代起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至今约1500余年。1958年秋，李玉振曾在羊头山最大的石窟东北角一个凹陷处，找到模糊不清的北魏××年落款，应该就是石窟建造的日期。2002年9月，又有山西省内外炎帝文化考察团在另一座佛龛背面一个石洞中，发现了“天保七年”的落款。史载，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天保是东魏北齐的年号。天保七年距北魏孝文帝元年有85年。羊头山上的北魏石窟群，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始建，陆续凿建85年以上，前后三代工匠群体创作。其工程浩大、凿刻艰辛、延续时间长，由此可见一斑。
西南山巅（亦称右峰）“八十八佛”窟，距羊头石龛二百余米，列为第二区。窟龛三个，分上下两层。前窟南向平面方形，门外二金刚侍立，窟内正面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而坐，菩萨侍立主佛四周，四周雕有龛八十七个，内各置一佛，皆坐式，连同主佛共八十八尊，窟名由此而来。窟南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面型略秀，身材修长。后窟较高，亦称上窟，窟上石塔已毁坏。塔下一窟，方形，窗门南向，三面雕像，正面和西侧主佛已不存，尚存东侧一佛二菩萨和西隅左尊胁侍，面型清秀，神态自若，刻工纯熟而洗练。视其造像风格，与前窟同为齐隋间遗物。
第三区为千佛洞，位于半山腰部，窟内方形，四面小佛龛满壁，近千尊，故称千佛洞，洞中可容纳游客多人，当地人称“游履洞”，与“清化寺碑记”记载“神农氏游履于羊山，尝谷于此”相对应。这里的雕像都是唐代风格。第四区为方塔窟区，第五区为圆塔窟区，第六区为多宝龛窟区，第七区为大石窟龛区，第八区为佛山区，第九区为唐代龛区。这些石窟龛内，雕像大都肌肉健美，衣饰贴体，艺术价值很高。
千佛碑，在清化寺址西，四面满雕佛像，正面碑身中心雕火焰形大龛一区，内置坐佛一尊；侧面中雕佛像两龛，为一佛二菩萨。造像风格，发髻光滑，面相方圆，宽衣博带，肩膀较平，尚存北魏风格。曾有盗贼试图将其凿断运走，因当地村民奋力保护，才未得逞，碑上残留一排凿痕，记录着一次未遂的劫难。
羊头山石塔，是山上石雕作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原为六座，两座损毁，现存四座，分布于山巅和山腰。山巅两塔，唐代建造，南北对峙，十里外皆可望见。塔都是圆形，自上而下全部为大型石块构筑，一座为四层密檐式，一座为七层密檐式，层层叠涩出檐，轮廓极为优美。山腰两座，一方一圆。此处石塔虽然不大，但造型特殊，在我国已知的古塔中，尚属奇构。
另有一座石塔是平面呈正方形，作二层单檐式。塔身正面刻造像佛龛两个，龛内内置一佛二菩萨，佛像结跏而坐，面型衣饰皆属北魏风格。塔身之上为瓦陇式屋顶，整体造型粗犷豪放。特别是佛龛底座雕刻为一个炎帝神农氏族的图腾羊头，羊头各部分线条虽风化严重，仍清晰可见、极为传神。《山西旅游名胜大辞典》记载：“羊头）山巅有石雕方形塔，塔座似伏羊，头尾清晰，山因此得名”。此结论与《羊头山新记》的记载以及与羊头山本身的文化内涵有区别，是旅游者易混淆之处。
这个塔座不像一般碑座那样，雕成所谓“赑屃负碑”的形态，而是雕成一只硕大的羊，这在国内极为独特。按说羊不属大型动物，不具备背负重物的能力，那么这种设计构思就一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它展示了佛教进入羊头山后，立即与原有的炎帝神农文化融为一体，在羊图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宗教意识形态，没有另起炉灶，而是一种融汇、传承、共处的关系，体现了佛教因地制宜、期望获得当地人民认同的全新姿态。
三座石塔的风格，在国内均属罕见，构成羊头山石刻的独特风格。
