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上九，亢龙有悔。
《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易经·乾》
“释义”
《乾》卦上九爻说：龙飞到天上，到了极高处，反有悔悟。
《象传》说：龙飞到了过高的地方，必将会后悔。因为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
古人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亢龙”的出现正是这种事物变化的现象。亢，指极度、高亢双重意思。因为“飞龙在天”，飞得过高，一下子超过了极限，呈现不胜负荷的态势。事物达到了强盛的极点，就会逐渐衰弱，很快灭亡。月盈则亏，水盈则溢。水与月都是自然界最有道的两种事物，连它们都不能太满，更何况人呢。
有些人只知道争取而不知及时引退，只知道生长而不知终将衰亡，只知道获利而不知所得必失。这就是上九爻辞所说的“亢”。经文本意告诫人们不要无限度地盲目追求成功，追求名利，要实事求是，居安思危，自我警觉。虽然我们的才能有超常发挥的可能，但并非无条件地超常发挥，如果忽视了客观实际，仅凭主观盲动，只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的。
“事典”
故事一：邓通不知收敛遭厄运
《史记·佞幸列传》里记载一个叫邓通的人，他是汉文帝的宠臣，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深得汉文帝喜爱，从此命运发生了改变。文帝多次大量赏赐他钱财，还授予他上大夫的官职。
其实，邓通只是一个水手出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才能。他的长处，不过是自己处事谨慎，对皇帝唯唯诺诺，既不能出谋划策，也不能推荐贤士，只是一味对文帝谄媚而已。
文帝还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从此，邓通靠着铸钱发了大财，他铸造的铜钱遍布天下，人人都知道有“邓氏钱”。当时，他号称“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可见其在经济上的实力之大。
有一天，文帝背上生了一个疮，脓血流个不停。早已是文帝身边红人的邓通觉得这更是一个表现自己忠心的机会，如果表现得好，不但能够得到更多的赏赐，也许文帝心情好，还会封自己做王公。打定了这个主意，邓通便天天进宫去，用嘴巴替文帝吮吸脓血。
一天，文帝突然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啊？”邓通恭顺地回答：“当然是太子了。”太子刘启来看望文帝的病情，文帝要他吮脓血。太子见疮口脓血模糊，腥臭难闻，禁不住一阵恶心，但又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吮吸，可是脸色很难看。后来，他听说邓通常为文帝吮吸脓血，这是做亲生儿子都无法做到的，便感到很惭愧。可是太子觉得邓通这样做未免有矫情的成分，也有邀功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邓通这样做，让身为太子的他非常难办，也因此而嫉恨邓通。
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便找了一个机会免去了邓通的官职。皇位易主，新主子不喜欢他，按道理说他应该警醒，收敛自己的言行。可是邓通为了冲淡自己在权力场上的失意情绪，竟然铤而走险，采取了牟取暴利的手段，大做钱币投机的买卖。他以为这样能够让自己富可敌国，纵然不能再做高官，也算是在财力上达到帝王的程度了。
不久，邓通偷盗境外的铸钱牟取暴利的事情被人告发。景帝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借题发挥，派人调查后证实确有此事，于是便把邓通家的钱财全部没收。邓通最后穷困而死。
像邓通这样的人贪婪招祸最终倒台，那是咎由自取。古往今来，有很多人显赫一时，爬上权力或财富的顶峰，可就是收场收得不好，从顶峰跌了下来，给人生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像周亚夫、檀道济这样的国家柱石，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改革中坚，最后的命运也不好，都没能善始善终。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个人治的社会，一切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好恶，群臣都像在他眼皮底下走钢丝，风险太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丢了帽子，丢了性命。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呢？有。要像范蠡那样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舞台。
故事二：曾国藩让权减职
当攻破太平军天京城以后，曾国藩兄弟的位望达到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而且还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河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
曾国藩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10人位至督抚，凡是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清政府为控制曾国藩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也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大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里，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然而，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几天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军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就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思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在此种情形下，曾国藩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忠心；让九弟曾国荃挂冠归里，功成身退；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曾国藩的主动请求，则正合统治者心意，于是顺水推舟同意遣散大部分湘军。又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仍然委任他为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让权减职之举，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朝廷对他的猜忌，而曾国藩最终也可保位极人臣的官位。曾国藩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当时朝野上下，包括曾国荃，能够深刻地领会这种计谋的没有几个人。
在中国古代常有树大招风、功高震主的事，一些手握重权者难免会受到上层的猜忌和打压。他们采用的办法是自断臂膊，让权减职，清除隐忧，明哲保身。上述历史经验，带有较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反映了古时统治者内部矛盾与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领导与被领导者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是一门学问。下级做出了成绩，确实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更不应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重要的是，在成功的同时，要看到以后的征程。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故事三：毛泽东不主张当状元
1942年7月，毛泽东在与客人的一次谈话中论及到《易》的哲理。
毛泽东问：“你学过《易》吗？”
客人答：“学过，能背诵，但理解不深。”
“你会唱秦腔吗？”
“爱唱，唱不好。”
“考考你，你们秦腔的皇帝出场白，常常把他的登场说成是九五之位，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根据《易》的阳刚则衰、阴极则损的忌讳之习。”
“说得对，其理何在？”
“阳刚为十，减一则九，阴极为六，减一则五，满招损，谦受益，阳极则衰，阴极则损。《孙子兵法》上说，求万全者无一全，骄兵必败，哀兵必胜，都是依据这一阴阳之道来发挥的。”
“对了。100分给你减5分，算个95分的九五翰林。”毛泽东说。然后他又说道：“极则必反，不要当状元，历史上的状元，许多当驸马，养尊处优，埋没人才，很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客人在回答过程中非常谦虚，因为他深知“亢龙有悔”的道理。俗话说：“人无干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际遇总是最短暂的，锦上添花固然精彩，适可而止却最明智。
“吉言”
有些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往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种下祸根，到头来后悔已经晚了。谦受益，满招损，做人既要有做老大的志向，更要有当老二的心态，具有这种心态能让人吉祥多福。
人一旦成功，如果不警惕，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又有多少成功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龙是海里的动物，龙到天上后如果忘了曾经的海，由海气变成的云团就会回到海里，把一条孤零零的龙挂在天上。一个人在高位上呆久了，就自觉不自觉地妄自尊大起来，脾气也变得怪异。他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他站在与白云接壤的高处，看到的都是挂满红飘带的彩色气球，他根本看不清老百姓真正的脸色，也不了解群众的意见，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成功是值得庆幸的。但也要看到，居功自傲时会有多可怕。一个人、一个团体，若高高在上，脱离民众，便到了危险境地。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历史上有多少人摔了下来，今后还会有人继续摔下去。这就叫“亢龙有悔”。
并不是所有站在高处的人都会摔下来的，明智的高位者不会有摔下来的“悔”，但他有另一种的悔，他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了人生事业的最顶峰，高处不胜寒，应该往下走了，应考虑功成身退了。切不可贪恋权势、享乐与私利，赖在高位昏庸处事，随时都可能出错，成功者可要警惕呀！
所以，当一个人的成就发展到巅峰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能看到成功的一面，也要能看到不足或遗憾的一面。只有正确面对现实，及时发现了不足，才不至于让错误的东西也跟着发展。当疵病和错误尚未显示出负面影响时，及时抑制住，是明智之举；反之，如果让疵病和错误搭快车飞腾，势必使之扩大和铸成“悔恨”。所以，当达到人生事业的顶峰的时候，更要加倍小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