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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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社会的疼痛(7)

在这一点上木匠和医生相比差不多是同等的幸运。当年中国人对一个理想的“家”的设计和要求,是以“腿儿”作标准的。写字台四条腿儿,大立柜四条腿儿,一组沙发十二条腿儿……据说,应有尽有,添置齐全了,大约“四十六条腿儿”。当然,这是一流标准,权势者的标准,是处以上干部们的家的起码水平,是科长们追求和向往之的家的水平,是老百姓们梦寐以求的水平。

一对儿恋人打算登记结婚了,女方每每问男方——预备下多少条“腿儿”了?倘“腿儿”的数量太少,女方是要噘嘴儿,甚至是要掉眼泪要犯急的。那么婚期就得往后拖。当年哈尔滨的小伙子结婚前,主要是为“腿儿”的多少而操心上火,而大伤脑筋,而四处奔忙。一间新房,怎么也得有二十几条“腿儿”牢立在地,才能向新娘交代得过去,才能将新娘高高兴兴地迎入。“革命”耽误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耽误了中国生产的发展,但却从没耽误过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结婚。

老百姓身上的衣服,总是要补的,总是要换的。老百姓家里的家具,总是要修的,总是要更新的。衣服到处都有卖的。全市却仅有两处家具店。而且买家具是要凭票的。当年的一级工二十四元月薪,二级工三十六元,三级工四十二元。当年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能升到三级工的是极少数。筹备结婚的年轻人,月薪普遍在二十四元,仅够买一张写字台的一条腿儿。所以,打算结婚的年轻人,打算添置新家具的人家,即使是处长之家局长之家,一般也都得千方百计备下些木料,请木匠师傅给做。

被家具厂的“造反派”们“扫地出门”的“木工王”,身价不跌,反而倍增。在人们的广泛的需求意识中,仍是木工行业的“无冕之王”。主动上门央求做家具的人们无计其数。工期排得满满的。天天做也做不完。相求的人们,除了付工钱,照例还得要送份儿礼。八级木工的月薪是八十八元。“木工王”反而因为被妒得福,每月收入都在二百元以上。比家具厂的“造反派”们更有权势的“造反派”们也免不了有求他的时候。既求他,当然就得庇护着他点儿。家具厂的“造反派”们,尽管对他妒上加妒,却奈何不得他。他忙不过来,就要儿子做帮手,指导儿子学起木工来。所以我的“战友”在下乡前就是一名好木工了。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他下乡不久,主动要求调到了木工班。一年后,手艺超群显示,将连里一些从未受过指导的滥竽充数的木匠的手艺全比下去了。于是名声大噪。老职工、老战士、知青们都纷纷求他做各式各样的桌子,各式各样的柜子,各式各样的箱子。他从不收钱。收钱性质就变了。他很明智,恪守着不收钱的原则。以业余时间帮人忙播种人情。人缘广泛,口碑甚佳。

有一年团政委到我们连“蹲点”,先是发现我们连的知青几乎人人都有木箱。而且工艺都是那么的细致。漆色也涂得那么的棒。接着发现许多老战士老职工家里的桌子柜子,都是崭新的,样式又都那么的美观,大为惊诧。于是召开现场会,严厉批判用公家木料做私人家具的不良现象。批判了一通之后,对姚伦的木工手艺,却又赞不绝口。说想不到知青中会存在手艺如此高超的木工巧匠!说可惜知青中没有八级。若有,一定特批姚伦为八级木工!……

于是从那一天起,姚伦虽然姓名仍在连队的花名册上,但差不多属于半个团里的人了。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被抽调到团里去为各办公室,为礼堂,甚至为首长们个人做这做那。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了团里的“木工王”。最多时,手下指挥着二三十名木工。

那是他的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后来他结婚了。妻子是位漂亮又贤惠的当地姑娘。

他家里的家具的“腿儿”,也许是全团人家里最多的。

后来他有儿子了。

后来和大批知青一样,他返城了。

他返城时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因为妻子不是知青,落不上城市户口,牵连着儿子也落不上城市户口。于是他给各方各面的人白做家具,打通一重重障碍。他的木工手艺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年后他妻子儿子的户口全落上了。靠了木工手艺,他为妻子解决了工作,为他们三口之家谋到了住房——一幢新楼的一间半地下室。虽然是地下室,但在当年,相比于返城后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的广大知青,他还是幸运的,令人羡慕的。

但是他自己却不急于谋职。谋职对他并不难。他嫌正式工作工资太低。他成了返城知青中最早的一名个体手艺劳动者。每月一百多元,二百来元。今年干着,同时揽着明年的活儿,仿佛足以一直从容不迫地干下去。