羊头山自北魏时期，就渗入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因素。早在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即传至中国。到了北魏太武帝时期，佛教已经很流行，但太武帝不信奉佛教，只信奉道教，因此在法律上禁佛兴道。
孝文帝是太武帝之孙，他信奉佛教，自继位迁都洛阳后，常把一位昙曜和尚请进宫谈论佛法，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征集数万民工，耗费巨额银两兴建佛寺，先后在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武周山）建造了云冈石窟，在洛阳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大佛寺和龙门石窟，在甘肃建造了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孝文帝由大同迁都洛阳，石窟开凿之风便吹向洛阳，并横扫途经的高平羊头山。羊头山石窟和双塔，不过是当时佞佛之风的一批作品。孝文帝这种佞佛之风，对于推行他的汉化改革，缓和民族矛盾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把佛教融入炎帝神农氏遗址，淡化了人在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且佞佛之风兴盛，既耗费财力，百姓又纷纷削发为僧尼，田地无人耕种，这与当初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的重农走向相左。
《释名疏正》：“古‘羊’、‘阳’字通。”因此羊头山又名首阳山。有关古籍记载：“羊自山出，山为羊之居处，故羊为山神。山神为羊，土神也为羊。”朱载堉在《羊头山新记》中指出：“羊头山神指神农也。”由此明晰，羊头山是以图腾物“羊”为山神，炎帝神农氏是崇拜羊的氏族最高首领，是坐镇此山之神。故“清化寺碑记”记载佛之“得摄羊山同成佛果”，慨然引为同道，对羊头山虚怀接纳作出了回报。
武则天与羊头山
与炎帝神农氏直接相关的，是处于羊头山之“羊头”的“额头位置”之清化寺，是高平最著名的佛教寺庙。明代万历年间“清化寺碑记”描述为“佛圣者住居云鹫，修养幽岩。睹巍峨而碧峭连天，观端景而青松附地。是以上观殿宇与兜率无□，视基址与祇园何异……东倚秦高之岭，西连羊头之巅，北靠天台，南枕清化，皆我佛无凡之地。万神永护，诸佛扶持。得摄羊山同成佛果。考之历代神僧居之者：神农氏游履于羊山，尝谷于此；夷齐饿卒于首阳显迹……”碑记对羊头山自然地理的描述，恰若天地之自然造化；对历史的记载，不仅特别说明神农氏尝百草获嘉谷在此，还特别记载了商周时伯夷叔齐在此首阳山采薇而食，宁死不食周粟的故事。
《羊头山新记》记载，清化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初为定国寺，北齐时改名洪福寺，隋末寺废。唐武则天天授二年重建，改为清化寺。
笔者首次亲往所见却都是几乎长成树木的灌木丛，穿行其间，如西双版纳密林，分不清方向和道路，穿行中忽见佛像仍在灌木丛中正襟危坐，面对世道沧桑静思佛理。倾斜在地的八角莲花座，一半掩埋在土中的石碑，仍平整如故的殿内青砖地面，磨损的石阶，寺产遗物的堆积，静静地展示着各自的故事。
最动人的是两个依旧矗立的方体抹棱石柱，制作工艺精湛，依旧展示着它繁荣时期的存在状态。牧羊人告之，此地原有刻“炎帝城”三个大字的千斤古钟，1946年还曾见过。
与清化寺有某种联系的，是羊头山之“羊鼻子”位置的六名寺，唐贞观六年首建莲花池，因池中莲花盛开得名，泽、潞两州志均有记载。庭院宏伟，分上下两院。上院正殿建筑宏伟，四根石柱的柱础非同一般，是四个大青石狮，高于常人所见，雕刻极其精美。院中舍利塔巍然耸立，塔前就是莲花池，四壁石砌，北墙以大理石雕刻龙头，龙口之水常年流量均匀。莲花池清澈见底，来人常取龙口之水医治百病，历史传说不胜列举，典故丰富多彩。
自高平炎帝陵被电视报道之后，曾有人出400万元购买这4座石狮，被米东明断然拒绝。随后即有人夜半潜入盗窃，将守庙人反锁于所居东厢房内，守庙人闻之欲出而不得，随即越窗跳出，迫使盗贼逃走，守庙人缴获斧凿等工具。米东明与守庙人王宝珍是老相识，1994年8月发现炎帝陵之际，就听说六名寺守庙人有一个手抄本古书，米东明亲自登门，第一个亲眼看到了手抄本《羊头山新记》，据此找到了羊头山的许多炎帝神农遗迹。
