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在田间劳作——一类士大夫见了赞曰：美哉，劳动乃人第一需要。另一类士大夫见了叹曰：悲夫斯人，请怜悯则个吧！
故都是士大夫文人的矫情和造作。
前者如倒剪双手，屹立舟头，从纤夫们的脊背和吃力迈进的腿，而观美妙。后者如上帝的化身，以为那怜悯对农夫是需要的。
而农夫们却是依然要劳作于田间的。
传统的农民是绝对并不俗气的。起码不比丧失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更俗气。
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更是典型农民的形象。他们不至于二杆子到视自己为伟大的劳动者的地步。也没那么多的自悲自叹自哀自怜。当人并不认为自己值得怜悯，怜悯就十分廉价。
《哦，香雪》塑造了从从容容的农民的典型。如香雪的父母，他们并不浑噩。因为他们有追求。他们并不想象进而嫉妒城里人的生活，也就没有嫉妒的痛苦。攒鸡蛋，筹划买牛，他们的生活有动力。开辟一块小小的园地好不容易——但他们劳作得很从容，并且从容地得到了收获。
他们的脚踏实地、从容不迫令我们肃然。
是铁凝和王好为唤起了我们对他们的肃然。怜悯对他们没意义。这一种肃然却对我们大有裨益，比照出了我们在现实面前缺乏现实感。正是在这一点上，铁凝创作的感情投入，超越了低层次的给予，达到了高层次的对香雪及其父母们之心灵的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好为对铁凝也达到了同样的体会和领悟，并且从从容容地将这一种体会和领悟电影语言化了，这是难得的艺术合作，对双方都是难得的。
香雪是一个纯厚乡土造就的善良小精灵，纯厚的乡土在中国广袤而贫瘠的大地上还可以找到许多处。凡贫瘠的土地必有人心纯厚的一面，否则赖其生活的人们就没法活下去。纯厚人心是人与贫瘠土地抗争的本能。贫瘠的土地不但培养纯厚之人心，也嬗变之，并最后以愚钝扼杀之。
香雪会这么个结果吗？
也许终究会。
但我们毕竟看到了不会的根据。
香雪不是问火车上的人——北京的大学收台儿沟的人吗？
这句话相当重要。
一句话立稳了一个人。
香雪不愿欠任何人任何一点儿什么。画家送她一幅速写，她冒雨回报一篮玉米。
她向火车上的人兜售东西，当人问价，却说：“你看着给吧！”
于是一切城里人的优越感被这心性水灵灵的乡村少女的诚挚所扫荡。
这是一种柔和温馨的且有力度的扫荡。
香雪是善而强的一个典型。因其善而美，因其强而愈美。
香雪好比他父亲替她做的那一个铅笔盒。只有那样一个铅笔盒，我们仍可指着说——看，它原本是大树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恶而强的人太多，生活必变得邪恶。善而弱的人太多，生活必平庸得令人沮丧。只有善而强的人多起来，国家才振兴，民族才优秀。
香雪使我们对生活感到安慰。
哦，香雪……
流响出疏桐，非是藉秋风——悠悠地送将过来的一带箫吟，也不知是铁凝吹奏的，抑或她和她的伙伴们……
17 读赏张鸣
起初记住了张鸣这个名字，是因为《读者》转载了他的一篇文章——《马屁与露丑》，自然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文章和文字有关，从乾隆皇帝点到陈****再点到时下大陆的“拍马屁”现象，挖苦得很是痛快。
这类杂文，我也是每每写的。自己也写杂文的人，读别人的杂文，难免麻木。但张鸣这篇杂文中的一行字，却使我从而记住了他的名字。他讲乾隆当年为“灵隐寺”题匾，“结果把个繁体灵字的‘雨’字头写大了，下面一大堆零碎，不好安排，另要纸重写，又略显尴尬。”旁边善于拍马屁的大臣见了，在皇帝耳边嘀咕了几句，于是龙颜大悦。而至今“灵隐寺”匾额上写的仍是“云林禅寺”四个字……
繁体的“云”字比繁体的“灵”字笔画少，那大臣倒也算智慧。古今中外，拍马屁的现象多了去了，以上例子，也就只能说是一个一般的例子，并不特别的精彩。即使和露丑联系起来针砭，也是如此。
但“下面一大堆零碎，不好安排”一行字，当时令我这个操文弄字了三十来年的人，几乎失笑。暗想，倘由我来写，头脑里肯定是派生不出那等样的词句的。似乎信马由缰的写法，仅十一字，将乾隆那会儿的不知所措处理得跃然纸上……
