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往事
但是，羊头山神农庙为什么要迁建到庄里村这个位置呢？
这或许要从上古说起。
火的使用，使人们获取猎物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人口迅速增长，而能够猎获的动物数量却逐渐减少，狩猎已经不能维持原始氏族的生存需求，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了氏族生存发展，开始在植物之中寻找可供人们食用的种类。他亲尝百草，发现了可以食用的黍粟类植物优良品种，并亲自栽培实验种植，形成最初的农业技术。同时也发现了虽不能直接作为食物，但可减缓甚至治疗某些疾病的植物，形成最初的中医中药。这就是古文献记载的“遍陟群山，备尝庶草”。
长年“尝百草”，炎帝神农氏终于不幸亲尝断肠草中毒，病痛不能骑马，于是换马乘“轿”，即最初的将人抬起来的用具。换马的地方因此得名“换马村”。当炎帝被抬到相距一里处的一个小村时，病情加重，已呼叫不应，那个村便得名“不应村”，因年代久远当地口音流传，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北营村”。
炎帝“驾崩”后，在现庄里村位置“装敛棺里”，方言渐渐说成“庄里”。装敛后在五谷庙东北方向一处平地上停放，这块平地便得名“卧龙湾”。炎帝“驾崩”后葬于现在炎帝陵墓的位置，他的红色骏马“红骢”同样受到尊重而放生，后来人们还能看到骏马奔驰在换马村东南的山岭上，留下地名“跑马岭”。近代这里逐渐演变形成“庄里村”。这个典故在当地世代流传，《高平地名志》上一一记载。
当然，《高平地名志》为近代编纂，许多记载来源于世代延续的口耳相传。那么，这种“口耳相传”具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学者程铫田指出：口耳相传的古代遗语，又是甚至比书本上的陈言更有考古价值。人“口”中的“文献”，虽经数千百年，兵变劫不去，易姓也不能改变。训诂学家阮元又指出：“因古人以简策传世者少，以口舌传世者多，以目治世者多，以口耳治世者多，势必寡其辞，协其音，以文其言，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日本学者认为，传说是对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夸耀，是一种口碑文化。当西方学者踏上古老的非洲大陆时，在那些几乎与文明社会隔绝的古老部落中，无论怎样强调口头传说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一些掌握口头传说的老人，他们从小要受到甚至长达21年的训练，以便能够背诵自己部落自古留下来的所有传说，还能将本部落中新近发生的事情编进去，并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以传说传递历史信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担负本民族传说使命的人，必然是首领、智者、巫师等。由于他们的口头传承，才可能使古老的炎帝神农事迹代代相传，后来记入龟甲、简册、史书，并一同流传至今。湖北神农架近年发现的中华民族创世史诗《黑暗传》，就是以这种方式世代流传下来的上古时代口碑历史，是古籍文献最重要的互补资料。
以这样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上述地名传说，就能确定几个最重要的历史信息：第一，传说神农氏最后尝百草中毒时经过的几个地方都在换马村、庄里村周围，非常集中。第二，这里距离羊头山仅数里之遥，而羊头山是传说炎帝神农氏尝百草，获嘉禾之地。神农氏中毒又是由于尝百草所致。第三，炎帝神农氏陵墓陵碑在换马村东南二里。
这样联系起来，神农氏尝百草与尝草中毒、与逝世埋葬、与发现的陵碑与陵墓、与文献大量记载等等，就此构成一个“传说”与“文献记载”与“实物”，丰富、系统、完整、符合生活逻辑的“神农氏之死”的全过程。
神农氏之死
1994年8月，米东明在高平发现炎帝陵。随后就引出炎帝神农氏之死的讨论。
对此，不同的古籍文献记载了两种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时误食一种“断肠草”，腐烂了肠胃，无药可救而死。二说炎帝神农氏在尝百草时，品尝了百足虫，中毒致死。
如果只有一种死因记载，炎帝神农氏之死即为定论。但文献中两种传说并存，结果使人哪个都不大相信。
管理学上有一个手表定理：当一个人有一只手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手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
根据神农之死的两种记载，人们就形成了两种观点，互相难以说服。
羊头山上有一种身体两边长满腿脚，遍体布满黑黄相间条纹的虫子，长两寸多，学名“百足虫”，或许其足还不止百条，日本称其为“千足虫”，国际资料已记载有750条足的。这种虫爬行起来，成百条足运动呈规则的波浪形，井然有序，飘飘然犹如众人划桨、大海行船。