《羊头山新记》记载的高庙“东南二里许，有金龙池”，从地理位置来看，应该就是莲花池，池中的大理石龙头即应出此典故。
莲花池历代称清化中寺，至民国十二年重修后，改为六名寺。有碑为证，1989年尚存。
与清化寺还有联系的，是羊头山下团池乡、即羊头山行政属地，前乡政府所在地旧址——清化下寺。寺内残碑记载，清化寺下寺创建于唐代，整个寺院因地势而建筑于村中高地上，坐北朝南，四进院落，规模宏大，殿阁高低有序，别致可观。
上寺、中寺、下寺直接呼应、相互保持连成一体的关系，与神农城、神农乡上下为一体相同，充分体现了唐武则天建清化寺之际，佛教面对炎帝神农文化的强烈融入意识，似在表明清化寺佛家与炎帝神农氏一样深入人心，即达天上，又在山中，亦在人间。
武则天称帝伊始、百废待兴，却为何特别关注上党地区一座已废的寺庙，重建清化寺呢？
《旧唐书》记载：季冬寅日，蜡祭……神农氏、伊耆氏，各用少牢一。《新唐书》记载（天授）二年甲戌，改置社稷，旗帜尚赤。同时与之直接呼应的，就是上党羊头山重建清化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天授”，为唐代女皇武则天称帝时的年号。武则天称帝第二年，一改祭祀农神后稷的传统，改祭炎帝神农氏和伊耆氏，并在蜡祭时各用少牢规格祭祀。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改变祭祀传统，改额清化寺，不仅表示尊崇农耕始祖炎帝神农氏，与其以武后身份登基大统的心理也直接相关。
武则天称帝15年，前后更换年号13次，几乎平均每年更换一次，其中有4次是一年两次更换。不寻常做法就一定有不寻常做法的原因。或许因为是中国封建历史上首次女皇称帝，与祖制相违，未知能否长久，世人疑惑观望，因此需不断昭告世人确实如此没有听错，就一再发布此类特级改元诏令，不断给人以警示。如同今日欲想广而告之，“重复是广告的金科玉律”。这与清康乾盛世之康熙皇帝在位61年仅用一个年号形成鲜明对照。
武则天钦定的帝位年号先后为：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共13个。从字面意义来看，此君权为“天授”，是“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反复这般强调，足见心理上志得意满却又底气不足。
武则天14岁被唐太宗看中入宫，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唐太宗驾崩后，“武媚”依唐惯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两年的尼姑生活注定了她日后信佛重教。武则天亲政后，以一代女强人的雄才韬略推行其治国理念和政治抱负。为巩固武氏天下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她更加信奉佛教。但“清化”二字颇具道家意味，其中似有缘由。
“洪福寺”改为“清化寺”，“清”字为“氵”字旁，水属阴；“青”字为下边“月”，上边“生”字的变形；月属阴，“青”色为“月生”亦为阴属之意，与大山“羊头”“首阳”之称对比，强加一种阴阳均势，隐隐体现了女皇的某种心理背景。
武则天登基后，一改周朝以后历代祭祀周人“农神后稷”的传统，恢复夏朝以前祭祀的“炎帝神农氏”。这比祭祀周人的农神后稷更“远祖”、更符合华夏民族的神农氏“正宗”。武后处处做到极致、处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做法必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在炎帝神农氏始祖始创农耕之地重建“定国”、“洪福”寺，改匾额为“清化”，就体现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背景。