后来，作为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的评委，我便得到了他的两部书——《历史的坏脾气》和《历史的底稿》，都是出版社推荐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国书馆分发给评委。而这两部书，我都相当认真地读了，自觉受益匪浅。张鸣的书中，有知道，有掌故，有见地，有思想，读来还特生动，因而有趣。尽管我很喜欢他的书，却并没有力主他的书获奖。事实是，在“文津奖”两届评选活动中，在最后几十部书过评委们这一关时，他的书的得票率从未进入过前十名。内容属于史类书，文体属于杂文书，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评委们，张鸣的两部书分明有点儿另类。国家图书馆之评奖，不消说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是“别太另类”，偏偏他的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一行声明似的字。
然而我作为一个读书很杂的人，却没法儿不承认，我确乎是很喜欢那两部书的。进而，对张鸣这个人也不由得喜欢起来了。虽然到现在为止，我和他互是陌生人，连彼此的一句话都没亲耳听到过。从作者简介得知，他在人民大学教书，那么和我是同行，以下我当称他张老师。
我觉得，从张老师的两部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晚近中国的史况，巨细无遗，分明是详熟于胸的。史况是由史事酝酿而成的，史事是由史中人物们行动而成的。谈到史中的人物们，我以为，和我的专业文学则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史中的人物们皆活生生过的人物，而文学中的人物大抵是虚构的。两类人物间的区别是常识，这点儿常识我还是有的。我的意思是——倘“文学即人学”这一理念成立，那么以“人学”的立场或曰角度来审视、来析评史中人物们，则非但并不有损于史学的庄严，反而能大大促进我们今人和史的关系，遂从史中获更多更细的感悟。史识大抵是宏观的，史事却必有细节若干。那些细节，往往是由人是怎样的人才决定的。张老师的眼，从史事现象和史性人物们身上，看到了不少“人学”的因素，这是他的书令我刮目相看的一方面。当然，举凡历史人物传记类的书，大抵也都是很“人学”的书。但张老师的书中，每个历史人物仅一千几百字地写来，闲聊似的，便使读者对某些历史人物有了更新一点儿、更细一点儿的印象，这怎么也不能不说是一类书的价值所在。比如《历史的坏脾气》一书中那篇《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张老师这样写道：“事实上，宋美龄虽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十二万美金，她唯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在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作为一家之言，我以为，张老师的观点无疑是具有专利性的。我比较的孤陋寡闻，此前关于宋美龄的传记读过几种，相同的观点从未读到过。
由是联想到我们的一些腐败官员，口口声声标榜要为劳苦大众亦即“无产阶级”谋福利，人生观却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他们是绝不满足的。贪污受贿十余万美金，对于他们实在是太小意思的事了。这就很耐人寻味。我接触的史界人士有那么几位。一般而言，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的“耙梳者”，善于将某一段历史“耙梳”得特别清楚。但那清楚，更体现于对事的清楚。时间、地点、国内外史况、社会风云背景，谈论起来不会有误的。至于人物，往往也能说出些观点。但那些观点，却并不是自家的。听后想想，几十年前，别人们也都是那种观点。这类史界人士，我一向也是尊敬的。研究史而对于史具有了一等的知性，自然也是成为史学问家的资本。
史界另有一类人士，我是打心里更加尊敬的。他们同样对于自己所研究的某段历史了如指掌，且不仅于此，还总是有些个人的想法，或曰“识性”。
张老师对自己的史性杂文（姑且言之）作出过这样的表明：“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在面对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如果非要写出点东西，往往在于这故事背后的东西。如果我认为发掘不出来什么，那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当然，我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也从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谓思想框架给历史以某种解释。”
他属于我更加尊敬的一类人士，纵使他并没有自己的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