看到这种百足虫，就使人联想起炎帝神农氏的死因。
羊头山盛产的那种百足虫，庄里村民称之为“断肠虫”。而我们在羊头山脚下李家庄采访，村民却称其为“断肠草”。笔者追问：既是“虫”类，何以有此“草”名？村民正色道“虫类都入本草”，语出惊人，令我等大为震惊。
村民的这个直截了当却直奔主题的回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它将古籍文献中看似不同的两种说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使两个看似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记载，合理地、圆满地合二为一。神农氏之死因此有了答案。
五类中药
笔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第7套农业节目山西工作站任职，了解中草药古称本草，来源为“草、木、虫、石、谷”五类，可知中药的种类极其广泛，除熟知者之外，许多种类令人意想不到。例如“灶中土”，为柴灶灶壁上的黑灰，“青之水”为茅坑里的粪水，“井中泥”“童便”更为人们所熟知……这些都可能在中医诊治疾病过程中，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
清朝慈禧太后命御医制作的“玉容散”中，就有“白丁香”“鹰条白”“鸽条白”的成分，它们分别是麻雀、鹰和鸽子的排泄物。世界上最昂贵的咖啡已经不再是备受小资追捧的蓝山咖啡，而是印度尼西亚的鲁瓦克咖啡，产自一种狸猫的粪便；黄莺的粪便则是美白洗面奶的重要成分。由此就容易明白，食物消化，在动物体内从胃至大肠的每一个阶段，理化特性都会不同。食物消化直至大肠，器官仍在吸收，对动物身体必有不同的成分作用与生理效应。对此用之恰当，就会有医疗作用，这就是五千年前炎帝神农氏的高明之处，神农就是神农。
至于“全蝎”、“僵蚕”、“蜈蚣”等毒虫入药，早已为人们熟知。因此“虫”入药是中医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亦被称为“本草”。有的村民告知，因百足虫有毒，平时鸡见了都不敢吃，充分证实百足虫确是毒虫，就必有某种药用功能。
为此笔者专程前往原畜牧局干部李玉振处查阅《神农本草经》。此书是汉代根据《神农本草》的中药知识整理而成，是我国最早的医药书之一。书中将中药按无毒、微毒、有毒的情况分为上中下三品，下品中有药名“马陆”者，即为百足虫。同时看到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亦有“马陆”词条：“马陆，释名为百足、百节、千足、马蚬、马蜷、刀环虫……”等十多种，同时特别记载：“时珍曰：马陆系神农药。此虫足甚多，寸寸断断，亦便寸行。故鲁连子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人自毒，服一枚便死也”，果然是中草药中极不寻常的一个品种。《红楼梦》里便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比喻一种世态兴衰。最重要的是，马陆被历代中医配伍多种药方，却被李时珍特别注明为“神农药”，此中意味深长。
此次采访，找到了百足虫剧毒入药、并与神农氏直接相关的文献依据，为论证炎帝神农氏之死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五千年前神农氏之死谜案，竟被当地农民直接引向答案。得之虽属偶然，但大面积寻访必有收获，却属必然。必然寓于偶然之中。
至此，关于炎帝神农氏之死遗留的一连串地名如换马、北营（不应）、卧龙湾、庄里（装殓）、跑马岭等直至炎帝陵，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神农氏之死”的全过程。从此，神农氏之死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答案。最重要的是，这个答案的成功解读，其核心部分竟来自羊头山下神农镇（历代直至宋朝为神农乡）的农民。神农乡的农耕文化传统确实源远流长。
当然，这只是依据百足虫的中医药理记载，要想做个实验极为困难。
为炎帝尝药
高平是文化之乡，绝不缺少对知识穷根究底者。
高平有一位小学数学教师名秦华，以曾对数学上勾股弦定理提出不同学术观点而闻名，曾被邀请参加国际数学研讨会。秦华是一个中医药爱好者，为了证明百足虫是否具有古代医书和传说的毒性，下定决心，焙干研末一次吃下5条百足虫，结果中毒昏迷送医院抢救，6个多小时才回过气来，死里逃生，为当地所称道。这次亲身尝药的意义极为重大，不仅证明百足虫毒性大，而且佐证了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山尝百足虫而去世之传说的可信度。
那么，诸多书籍对炎帝神农氏之死有不同的记载，炎帝神农氏到底是“误食”百足虫而死呢？还是“尝百草”品尝百足虫辨别药性而死呢？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对诸多书籍“误食”或“亲尝”描述的准确定位。