既然武则天改祀“炎帝神农氏”，对“炎帝神农氏”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定位说明。当时在“周都”洛阳做过什么文章，一时尚待考证，但据《泽州府志》记载，在高平神农乡所属、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的羊头山建造清化寺之际，曾刻碑一通。
音律学家朱载堉似乎并不信佛，羊头山遍布北魏以来的佛教石刻石窟，他在《羊头山新记》中基本未提，却唯独提到这通清化寺碑。
1994年米东明发现炎帝陵、随即国内国际电视台报道之际，尚未发现此碑。直至2001年8月，梁晋高任团池乡党委书记组织探寻炎帝神农氏遗址时，随着铁锹与巨石的一声碰撞，这通1300多年前的唐碑才轰然出土。碑额是四条飞龙在天，正中莲花座上是观世音菩萨；碑文的上沿横书“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文关键词：“此山炎帝之所居也……遍陟群山，备尝庶草，届斯一所，获五谷焉……于是创立耒耜，始兴稼穑……人钦圣德，号曰‘神农’……播生嘉谷，柱出兹山矣。”
这是唐乡贡明经牛元敬撰写的碑文，气势恢宏，文笔优美，昭昭可见对炎帝神农氏丰功伟绩的颂扬，对其高尚品德的赞美，对羊头山气势高远、风光壮美之令人神往的经典描绘。
以碑文恢宏的气势，村野乡儒难以有此文笔。碑阴即碑的背面所刻文字：“所有当寺，方圆八里，东至秦关古道下面，东西石楞并虎谷南，高僧岭所管。南至团池古羔分水。西至秦关栅村道下面，东西石楞并古尼寺下平取。正北至双浮图下古道。以上所管，永记于铭后”，共七十五字，规定了清化寺的寺产土地范围。这种规定绝非寺庙能够作出，刻写在普通碑碣上亦无意义，因此此碑在当时的分量亦可想见，绝非民间私刻。
按朱载堉在《羊头山新记》中记载，碑文“乃唐乡贡明经牛元敬撰并书”。我国科举在隋朝已经开始，到唐朝已经形成正式的科举制度。牛元敬为唐时的贡生，已属国家级别选拔的特殊人才。
朱载堉上羊头山时，清化寺唐碑字体还清晰可辨。因此，朱载堉在《羊头山新记》中写道：“字乃行书，遒劲可观，颇类圣教序。”《圣教序》是李世民赠给玄奘三藏法师的一篇序文。后来沙门怀仁集字王羲之书法而成《圣教序》，成为当时最高水准的书法样本。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萧冀赚兰亭”获得《兰亭集序》，每日临摹，后来的《圣教序》王羲之集字多是李世民反复临摹之作。《明赵崡石墨镌华》记载：“唐得天下后，太宗祀晋侯而为之铭。高祖起兵时，曾祷于晋侯之祠而以是报享之。太宗制文并书，全法圣教、兰亭而纵横自如。”
李世民雅爱王羲之《兰亭集序》，除自己每日临摹，并令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诸大臣临摹，以广流传，蔚成一代书风。
朱载堉为朱元璋九世孙，书法鉴赏亦非常人，能够评清化寺唐碑书法“颇类圣教序”，书法必然冠绝一时。那么，牛元敬为书法名流，应是当朝俊杰。可见清化寺碑应出自宫廷。
再看清化寺碑首，承袭了唐代华丽之装饰，螭首雄奇，左右前后共四龙。龙头下垂，互相盘结。中间留出圭形之额。除圭形之内是莲花座观世音菩萨左右侍者、圭形之上无莲花宝珠之外，整体与唐太宗《晋祠之铭并序碑》碑首风格略同。毫无疑义，这是皇家独有的形制。
再看《羊头山新记》记载：“其而□等文，非篆非隶，盖武氏所制字也。”毫无疑义，清化寺碑正是按武则天旨意之作无疑。
在“与天为党”的羊头山风水最佳的位置建造寺庙，既有君临天下的气势，亦有人天交集的意境。要领悟这种意境，就要领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武则天本人一定是独有其衷的。
因汉武帝曾封禅于嵩山，并令嵩山脚下的300户人家成立一个崇高县，辖区百姓免交赋税不务他业，专门负责祭祀嵩山神灵。古时“崇”“嵩”两字通假，“嵩高”就是“崇高”之意。
公元684年，武则天独掌大权后，立即赴中岳嵩山封禅。称帝后，又多次来嵩山封禅。唐朝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武则天在嵩山的峻极峰修筑一座登封坛进行祭祀。第二年，武则天又来登封，在嵩山登封坛上，奉嵩山为天下五岳之首，并在嵩山封禅、封岳神。随后，武则天下了一道诏书，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并改县名为登封县，阳城县改为郜城，以示“登嵩封岳大功告成”。对于8次登中岳极顶一览众山、君临天下之感受，武则天一定是情有独钟。因此对与天为党的高平羊头山、对山神炎帝神农氏立碑颂扬，这位女皇自有一番心曲。
