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真是人类的天性，怀疑也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社会的秩序，需要靠某些共识来维系。共识就是大家所认为是对的，反之为不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普世原则，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些道理而已。普世并非百分百的意思，是绝大多数的意思，使百分百的人类接受同一道理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有些道理，显然是接受的人越多越好。怎么才能使更多的人虔诚接受而不怀疑呢？除了将某些道理视为真理，似乎也再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便是“真理”一词从宗教中被借用到俗世中的目的。
四、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即使在自然科学界，“真理”一词也不常被使用了。因为，人类已经取得的认知自然世界的成果，其实用自然世界的真相来表述，显然比“真理”更为确切。何况，许多真相仍在被进一步探究，探究的动力依然是怀疑。而所谓“真理”，是不允许被怀疑的。而不允许怀疑，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五、在一切社会学话题之中，“真理”一词更是极少被用到了。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某些普世的价值观念、普世的原则，历经文化的一再强调，已经被主流认可，人文地位相当稳定，进一步成为了不可颠覆的共识。既然如此，那样一些道理，又何须偏要被说成是什么“真理”呢？比如人道主义。
六、当代人慎用“真理”一词，将从宗教中借用的这一词汇，又奉还给了宗教，意味着当代人对于自然科学界的“真”和社会现象中的“理”，持更加成熟也更加明智的态度了。科学真相比之于科学真理，表意更准确；普世共识比之于人间真理，说法也更恰如其分。今天，“真理”一词除了仍存在于宗教之中，再就是还存在于古典哲学中了。可以这样讲，真理和道理，哪一种理的真更多一些、骗更少一些——此争论，除了公开发生在两位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别国知识分子之间，是不太会发生的。
七、那么，是否意味着两位中国知识分子闲极无聊，钻牛角尖呢？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认为。事实上我相当理解他们——在从前的中国，有太多的歪理，以“大道理”的强势话语资格，甚至干脆以“真理”的话语资格，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不允许人们心存任何一点儿怀疑，要求人们必须绝对信奉。这一种过去时的现象，给两位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印象也许是直接的，也许是间接的。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文章，对今人做他们认为必要的提醒。我从中看出了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
八、我进而认为，表面看起来，他们的观点是那么对立，其实又是那么一致。一言真理才真，道理易有欺骗性；一言道理普世，于是为真，“真理”往往披着真的袈裟，却实属荒唐，怎么说又是“那么的一致”呢？
在从前的中国，歪理有时以“真理”的面目横行，有时也以“道理”的说教惑人。故一人鄙视那样的“真理”，一人嫌恶那样的“道理”，所鄙视的、所嫌恶的，都是实质上的歪理。
所以我说他们又是那么的一致。
究竟歪理伪装成真理的时候多，还是伪装成道理的时候多，这倒没有多大争执的必要了……
6 关于好人、坏人
前周课上，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一话题。下面我谈我的看法，讨论是由易中天先生的一段话引起的，我先将他的话抄在黑板上：
我们中国的道德评价有个很坏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善与恶。其实君子与小人，都处在中间地带。两端是什么呢？是圣人，圣人的等级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恶人。大量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
有一位解正中先生，在《书屋》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先生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圣人即好人中最好的人，恶人即坏人中最坏的人，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认为有圣人和恶人存在，却不承认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于是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读了解正中先生的文章的主要段落；首先我要称赞，他的文章文风很好。尽管是反驳文章，但并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态度温良，词句厚道谦和，所谓“君子文风”是也。这一点，即不但我要学习，同学们也要学习。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极尽羞辱攻讦之能事，仿佛只有这样才算高明，此等文风大不可取。切记。
