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电视台公开招聘节目策划人，中文学子应聘时的表现，不应太逊于广播学院毕业的学生吧？这二者之间真的有什么大区别吗？从前是有的。如果人家的专业又加上了较好的中文从业水平，当然表现就比你好。如果你的中文水平高于对方，再附加上和对方差不多水平的电视节目创意能力，那就说不定你比对方的表现好了。实际工作中谁更是强者，那就得考察者拭目以待了。如果你的中文不是有水平，不是在“活的”中文能力方面较强，而是很“水”，甚至那一种能力被你在大学时期舍弃了，用仅仅的英语能力“取代”了，结果以后不能从容面对“知本”转移的考验，那就怨不得别人，也怪不得中文了……
当然，大学里中文本身的教学，也存在着一个“活”起来、内容丰富起来、较紧密地结合社会和时代对中文之新要求的问题。
在今天，大学的中文教学，如果因了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压力，忙不迭地去迎合之，以直接的从业能力取代中文传统教学内容，未免太急功近利了，那是很不对的做法。那样，大学之中文系，就成了“培训班”了。
但，倘大学的中文教学，一味承袭从前的传统教学内容一成不变，在今天，无论怎样说，也应视为对中文学子的不负责任。总而言之，大学之中文教学，也首先存在一个“中文＋？”的问题。我能告慰同学们的一点，那就是——几乎一切大学的中文系，都在思考、研究和实践着“中文＋？”这一点，对于一切从事大学中文教学的人，也首先是一个“知识附加”的要求。正如我到了大学里，对自己，必须有一种中文知识系统化、全面化的“附加”要求。
诸位，最后我要说的是——尤其诸位中学着中文的同学，打起精神来！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唱得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是的，路在我们脚下，路在教者脚下；路在你们脚下，路在学者脚下。中文学科必须附加传统中文理念以外的什么。让我们共同来为此努力！……
2 关于《三国》及其他——答学子问
问：老师对《三国》有什么看法？
答：同学，你是不可以这么向我提出问题的。因为并没有什么所谓“三国”，而只有《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三国志》属于史类书，在史方面的价值，几乎可与《史记》相提并论。《三国演义》则是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当得起具有史诗性的文学作品。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问：可老师您看，我手中的这一本书，书名就是《品三国》啊！
答：你买的是盗版书吧？嗯，果然是。这书名是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的，仿佛世上真有一部书是《三国》似的。明明没有，《品三国》又从何谈起呢？但是民间有一种说法：“老不读‘三国’，少不看‘红楼’。”“三国”指的是《三国演义》。可见《三国演义》是可以简说为“三国”的。也许，易中天用比较之法，从《三国志》讲到《三国演义》，再从《三国演义》讲到《三国志》。他究竟是以《三国志》为讲说的主本，还是以《三国演义》为讲说的主本，我也不清楚。依我想来，大概是以后者为讲说的主本吧。既然他又讲到了“志”，又讲到了“演义”，书名定为《品三国》，也没太大不妥。我们在语言习惯上是有意会空间的。普遍能够意会的说法，就等于普遍的认可；好比世上从没有人卖过“汉堡”，更没有人买过“汉堡”，但谁既然出现在面包店里，要买“汉堡”，售货员小姐并不会对谁翻白眼，她肯定明白你其实要买的是什么。但你们既然是学中文的，对表意的严谨性要有更确切的要求。在我看来，这一本书的书名如果印成《易中天品“三国”》，似乎更好一些。对于“三国”二字，引号或书名号，运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引号具有姑且言之的意思，而书名号意味着实际存在……
问：老师看过这一本书吗？
答：大致翻过。
问：也在电视里听过易中天的讲说吗？
答：几次而已。
问：老师有什么印象？
答：两点印象较为深刻。他的讲说是准备相当充分的。如果大学老师们在学校里面对学子们讲的每一堂课，都能准备得那么充分，对于学子们实在是幸事。说来对不起你们，我有时给你们讲课，由于对内容过分的自信，往往没有讲稿。而我的体会是，即使再胸有成竹，有讲稿那还是比没有讲稿效果好，没有讲稿难免就有废话。一堂课仅仅四十五分钟，废话多了，岂不等于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以后会改，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再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易中天是一位对镜头相当适应的教授。其对镜头的适应性，与余秋雨不分高下。依我曾在电影厂工作二十余年的感受看来，倘经导演调教，此二人都是可以演影视角色的。演主角当然不行，主要配角也不行。但演知识分子型一般配角，我感到他们是能胜任的。别笑，我这么说，对他们丝毫没有讽意，是从正面来肯定他们的一种潜质。据我看来，在大学教授中，对摄像机镜头特别适应的人是很有限的。许多教授讲课水平很高，但对面架一台摄像机的话，他们的水平就反而大打折扣了。
问：老师不是也经常上电视吗？