登大山极顶纵览天下，人人都会产生超越凡尘的感受。
祭祀天地
上古人类面对广袤自然，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太阳为何东升西落？为何白昼衔接暗夜？明月星汉为何夜晚出现？草木为何枯荣？为何会有风雨雷电……先民感到神秘莫测，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万物有灵就是原始先民的世界观。
于是先民崇拜天地，崇拜日月、崇拜水火，崇拜一切自在之物。如《礼记》所述：“日月星辰，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材用也……”《说文解字》记载“烧柴焚寮以祭天”，《礼记》记载“天神在上，非燔不足以达之”，“以天之高，方燔柴于坛”。焚柴祭祀成为后来焚香祭祀的起源。
《礼记》记载“之义，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礼。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是报田之祭也。其神神农，初为田事，故以报之”。《路史·炎帝》记载“农事终而始，蜡祭也”，“蜡”通“腊”，为年终农闲腊月时祭祀田祖和先穑，有固定的祈祷宣颂词。《路史·炎帝》记载“蜡之义，自伊耆之代有之，而祝之曰：‘土反（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亡作，草木归其泽’，传以是神农蜡词矣”。
上党地区的蜡祭民俗，每年岁终腊月，农民在蜡祭活动时，聚合家族全体成员用各种物品供奉田神，还要伴以击鼓之乐和舞蹈。所击打的土鼓，是民间乐器。《周礼》郑玄注：“土鼓以瓦匡，以革为两面。”桴，即鼓槌，是用陶泥土烧制的陶槌。《路史·炎帝》孔颖达注：始诸饮食敬鬼神，祭祀吉礼起于神农。我国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绘有手拉手女性跳舞图纹的彩盆，可见远古先民的腊祭一定是手拉手跳起欢快的舞蹈。祭祀舞蹈传至南方，被史学家称为傩舞。
上古氏族对首要崇拜之物，要塑模造型、陶器绘画、摩崖刻划等，这就形成氏族图腾。如女娲氏族崇拜蛙，伏羲氏族崇拜龙蛇，炎帝神农氏族崇拜羊、鱼，少昊族崇拜鸟等等。
古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在祭祀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始祖配天地而祭，叫做报本返始。后裔对祖先的永恒纪念，莫过于把祖先的形象和族徽代代相传，认为只有这样，部族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图腾对于敌对力量，就成为震慑之神。羊头山上的羊头石刻即标志“此山炎帝之所居也”，同时成为威震四方的炎帝神农古国祭祀中心。
羊头山顶的地形建筑格局，是典型的祭坛布局，符合王城的级别要求。在那里能够仰视天穹，俯视天下、天威浩荡、替天行道。在《山海经》里记载的451座山区，其中26座都有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那么“炎帝所居”之炎帝城并有羊头石图腾的羊头山，必然成为炎帝神农氏族的祭祀中心，非此莫属。
秦统一天下后，封禅即在泰山举行。祭天在泰山顶，祭地在比泰山稍低的梁父山，以示皇天厚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北京的天坛、地坛建筑，就是明清帝王为避免远行不便，就近而建祭祀天地的场所。