相比而言,在返城知青中,当年他的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娇妻爱子、和和美美,衣食不愁,每月还有点儿积蓄。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的活法开始受到威胁了。涌入城市的大批的民工中,也有不少像他祖父那类背着工具箱游走于民间的木匠。尤其南方来的一些木匠,活儿做得也很细,工艺也很讲究。北方人又天生在许多方面迷信南方。于是南方的木匠们,在北方的这座城市特别吃香了。正如那句话说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他妻子就劝他:“活儿少了,只怕干不了几年了,趁早儿找个正式工作吧?”他却不以为然。说几百万人口的一座城市,到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木匠啊!我就不信南方来的木匠,会挤得我有没活儿干那一天。然而世事的发展变迁,远比他所预料的要快得多。第二年市里的某一家具厂与国外合资,引进了一条流水线。市场上出现了样式美观工艺上乘的组合家具,广告作得铺天盖地,迅速成为名牌。也迅速改变了人们的家具需求观念。翌年又有两家合资家具厂诞生。三足鼎立,展开激烈竞争。南方来的木匠们在家具厂的激烈竞争中,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撤退了。他也陷入了失业之境。他当然就不得不急着谋职了。“会什么?”“木工活儿。我父亲是当年本市的‘木工王’!……”“是么?可我们不需要木匠啊!除了木工活儿你还会什么?”他不得不承认,除了会木工活儿,再无所长。“那,我们缺个勤杂工你干不干?”“勤杂工?”“就是打扫厕所,打扫环境卫生的人。”“这……每月多少钱?……”“二百多吧!”“其他呢?”“没什么其他了!”斯其时已是九十年代初。他已经四十余岁了。物价早已涨了几倍了。下岗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倍觉受辱。自然是不肯干的。但是四处碰壁,所遇情况差不多。他在失业之境中闲了两年。早些年的积蓄花光了。每月只能靠妻子的低微收入勉强度日了。那一种闲可不是他情愿的,也是心情非常愁闷的。

城市非但不再需要细木工了,甚至也不再需要车工、钳工、铣工、刨工了……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彼生此亡,日新月异。对一部分人,一个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机会多多的时代,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示意。对另一部分人,这时代六亲不认地鄙视地板起了面孔,冷冷地宣布他们为多余的人。

今天,你在任何城市里都难得看见背着工具箱走街串巷的木匠了。哪一座城市每年不搞几次家具大联展大甩卖呢?

他曾经朋友介绍在一个室内装修队干了两个月。可室内装修他是生手,也根本无须太高的木工技能,一切也都是流水线上生产的规格化了的材料。往往只需拼贴粘牢就是了。而且其美观程度,远非一切能工巧匠的手艺达得到的。规模生产的工艺水平,对工匠们的劳动方式的淘汰,竟是那么的铁面无情。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中出了一批又一批装修业的行家里手。他在装修队只配给他们当小工,整日被呼来唤去支使得团团转,收入当然是很低的。他的自尊被瓦解,只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

他也曾背着工具箱到郊县甚至农村去找活儿干。但是郊县和农村的人家也不自备木料请匠人做家具了。到城里收购旧家具,不是更便宜更省事么?何况,城里又兴起了旧家具拍卖业。很新很适用的家具,只因样式过时了,城里人家就卖了。大衣柜才三四十元。写字台才二三十元。一对箱子往往只标价十五元。有些正是他十年前亲手做成的。当然,郊县和农村也还有要修理家具的人家。可单靠挣点儿修理费,他是养不了家口维持不了生活的。

他设油锅炸过油条。炸油条相比于学成一名业熟艺精的木匠,当然是简单容易的。但他每每守着油锅,思想开小差,回忆自己当年是一名好木匠的好日子,并长吁短叹那好日子的不再复返。结果油条不是炸焦了就是缺火候。不久便干不下去了。

他也摆摊儿卖过菜,但不善吆喝,也吃不了那份儿起早贪黑的苦,尤其耐不住那种一上午或一下午无人问价空守摊位的寂寞。一个月算下来,没亏没挣,白干了。因白干而不干了。

他妻子偏偏那时下岗了。

他心情灰颓,忧上加忧,开始借酒浇愁,渐渐酗酒成性,沦为酒徒。

去年,我有一位朋友组成了一个建筑施工队,干得挺红火。我想到了他,赶紧去信替他联系。朋友回信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就让他来找我吧!不必他干什么活儿,打算让他当个小工长。工资嘛,也保证不会亏待他的。

我正替他高兴着,却有确凿的消息传来——他自杀了。

噫吁呼!

我为他的死难过了许多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因他而思考时代的变迁。觉得“发展”二字,既是一个给许多人带来大机遇大希望大转运的词,也是一个使许多人陷入窘境困境懵懂不知所措的词啊。它包含着相当冷酷的意味儿。

一个这样的时代正逼近我们中国人的面前——它的轮子只管隆隆向前,绝不为任何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稍等片刻。你要么坐在它的车厢里,它的车厢的等级是分得越来越细越多了。你要么跟着它的轮子飞跑疲于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时跃身上车。你要么具有根本不理睬它开到哪儿去的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有资格并且自甘做一个时代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对它的多变性冷酷性预见不到估计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轮下……

几乎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得不经常想到——今天对于我们已习惯了的活法,可能明天早晨醒来就被彻底扰乱了。并且都不得不经常问自己——那时你还怎么活?

也许,从今以后,父母在儿女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有责任使他们渐渐明白——他们必须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设想起码三种不同的活法。从好的到糟的。而且使他们渐渐明白,只要人留意关注时代,那么它将要甩掉某些人之前,总是会显出些迹象的。忽略了这些迹象的发生,不再是时代的过错,而只能承认自己对自己没尽到责任了。

当然,也应讲到这一点,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从好的活法跌入糟的活法,其实并不意味着处境绝望,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只是需要耐心和承受力,经得起摔掷的自尊和从头来过的自信罢了。正如儿童搭积木,一次次倒了再一次次重来时需要耐心和自信一样。

有所准备的人,必能从糟的活法重新过渡向另一种好的活法,避免被时代碾在它的轮下。

它不偿命。

人对待它的最不可取的态度是轻生……

11.站直了,不容易

有一部国产影片的片名叫《站直啰,别趴下》,反映的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俗常生活形态。

这部影片的片名每使我联想多多。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他是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

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

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 ,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