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青
楔子：从民俗孝世象说起近年受命主编《崇州民俗志》，开展民俗普查，从基层报来的资料，随处可见一个久违了的命题——孝世象。这是前所未有的，和20世纪80年代初修志时大相径庭。记得，当时见到《剐儿滩》、《雷打庙》、《街子（该死）场的来历》之类带“孝”的资料，均视为“毒草”而拒之门外。如今，孝道光扬，孝行受到推崇，一届又一届的“孝亲敬老之星”评选活动，对那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新贵、暴富则弃如敝屣。对那些虐母弑父的“鸟兽”，即便成精化作“三头鹫”、“双面兽”，也一一为神（人）射杀灭绝；而对打柴晚归，途遇妖魔，英勇战死的孝子“石敢当”却视为驱魔辟邪的英雄，多由乡里集资刻碑，竖立路口、桥边或庭院。山村农户堂屋贴有“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对联。新婚花烛夜有歌谣：“一张红帕儿亮光光，几辈古人做比方。安安七岁把米送，三孝状元又一双。”有的乡规民约还提出，不孝敬父母者，一律不得选任干部的决议。孝童碑被毁，孝童村被撤，被“红头子”文件改名为××村，然而人们依然叫它“孝童村”。这些民众的情感，这些民俗的记忆，是怎么也抹杀不掉的。
由是，生发“野火烧不尽”的盛况；由是，唤起良多感慨，忆起诸多往议；也由是，笔者撰此论文，以应“中华孝道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征。
一、孝行历来受尊崇
何谓孝？《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意味深长的是甲骨文的“孝”字的造型就是一个长发老人，而金文的“孝”字更有意思，是一子扶持着一个驼背老人，两种造型的“孝”字，传递出来的信息都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与扶持。“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这种孝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挚爱，语言要和气，面色要和悦，行为要恭敬。始终做到和颜悦色，换取父母的欢心。诚如子夏所云：“为父母，能竭其力。”事奉父母，要做到尽心竭力。
虞舜孝感天地，华夏美俗流芳。早在周易时代，古先贤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实践中就已意识到孝行的要义，《周易·彖·萃》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来知德《集注》释：“尽志以致其孝。”认为毕恭毕敬的行礼就是孝。大倡孝行，对不肖子孙，还制定了焚、死、弃的严厉刑罚，《周易·离九四》曰：“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如果“被逐的不孝子返回，人们（就会）将他焚烧，治死，抛弃”。诗经时代的“风”、“雅”中，也有不少表现孝亲敬长、善事父母和祭享先贤的动人诗篇，有报答养育之恩的《诗经·唐风·鸨羽》，有尊敬父母娶妻必告的《诗经·小雅·小弁》和《诗经·齐风·南山》，还有孝顺父母应该成为效法榜样的《诗经·大雅·下武》，更有在“三献礼”中诵讲经书常用的“千古孝诗绝作”《诗经·小雅·蓼莪》。春秋末世，孔子承先启后明确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视孝悌为为人处世的根本，由此开创儒家重孝的传统。战国时期，专门论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孝提高到天地规律的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高度重视。汉文帝置孝经博士，汉武帝“以孝治天下”，奖励孝行，举为官。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帝王和儒、释、道诸家都曾为《孝经》作注，产生广泛影响。汉魏时期，在法律上确定了不孝为“十恶之首”的罪名。东汉时把《孝经》列为“七经”之一，唐代把《孝经》列入“十三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宋代，孝被纳入“天理”的内容，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则将孝视为普世性美德，倡行“知医为孝”，把医道也纳入孝道的范围之中。元代，郭居敬把汉魏、南北朝时期就已广为流传的孝行故事及宋辽金元墓葬中的孝行事迹，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编写成《二十四孝》一书，此后又有多种版本，多次刊刻，流传极广，其中很多故事，还编入《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童蒙读物，并通过“讲圣谕”、“说评书”等方式广为宣传，深入阎闾，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明代，朱元璋自称“孝子皇帝”，把孝视为“人道”之本，作为继承皇位的必备条件，明朝16个皇帝，有12个谥号带孝字，就连皇后的谥号也有孝字，如“孝慈高皇后”、“仁孝皇后”、“诚孝皇后”等，构建了一个史称空前绝后的“孝道王国”。清代顺治、雍正也亲自主持注释《孝经》，颁行天下。《大清律例·刑律》明文规定：“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民国时期，孙中山也很重视，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做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即便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是很讲孝道的，闻母病逝即奔丧，灵前抚棺恸哭，声泪俱下，写下《祭母文》和两副挽联。他说：“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
不仅在中国，日本孝谦天皇曾下诏令，各户须藏一本《孝经》，一日不可废也。韩国人为孝而生，为孝而死，国会制定奖励孝行的法规，政府推行孝的实践运动，民间组建有“孝学会”和“孝运动团结联合会”，大学专设研究学科，培养高水平的孝学者，用江原大学崔相翼教授的话讲，“韩国的孝思想源于中国，但其实行成果并不亚于中国”。在东南亚及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们道德是非的标准。
这种建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要且顺其自然而产生的孝行，实乃一种人性本能的反映，是对赋命养生的父母报恩的本性。任何人都在父母的关爱与护佑下成长起来的，“人少则慕父母”，成人之后，必然“亲其亲，长其长”，确是从人固有的本性中提炼出来的那些最符合人类生命发展需要的善良本性。孟子指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进而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而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论述，充分说明，生命力就是孝的本身，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丧失，也必然受到尊崇。
二、孝道的丰富内涵和实质
孝道源于自然的祖先崇拜，萌发于“以孝闻”的尧舜禹时代，雏形于西周时期，成形于春秋末世，发展壮大于“孝治天下”的汉代，盛行于唐、宋、元、明、清，五四时期受到冲击，1949年以后，从主流文化中消失，20世纪末回暖，现正在批判中得到继承与弘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谓何？皆因孝道的内涵太丰富、太博大、太精深，是深深扎在中华民族心上的文化之根，纵是八级地震也无法撼动。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义”和“仁义”，开创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承先启后，继承以往的孝道思想并加以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孝道文化观念和关于孝行为的规范原则。他把养亲和敬亲结合起来，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以敬把人与畜之养区别开来，敬亲是人所独有的；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众爱，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把弟子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作为仁与礼的规范要求和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他还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即指在丧葬时要尽其礼，追远即指在祭祀时要尽其诚，以表达对父母的深厚感情和追思父母的养育之恩，就能使民德归于淳厚，陶冶出良好的社会风气。其弟子曾参集天地孝义之大成而撰成《孝经》，其孝行卓著，堪称孔门“孝子冠军”。他把孝的范围和功能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引申：“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国）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也就是说，居家、治国、供职、交友、卫国都离不开孝，只要发扬孝道，不但家庭可以温暖，政治可以清明，上下可以团结，社会可以无欺，国家藩篱也可得固。
孟子继承孔子，强调孝子不仅要养亲，而且要尊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提出了“不孝”的五条标准：“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羞辱），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礼记》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孟子·离娄上》与之对应，还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焦循《孟子正义》释：“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仁禄，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荀子在孝道中强调道义原则：“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认为人不仅要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外出尊敬年长，对上顺从，对下诚恳，而且在君臣、父子关系中，要坚持道和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