进入新石器即磨制石器工具的时代，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大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更加明显。然而，先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和掌握了大自然的一些规律，产生了一些对氏族生存有重大贡献的首领，如开始土圭测影的伏羲氏，善于构木筑巢的有巢氏、善于用火制陶、善于播种农耕的炎帝神农氏，善于造车的轩辕氏，善于制造金石兵器的蚩尤九黎氏……。原始先民由自然崇拜转向祖先人鬼崇拜，认为人的肉体虽然死去，但灵魂依然存在，并时时关注着世间社会。特别是本部族的始祖、首领以及对本氏族生存和发展有功人物的灵魂，都是本氏族的保护神。
最高的祭坛
祭坛，是早于庙堂的远古先民祭祀天地、祖先、移交部族权力的圣地。通常要在高处建筑三层以上。羊头山形的两只“羊角”之间衔接处，目前的祭坛整修前，就有历史遗留的三层祭坛。当代考古学家曾在辽宁辽河一带发现规模宏大的女神庙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封禅祭祀地，黄帝族的遗存，距今约5000年。证明在原始社会晚期，我国已经有了原始的祭祀场地、祭祀建筑和祭祀活动。
公元前21世纪，随着夏王朝建立，我国的祭祀由自在的形态进入了自为的形态。在天神、地祇和人鬼的祭祀之中，人们特别重视祭人鬼——祖先的祭祀。历代帝王专门祭祀祖先的场所——宗庙建筑已经出现。河南堰师二里头，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夏王朝时期王室祭祖的宗庙建筑遗址，至今保存完好。
远古时期的祭坛具体形制已难知晓。然而一些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玉器纹饰上还有端倪可寻。如浙江余杭安溪山出土的玉璧上即有一个祭坛图案，此外，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玉琮、台北博物院收藏的玉璧、玉琮、美国弗利美美术馆收藏的玉璧上均有祭坛图案。这些图案有一定共性，基本由三部分构成：下部为一个有三层台阶的高台，如祭坛状；坛顶竖一立柱，上部如杵状，下部呈圆圈连成柱，柱顶立一鸟；在祭坛侧面也有鸟形，似飞翔状。背有阳光，有人称其为阳鸟负日，太阳神徽。
夏代以前祭祀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古籍中多有记载：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左传》）
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为稷。（《礼记·祭法》）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为稷。（《国语·鲁语上》）
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故立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兴也，以弃代之，至今祀之。（《潜夫论》）
“神农氏（子）柱，名农，作官，因名农是也”。（《国语》）
厉山氏、烈山氏，均是炎帝神农氏的别称；神农氏子柱（农），是植百蔬百谷者；弃，即周弃，为周人祖先。
“主”的古文字形是一个点燃的油灯，黑夜点燃的油灯即为“主”，其余物体人等都围绕它、均为“副”或“辅”。引伸则多用于长形“柱”状物。“柱”是农耕初创时期的点种木柱，是为“主”的工具。聚居地即为“住”，军队有马匹即为“驻”，偏旁不同，都采用一个“主”字。图腾柱竖在地头上，称田正，是土地神，其形象便是一根柱子。商代之后，表木之柱又代表了国家支柱。后来与社神相配。《说文解字》：“社，地主也。从示、土。”
根据历史记载，炎帝神农氏之子“柱”成为农耕社会对农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夏代以前，祭祀的就是炎帝神农氏之子稷神柱公，他使夏代以前的农耕文明社会得以勃兴。夏人之所以要祭祀炎帝神农氏（烈山氏），是因夏代始祖夏启的父亲为夏禹，父辈为黄帝后裔（帝喾之子），但其母家为炎帝伊耆氏（即烈山氏），与炎帝神农氏族有这样的历史渊源。黄帝族后裔夏族世代传承的是炎帝神农氏始创的农耕技术并将其发展光大，因而夏王朝祭祀稷神——柱。