而且我一向认为，对于人类的史，对于一个国家的史，预先既定了某一种思想体系去加以解释，是否便更符合史学的原则，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又，我还很喜欢张老师这两部书的文笔。晚近的中国，处于“后文言”与“白话文”的国文更替时期。他的文章，有“后文言”的点滴痕迹。读着读着，冷不丁一个特文的词汇入眼，如“孑遗”之类，但毕竟不多。我指的主要是他的行文句式——文言中长句式是极少的，“后文言”时期亦然。都说鲁迅将文言与白话结合很好，在很大程度上乃因他深谙了文言短句式魅力的要义，张老师在这方面分明也驾轻就熟了。他的行文，像老马夫铡料草，长也长不到哪儿去，短也短不到哪儿去，于是视觉效果舒服，读来也易上口。但我并不是说他的文风便像鲁迅了。太不像了，完全两码事。他的文章，时下文风的调侃特征是显然的。比如他写张勋，说江西奉新县的百姓，当年“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80后”似的行文。
说晚清某亲王的风月之事泄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
不但像极了“80后”之文风，简直还像极了“80后”小女生们的文风。我这么看，并无贬义。依我想来，一个年已半百的大男人，笔下每现“80后”们也似的句式，证明着具有操作文字的特青春的心态。而这一种操作文字的心态，与他那一种审视历史的相当老到的眼光相结合，恰是他的史性杂文的与众不同之处。
并且他也绝非一味儿在文风上“傍少”，他的文章，对语言显然是很在乎的。
比如写张勋的沽名钓誉，乐善好施——老乡求到门下，便“吃穿度用，一切包圆”。委实是有意趣的句子，八个字中，文也文了，白也白了，雅也雅了，俗也俗了。
看来，张老师下笔，心理上没有那种不好的修辞暗示，即我乃大家，文采亦当华美。
又比如他有一篇写到李零（对我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现实中的李零很淡，不好看，言谈也没有多少魅力，不抓人。”
这等句式，在我这儿，即使头脑中侥幸冒了出来，紧接着也必会自己个儿否定掉的。什么叫一个人“很淡”？什么又叫一个人“不抓人”？如此庸人自扰，笔下自然也就出现不了特“筋道”的句式喽。“很淡”和“不抓人”，我以为体现着人对文字妙趣的悟性……读书界和写书的人之间，也是需要一些相互勉励的。我将我的读赏心得奉献给张鸣老师，权作元旦拜年。好在他我素昧平生，不至于引起吹捧之嫌……
18 一个人的文史哲
由我来写何兆武先生之《上学记》的获奖评语，心有荣幸，并且，愉快之至。我不说荣幸之至，偏言愉快之至，乃因我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荣幸”一词已被用得很多，真愉快却较难得了。我读何先生此书，真愉快是第一体会。故我要格外强调这一种真愉快。何先生此书的书名，起得实在是很普通。其封面设计，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点儿不普通的倒是，印在封面的何先生的名字和撰写者文靖的名字，竟是那么的小。这都是意味深长的。我的书，新作也罢，旧作也罢，书名姓名，却是越印越大了——因为何先生不是我：我以后，大约也是成不了何先生那么一种人的，但我愿争取。
这是一部由何先生口述、文靖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三万三千册印数足见它是受到某一读书群体关注的，这一点同样耐人寻味。
清华葛兆光教授为此书作序；“序”也很好。撰写者文靖的“后记”亦好。何先生的口述也罢，葛兆光教授的“序”和文靖女士（想来是位女士）的“后记”也罢，都具有一种极平静地表达人生感悟的修养。他们的真性情真思考极平静地流淌为文字，自然而然，于是使此书像上品的瓷器，呈现明透纯净之品质。
“序”中有一个细节——葛兆光教授去医院探望八十五岁高龄的何先生，见病榻上的何先生手持一卷《资治通鉴》……
据我所知，早年在清华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先生，曾主张文、史、哲三科通教通学；我认为这是很有见识的主张，虽然现在做不大到了。但事实证明，凡在以上三科卓有建树之人，几乎无一不是自己做到了通学的。
我觉得，何兆武先生身上既体现着文对一个人早期的熏陶，也体现着史和哲两方面知识对一个人后来的有益浸淫。而这就使一个人的文化思想修养，达到了一种再也无须矫饰什么的境界。所以这也是一部多处闪耀思想智慧的书，而绝不仅仅是旧事逸事钩沉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