答：不能说经常吧？如果让我面对电视摄像机讲课，水平至少会降低两分；而易中天和余秋雨，也许会反过来。这是潜质上的差别。
问：如果由老师来讲《三国演义》，会怎么讲？
答：我根本就不会给你们讲《三国演义》。
问：如果我们强烈要求呢？
答：那我会特别恼火。
问：为什么？
答：《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志》，它已经是半白话了的文学作品，都读大学中文了，自己还看不懂？还需要老师来讲？今天的时代不同于以往，一概相关的知识，按两个键，电脑上全呈现出来了。非但我自己不会讲，如果哪一位我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来讲，一讲十几堂二十几堂，那我也要找系里替你们学子提意见的。
问：替我们？
答：当然是替你们，难道会是替别人吗？好不容易考到一所北京的大学里来学中文，父母花钱供着，是供你们在大学里听人讲“三国”的吗？
问：照老师这么一说，大学里就根本不该讲“三国”了吗？
答：用一堂课两堂课开一次讲座是可以的。在大学里，对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开讲座我是特别支持的。但若当成正课来一堂课接一堂课地讲，那是误人子弟。好比我，每星期只给你们上两节课；如果我居然哪一个学期给你们讲了整整一个学期的《红与黑》，那我不等于混工资吗？在大学里，是不可以像电视大讲堂里那么讲文学名著的。名著一定要由你们自己来读，也值得你们读。你们也读了，和老师一起来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这才是我们大学这一种课堂的风格。还以《红与黑》为例，于连这一人物，还有德·纳瑞夫人，还有将军的女儿玛特尔，他们既不但值得我们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去分析，也还具有很高的心理分析的意义。依我的眼看来，不但这三类文学人物，连同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在现实中国人中都是能发现翻版的。还是刚才那句话，《红与黑》值得老师用两堂课来谈个人读后感，值得我们师生用四堂课来共同讨论，前提是你们必须读原著。但如果你们并不读原著，大学中文课变成了老师讲小说给学子听，那和小学有什么区别？小学还要共同读课文呢。
问：老师是不是对易中天讲“三国”还是有些不以为然啊？
答：否。我再说一遍，在我看来，易中天肯定是一位能把自己要讲的课讲得很好的教授。但你们应留意到，喜欢听“品三国”的，比例上还是以老年人居多。《三国演义》虽是名著，但真正读过的中国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是通过别的方式了解“三国”故事的，比如连环画、评书、戏剧、电视连续剧等。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虽有读文学名著的愿望，但一生因工作忙忙碌碌，没时间读。老了，眼也花了，再想读吃力了。这时，有人通过电视讲堂讲给他们听，那是对于他们的文化服务啊。在外国，从前有一类人叫“代读人”，多数是勤工俭学的大学学子，上门去为别人读书。听的人主要是一些老人，或病在床上的病人。你们都知道，******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但他晚年视力不好，读不了啦，也请学者教授去为他讲书，并和他进行讨论。这毕竟体现人和书的亲情，无论如何是正面的人类文化现象。还有一点那就是，目前电视中适合老年人看的文化节目少。我指的是文化节目，不是文艺节目。但许多老年人对具有文化含量的节目，那还是很需求的。讲解文学名著，自然属于通俗文化节目，受到欢迎合情合理。我们的国家电视台划出时段，也自然是为了给中国的老年人讲中国的名著。比起来，中国古典名著的名著性质最无争议，“三国”也最适合讲给老人们听。在电视里讲《水浒传》不好讲吧？《聊斋志异》不适合老人们来听吧？也不好讲什么西方名著吧？《战争与和平》是名著；《悲惨世界》也是名著，但中国的老人们不会太感兴趣吧？
问：可不少青少年也爱听易中天、于丹开的讲题……
答：我们的青少年自己读书的时间也很有限啊！都知视觉和听觉相比，视觉是极容易疲劳的。视觉的疲劳，也即意味着一部分脑神经的疲劳。阅读只有对于养成了阅读习惯的人才是轻松愉快之事，反之是苦事。人为什么爱读故事性强的小说呢？那是由于大脑被故事引起的兴奋，强过了视神经引起的疲劳。所以年轻人得到一部喜欢看的小说，往往一天就读完了。但在医院里，医生是限制病人读书的，却并不限制病人听音乐、听评书和相声，有时还予以支持。眼睛用得过于苦，会使人头发早白。但听音乐、评书和相声，绝不至于出现使人头发白了的事情。在看书和听别人讲书两者之间，大多数人宁愿选择听别人讲书，这是符合人的视听官能之特征的。以听别人讲书代替自己读书，是一种惰性表现，但这种惰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青少年读书，往往一时不得要领，先听听别人怎么讲，也是好的。但唯独对你们大学中文学子要有例外的要求。你们的专业对你们的要求乃是以读写为主，听辅助之。遗憾的是，现在反过来了。大学中文之教与学，也变成“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了……
问：老师对《三国演义》这一部小说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