到了周武王姬发开创的周朝，对其有功者四处封地，扩大疆域，为巩固其统治，不再沿袭被统治时夏人崇拜的祖先神农世系“柱”作为祭祀对象，而是改换了本族的祖先作为祭祀对象，封周人的祖先弃（又名后稷）为稷神，从此延续祭祀，以凝聚周人统治阶级之人心。
从殷商和西周时期，王室祭祖活动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随着等级制度的森严，祭天、祭地成为“天子”的特权，祭祀传说中的祖先，也成为王室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宗庙不但是王室成员祭祖的重要场所，也是国家举行大典，发布重大决策、册命大臣和召见诸侯的场所。从政治上看，王室祖庙与国家朝廷处于同等重要位置，从礼制上说，祖庙地位高于朝廷。
羊头山一带的炎帝神农氏祭祀性的建筑祭坛，应该自炎帝神农氏族时代世代沿袭。周朝以后，朝廷不再祭祀炎帝神农氏。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又开始祭祀炎帝神农氏。
孝文帝在北魏统治者占领和平定中原后，采取了与汉民的融合和亲政策，包括迁都洛阳，穿汉服、学汉话，与汉民通婚等措施。有感于羊头山为汉族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聚落之地，于是在倡导兴修佛教石窟之际，修建了羊头石塔佛龛和定国寺，即今清化寺之前身，以示对炎帝神农氏的敬重，以推动和发展中原的农业生产。从此，周朝以来被冷落了一千余年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神农氏重新得到官方的高度尊崇，上党地区自商周以来作为朝廷征讨对象的炎帝神农氏族裔民从此得到尊重，民间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也逐渐兴起。随着北魏鲜卑政权的灭亡，社稷祭祀对象依旧沿袭黄帝与后稷。
唐朝武则天登基改国号为周，继承的是商周之际轩辕黄帝氏族的姬姓国号，却在天授二年改置社稷对象，祭祀农耕始祖姜姓炎帝神农氏，展示了民族融合团结的全新姿态，与自己首次以女性登大宝并大刀阔斧改革的全新姿态。
此事对于炎帝神农氏故地的意义，在于“在此”改置社稷对象，并立碑记事。说明当时集盛唐学者群体之共识，羊头山为举世公认的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之故地。她没有去湖南，也没有去宝鸡抑或其他什么地方，也无需托什么梦来强其所为。这就是羊头山炎帝神农氏故地的历史意义所在、社会价值所在、文化内涵所在，这是无需任何刻意考证的必然之举，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一代举国学者的众望所归。
因改祀炎帝神农氏，武则天需要对自己改置社稷加以记载，因此需要对炎帝神农氏歌功颂德的赞美之作，唐碑这篇宏文大作就应运而生了。其中“人天交集，仙圣游居”或许正是武则天追求的境界。因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目前唐碑已经成为国内有关炎帝神农氏最重要最完整的大型碑刻，在国内堪称“之最”，是羊头山的镇山之宝。我们今日能够如此这般评论唐碑，足见则天武后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清化寺上、中、下寺与唐碑的意义和价值，即在于此。
羊头山在此展示的，是永远不会随自然社会物质演变而消亡的巨大文化张力，它的力度绝非仅仅悠然南山的从容不迫。
以羊头山、神农乡以及高平大面积炎帝神农氏遗迹群展示的五千年炎帝神农文化传统，一定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会充分延伸于更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