解文进一步认为——好坏善恶之分，这一种对人的评价，外国也是如此的，不唯中国文化仅有，因而可以说是普世的。如果说这样的评价区分是“很坏”的，那么就等于说全世界的文化在此点上都“很坏”了。
解文以上的两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分法，我和同学们，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即普通人，寻常人。如果在我们看来，两端的人其实无所谓好坏，圣人非好，恶人不坏，那我们大多数人，还配叫做人吗？易先生所谓的君子和圣人，还值得为一个好坏善恶不分的人类社会而君子而圣人吗？
如此说来，易中天先生岂不是说了段该遭到千夫所指的话了吗？
我觉得，也不是的。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本意上去理解易先生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理解的他的话的本意应该是——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是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分类的。而在文学、戏剧、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尤其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区分。
比如曹操，他在判断力混乱的情况之下，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还一不做二不休，连沽酒归来的吕伯奢老汉也杀了，这是很罪过的行径，但却又不能简单地便认定曹操是一个坏人、恶人，因为他的杀念，委实并非起于他内心里一贯的“坏”。同样是这一个曹操，大军进发，马踏禾田时，他不是体恤到了农民的辛苦，命将士绕路而行吗？
《红与黑》中的于连，好人乎？坏人乎？
《九三年》中的朗德纳克，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阵营的统帅，一个“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他镇压起革命者及其家属来，冷酷如杀人机器，但是，他却又不顾个人安危，重返埋伏圈内，为的是救三个被困在火屋中的流浪孩子，结果被公社的联军士兵们俘虏……
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
公社的联军司令官叫郭文，他认为他不能下令枪决一个刚刚救了三个流浪儿的命的人，尽管对方是公社的头号死敌。他放走了朗德纳克，结果自己被公社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他的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看，我们有时不但难以简单地用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而且连他们的行为的对错都难下结论了。易中天先生的话，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点：
一、人的一生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因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可能变化的个体。穷的有可能变富，富的有可能变穷，普通的有可能变得不普通，不普通的有可能变得普通；同样，曾经的好人有可能因一念之差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曾经的坏人忽人性转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是“盖棺论定”。而这一句话恰恰证明，在对人作道德评价这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东西。故连陶渊明都叹：“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意思是，虽棺已盖，却还无定论。
二、人类以往的历史，风云动魄、铁血惊心的时候多，中国的历史，尤其如此。至20世纪80年代前，几无好年头。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霸业的、家国的、阶级的、政治集团的、个人追求与主张的林林总总的外因往往推动、影响乃至迫使人做出这样那样非主观意愿的抉择，因而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便很容易犯低级的错误。比如中国的从前，将人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便是很坏的做法。而“黑五类”中，便有“坏分子”一类。“文革”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原来他们即使算不上是好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坏人。
三、时代毕竟不同了。但正因为时代不同了，好人坏人也更容易区分了。一个良好的时代，绝不是一个不分好人坏人的时代，而是一个对坏人的界定更严格的时代。比如在从前的中国，一个人若被判了刑，那么从那一天始，便无疑是一个坏人了。现在我们还这样认为自然就不对了。因为一个人被判了刑，只证明他犯了法，他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但恶人确乎还是存在的，比如解正文在文中所举的那类人——土匪、海盗、毒枭、黑恶势力头子、流氓团伙打手、谋财害命者、杀人放火者等，即使他们也有悔过自新的可能，但在此之前，视其为坏人，绝不等于是中了中国文化中“很坏的东西”的毒……