马陆这种毒虫，常见小的一寸左右，大的两寸以上，筷子粗。遍布身躯的是黑黄相间的条纹，非常显眼，即使混在草丛里，也很容易发现辨别。神农尝百草，都是有意逐一品尝，绝无“误食”的可能，这是与西方医药分析化验根本不同的鉴别方式。神农尝百草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尝到毒草是预料中事，甚至是计划中事。因此有神农氏一日中七十毒的记载。至此，我们虽然不知道神农尝百草首先尝了哪一种植物，却已经知道炎帝神农氏亲尝的最后一味中药是百足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金陵本）“马陆”词条特别注明并署名“时珍曰：马陆系神农药”，这是一位中国最著名太医的历史研究和真实记录。
虫与草两种名称、文献上记载的两种传说，经深入采访考察分析，在高平神农乡取得了内在的统一，终于解读了这个历史悬案。这个重大发现，使炎帝的死因从此得以确认，炎帝陵的存在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依据。
从此明确，尝百草、获嘉谷、始创农耕的炎帝神农氏尝百足虫而死，地点在山西高平羊头山，临终经过换马、北营至庄里村一带，埋葬地在庄里炎帝神农氏陵庙的位置。传说与文献记载、遗迹物证相互吻合，脉络清晰，符合生活逻辑，足可取信。
炎帝神农氏为探索百草入药而献身，以可贵之躯为中华药典宝库填写了最后一味中药，其精神已经永垂岂止千秋。
炎帝神农始祖不仅是中华农耕的开山始祖，也是中医药的开辟始祖。农作物与中草药都主要来自植物，因此是药食同源，都源自土生万物。炎帝尝百草，对药、食两类植物进行了区分。如哪些草木无毒，可播种食用；哪些有毒，可以毒攻毒，用来医治某些疾病等等，被后人尊为“药王”之祖。
氏族名称之药
相传炎帝神农尝百草、定医药，是从发现生姜的药用开始的。
相传有一次，神农氏在群山尝百草中毒，随后取了一种植物的根块，嚼碎吞咽下去，不久感觉毒症消释。在惊异这小小植物块茎疗效神奇之余，以自己的姓氏“姜姓”为这种神奇的草命名为“姜”，成为一味中药，同时成为一种食用调味品。炎帝深知许多人平时受尽各种疾病的折磨，无数人不治而亡。于是下定决心，对世间的草木一一品尝，以确定它们的品味和药性，然后形成食物种类与医疗药方，解决了人口发展后的食物短缺与人民的疾病医治。
由此，神农时代的初始农耕与中华医药遂逐渐形成。如果说，中华文明诞生于采摘第一粒谷物种子的手，那么中华医药就诞生于采摘第一味本草的手。这就是中华文明系统中，农耕发源地羊头山的独特地位，并与农耕始祖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关系。
神农尝百草、定医药的事迹，古籍中多有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拾遗记》）；炎帝神农氏“尝百草酸咸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通鉴外记》）；“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温平寒热之性……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增补资治通鉴》）。
我国历代传承中医药理的君臣佐使，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寒热温凉四气，酸咸甘苦辛五味，六欲七情和合，子午流注，奇经八脉，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都凝聚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肇始神农的中医中药文化的传承和智慧才干。
如果说《穗书》是传说中炎帝神农时代农书的话，那么《方书》即是医书。当然，那时完备的文字尚未形成，但至少适用的一种记载符号、即初期的文字一定已经产生，以一种记载符号表述药的种类和剂量，是完全可能、甚至是必须的。炎帝神农氏通过多年品尝本草，在医疗实践中探索，终于摸清了各类本草对于人体的药性，然后将本草按一定比例配制成无数药方，传授给人们。这个过程如果没有一种记载方式是不可想象的。
台湾炎帝神农氏第154代宗孙姜竹先生多年研究认为，炎帝神农氏在医药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尝百草。由于“古时人民野食，致多疾病，毒伤之害，故神农尝百草，以辨药性”，即“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二是定医术。神农尝草辨味，传至于民，留下《神农本草》，启迪和培养了历代众多的神医药圣。三是试水泉。炎帝神农氏有感于“人民常因饮水而遭毒害者，所以试水泉之甘苦，以分饮用之别”。
农耕与中医中药，共同构成了以炎帝神农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成为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古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