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他一方面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另一方面强调要讲新话，要研究、回答和解决新问题。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向全党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体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成功地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并且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形成的又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特有的、完整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势态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新的科学判断；从而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邓小平强调：
“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获得了历史性的重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1956年到1966年，我国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这种错误，深刻地分析了它出现的原因，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与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这一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这一崭新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创新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群众的这种创造。他领导我们党从总结群众成功实践的经验中，也从总结某些工作失误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这一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阐明了争得较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研究了世界许多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这就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总结历史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江泽民是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历史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历程中，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觉承担起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这个理论的庄严的历史责任。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为此，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和中国新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把邓小平理论庄严地写在党的旗帜上之后，并没有停止实践的脚步，更没有停止理论创新的步伐，而是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动的历史时刻，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的历史时刻，基于对时代特征与国内外大局的清醒认识，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基于对党和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深刻关切，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明确提出：“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立论于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现实，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历史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接受新考验，赢得新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同任何科学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要求作为客观实际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间的推移、实际的变化，不断地用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来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时代的变化进行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现实的变化，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他们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结论，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还说：
“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改乃至予以摒弃，以适应新的实践的发展。因此，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9世纪40年代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宣言》发表后，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马克思、恩格斯还不断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并取得新的认识，在再版序言中对《宣言》作了多次重要补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正是依据实践的变化而修改已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才能不断适应实践的需要。
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时的资本主义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不同的许多新特点。列宁深入研究了当时俄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重要结论，从而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的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各国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正是在这一新理论的指导下，十月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条件出发，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国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冲破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平带领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情况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实践，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找到了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正确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证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