但是比较一下中西文化，也确有这么一种现象，即西方人一般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来评价人。对于西方人，更经常的说法是：“那家伙是人渣。”“那人是伪君子。”“凶恶透顶。”“危险。”“一个需要提防的人。”“一个仇恨社会的人。”“一个不惜用别人的生命换一听饮料来饮的人。”……他们为什么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呢？表意思维的习惯区别而已。“坏”是不具体的，因而不明确，仿佛把话说到家了，听来却等于什么也没说。通常情况之下，西方人的表意习惯更求明确性，如此而已。故绝不可理解成，西方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社会。那样的一个国家，古往今来，在世界上是不曾有过的……
7 关于不幸、不幸福与幸福
希腊神话中有所谓“美慧三女神”，她们妩媚、优雅、美丽，乃三姐妹，都是宙斯的女儿。一位是优芙洛尼亚，意为欢乐；一位是塔里亚，意为花朵；还有一位是阿格拉伊亚，意为灿烂。她们喜爱诗歌、音乐和舞蹈。一言以蔽之，人类头脑中的文艺灵感，得益于她们的暗示、启发和引领。故她们也往往被称为“美慧三女神”。除了她们，希腊神话中还有所谓“复仇三女神”、“梦境三女神”，也都是三姐妹。而在美术创作中，有所谓“三原色”之说，即红、黄、蓝。
我想这么比喻——不幸、不幸福与幸福，也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三原色”，也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每将面对的“三女神”。她们同时出现在我们人生某阶段的情况极少，但其中两姐妹接踵而至甚至携手降临的现象却屡屡发生，于是有否极泰来、乐极生悲一类词。比如：苏三的人生可谓是否极泰来之一例，范进的人生可谓是乐极生悲之一例。
我将不幸、不幸福、幸福比做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三原色”，并非是指以上三种人生状况与红、黄、蓝三种颜色有什么直接关系，我的意思是——如同“三原色”可以调配出“七常色”及“十二本色”；不幸、不幸福、幸福三类人生状况，几乎是各种各样的人生的“底色”。世界非是固定不变的，人生更是如此。“底色”只不过是最初之色。
我认为构成人生不幸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严重残疾与严重疾病。
二、贫困。
三、受教育权利的丧失。
四、由而沦为社会弱势群体。
五、又由而身为父母丧失了抚育儿女的正常能力；身为儿女竟无法尽赡养父母的人伦责任……
也许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姑且举出以上几方面原因。
在以上原因中，有个人命运现象，比如先天失明、聋哑、智障，患白血病、癌等；也有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苦难造成的群体命运现象，比如血吸虫病、瘟疫、艾滋病、战争造成的伤残与疾病……
一个人的严重残疾与疾病，每每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一个群体的不幸，当然也应视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幸。个人的不幸命运既需要社会来予以关怀，也需要个人来进行抵抗。
海伦·凯勒、霍金、保尔、罗斯福，他们证明了人生底色确实是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的，有时甚至可以改变得比成千上万正常人的人生更有声有色。
但不论怎样，不幸是具有较客观性的人生状况。这世界上没有人因残疾和疾病反而有幸福感。而某些自认为很不幸的人之所以并不能引起普遍人的深切同情，乃因他们的不幸不具有较客观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未将失恋也列入不幸范畴，尽管许多失恋的少男少女往往痛不欲生，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不幸，第一值得同情者。当然，于连是有几分值得同情的，因为他的失恋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疾病，那就是社会所公开维护的等级制。
很显然，同学诸位，皆非不幸之人。诸位能坐在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课堂上，应该说那还是比较幸运的。尽管大学一再实行扩招，却仍有一半以上你们的同龄人与大学无缘。其中许多人不是由于高考竞争的能力问题，而是由于自幼家境贫困，根本就丧失了竞争机会……
据我所知，同学诸位中，很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是不幸福的。为什么明明是幸运者，却觉得自己不幸福呢？这乃因为，对人间真不幸所知甚少，所见更少，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而对所谓幸福，却又欲求较多，定义得未免太过完满。窃以为，与不幸具有客观性相比，不幸福的感觉是常被主观所左右的。
我们中国的当下主流传媒有一大弊端，那就是——讳言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传和炒作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似乎时尚的、时髦的甚至摩登的生活方式，便是幸福的生活。而能过那种生活的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数。如此这般的文化背景，对新一代成长中的人，几乎意味着是一种文化暗示，即幸福的人生仅属于少数不普通的人；而普通人的人生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难有幸福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